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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历史天成
“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名称流行于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这块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土地，由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组成，现包括10个国家，其中中南半岛与我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而南洋诸海岛国家则与中国的广东、福建、台湾、海南诸省隔海相望。对于东南亚地区，中国以往通称之为“南洋”。由于地缘关系，东南亚是我国周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各国都是我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
整个东南亚的政治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即古代（王国时代，分为奴隶制王国或封建制王国）、近代（殖民地时代）、现代（独立国家时代）、当代（后冷战时代）。每个时代，我国同东南亚各国都建立了和保持着程度不同的关系。
据历史研究表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分隔和技术上的限制，彼此之间仅有偶尔和有限的接触。双方真正发展往来关系，当从宋代开始。北宋末年，金军南下，宋朝被迫将京城由汴京（今开封）南迁至建业（今南京）。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南方人由于战乱或经济上的原因，长途跋涉迁徙到东南亚地区，开始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早期亲密接触。
明代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与东南亚各国广泛接触，进一步拓展我国与东南亚各地的关系，不少东南亚古国与我国建立朝贡关系和易货贸易关系。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远，双方往来也更加密切。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在礼尚往来之中，我国对东南亚各国颇多惠顾。直到清朝批准与东南亚的官方贸易，更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技术交流，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达到巅峰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国势衰竭，如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泰国除外）一样，中国也招架不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主权渐失，反过来连外交权也落入洋人之手，发展对外关系已有心无力。自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双方的官方关系基本处于停顿，但民间往来却仍络绎不绝。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由于兵慌马乱，天灾人祸频繁，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城乡居民为了谋生脱贫，纷纷下南洋，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持续100年左右，移居东南亚各地数以百万计，几乎东南亚的每个角落都有中国移民的足迹。他们不仅带去了强壮的劳动力和农业技术，开荒辟壤，发展农业生产，而且也带去了经商之道，开展商业贸易，还带去了中华传统文化，让其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生根、结果。
爱恨纠缠的跌宕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更是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处在同一个战壕，彼此团结合作，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着日本军国主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华侨青年踊跃参加东南亚各国的抗日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赶走殖民统治者，纷纷宣告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1950年，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先后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我国又分别与柬埔寨和老挝实现了邦交正常化。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国先后与印度、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参与万隆会议，努力促进新兴独立国家的团结合作。
1950至1953年，中国还全面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推动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为印度支那赢得了和平与稳定。但是，由于美苏争霸，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把整个世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在美国的教唆与挑拨下，有些东南亚国家也加入了反华反共营垒，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一直无法及时实现，甚至连华人与国内亲属之间的正常访亲探友也受到禁止。
获得独立的那些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外侨实行政治上同化、经济上限制的政策，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排华运动，导致中国与这些已建交的国家关系也多次出现紧张状态，甚至同印尼出现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形。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东南亚地区爆发了两次局部战争，先是美国为了控制东南亚以称霸世界而发动侵越战争，我国竭尽全力援越抗美，在国内外的反战声浪中，美军不得不撤出越南。美国刚刚退出越南战场，苏联急于填补真空，于是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一心想当地区霸主的越南公然入侵柬埔寨，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于是，中国和东盟各国一起，同声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揭露越南挑起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本质，最后迫使越南撤军柬埔寨。
其实，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老东盟国家就已经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东盟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其坚守中立化的主张表示赞赏和肯定；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也意识到中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主张对华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在1972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确定了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先后于1974年和1975年与中国建交，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新加坡，也于1976年5月由李光耀总理率团访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了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迫切需要谋求世界和平，缔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此，我国逐渐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把党的对外关系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区别开来，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尽量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恐惧；并乘改革开放之机，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促进双方开展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国政策的转变，换来了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松动和经济合作的热潮。1985年马来西亚终于放宽了该国华人到中国旅游探亲的限制，1988年废除了实行长达近20年的“中国货入口减征”制度。同年，泰中签立了关于促进保护投资协定和关于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协定，印（尼）中签署“谅解备忘录”，恢复中断了长达18年之久的直接投资，为恢复邦交正常化作了铺垫。1988年，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以元首和亲戚的双重身份访华与寻根，把中菲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进一步走向缓和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关系也不断升温。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的最初两年，中国与若干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同年10月3日与新加坡建交。1991年9月30日我国与文莱建交，同年11月与越南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至此，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已经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改善，经贸合作完全进入快车道。
后冷战时代 曙光初现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开始进入一个黄金蜜月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方高层领导互访日趋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高层互访大多在35至40次之间，这是以往所少见的；其次，中国开始了同东盟组织的正式接触和对话。1991年7月19至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同东盟外长就本地区的形势、合作以及中国同东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对话的开始。此后，中国外长每年都参加会议。1994年7月25日，钱外长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立场观点以及关于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措施。1996年中国首次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及东盟组织的关系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将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1997年12月15至16日，江泽民主席在吉隆坡分别出席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将建立全面的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共同的政治目标，确定了指导双方关系的“相互尊重，平等参与，对话合作，扩大共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着眼大局，求同存异”原则，这是第一次首脑非正式会晤达成的重要成果。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严重冲击地区经济，影响波及全球，其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首当其冲。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是年8月14日，我国政府决定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3至5年中期贷款，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援泰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动用10亿美元外汇基金，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泰国安排的融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排除外界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即使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力挽狂澜，为受灾国稳住局势，减少损失，做出了自己适当的努力，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高度负责的优良风范，与某些大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的理性与大度，赢得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国的高度评价。患难识知交，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行动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东盟上空的“中国威胁论”阴霾，东南亚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大幅提高，这为后来中国与东南亚在多个领域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合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最后，巩固互信基础，开辟合作新天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扩大，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中国实力进一步壮大，对外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已指日可待，东盟国家对中国又产生了新的担心和疑虑。中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在2001年朱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以加强双方和互利合作，共创多赢局面，立即受到东盟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反应。经过一系列筹划，2002年双方签订了《加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然后进入了紧张的实施阶段。
2004年双方领导会晤期间，签署了中国—东盟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区的建立进入了实质性全面启动的阶段，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增强双方的信任感，2003年温家宝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在《东南亚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签署这一条约。
这样，中国与东盟不仅在经贸合作上将更上一层楼，而且也把双边政治关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东盟进入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和平友好伙伴关系的崭新历史阶段。
面向未来
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也是令人比较满意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陆地边界划分、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端，在经贸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争端和摩擦等，以及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深层次因素引起的的误会、猜忌、疑虑甚至不信任的感觉。这些都会对双方合作形成障碍和阻滞。
所以，今后双方关系的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而是会有曲折和困难的。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双方合作的大局已成，这个大局的形成，既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潮，也完全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体现了双方合作的意愿，适应双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足的迫切需要。因而，它是不可逆转的，必将顺势向前发展。因此，未来双方睦邻友好关系和相依相傍的亲密合作，必将展现越来越美好的光明前景，对此，我们充满着信心！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供稿）
“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名称流行于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这块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土地，由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组成，现包括10个国家，其中中南半岛与我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而南洋诸海岛国家则与中国的广东、福建、台湾、海南诸省隔海相望。对于东南亚地区，中国以往通称之为“南洋”。由于地缘关系，东南亚是我国周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各国都是我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
整个东南亚的政治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即古代（王国时代，分为奴隶制王国或封建制王国）、近代（殖民地时代）、现代（独立国家时代）、当代（后冷战时代）。每个时代，我国同东南亚各国都建立了和保持着程度不同的关系。
据历史研究表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分隔和技术上的限制，彼此之间仅有偶尔和有限的接触。双方真正发展往来关系，当从宋代开始。北宋末年，金军南下，宋朝被迫将京城由汴京（今开封）南迁至建业（今南京）。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南方人由于战乱或经济上的原因，长途跋涉迁徙到东南亚地区，开始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早期亲密接触。
明代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与东南亚各国广泛接触，进一步拓展我国与东南亚各地的关系，不少东南亚古国与我国建立朝贡关系和易货贸易关系。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远，双方往来也更加密切。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在礼尚往来之中，我国对东南亚各国颇多惠顾。直到清朝批准与东南亚的官方贸易，更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技术交流，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达到巅峰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国势衰竭，如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泰国除外）一样，中国也招架不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主权渐失，反过来连外交权也落入洋人之手，发展对外关系已有心无力。自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双方的官方关系基本处于停顿，但民间往来却仍络绎不绝。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由于兵慌马乱，天灾人祸频繁，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城乡居民为了谋生脱贫，纷纷下南洋，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持续100年左右，移居东南亚各地数以百万计，几乎东南亚的每个角落都有中国移民的足迹。他们不仅带去了强壮的劳动力和农业技术，开荒辟壤，发展农业生产，而且也带去了经商之道，开展商业贸易，还带去了中华传统文化，让其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生根、结果。
爱恨纠缠的跌宕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更是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处在同一个战壕，彼此团结合作，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着日本军国主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华侨青年踊跃参加东南亚各国的抗日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赶走殖民统治者，纷纷宣告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1950年，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先后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我国又分别与柬埔寨和老挝实现了邦交正常化。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国先后与印度、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参与万隆会议，努力促进新兴独立国家的团结合作。
1950至1953年，中国还全面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推动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为印度支那赢得了和平与稳定。但是，由于美苏争霸，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把整个世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在美国的教唆与挑拨下，有些东南亚国家也加入了反华反共营垒，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一直无法及时实现，甚至连华人与国内亲属之间的正常访亲探友也受到禁止。
获得独立的那些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外侨实行政治上同化、经济上限制的政策，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排华运动，导致中国与这些已建交的国家关系也多次出现紧张状态，甚至同印尼出现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形。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东南亚地区爆发了两次局部战争，先是美国为了控制东南亚以称霸世界而发动侵越战争，我国竭尽全力援越抗美，在国内外的反战声浪中，美军不得不撤出越南。美国刚刚退出越南战场，苏联急于填补真空，于是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一心想当地区霸主的越南公然入侵柬埔寨，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于是，中国和东盟各国一起，同声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揭露越南挑起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本质，最后迫使越南撤军柬埔寨。
其实，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老东盟国家就已经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东盟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其坚守中立化的主张表示赞赏和肯定；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也意识到中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主张对华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在1972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确定了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先后于1974年和1975年与中国建交，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新加坡，也于1976年5月由李光耀总理率团访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了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迫切需要谋求世界和平，缔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此，我国逐渐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把党的对外关系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区别开来，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尽量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恐惧；并乘改革开放之机，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促进双方开展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国政策的转变，换来了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松动和经济合作的热潮。1985年马来西亚终于放宽了该国华人到中国旅游探亲的限制，1988年废除了实行长达近20年的“中国货入口减征”制度。同年，泰中签立了关于促进保护投资协定和关于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协定，印（尼）中签署“谅解备忘录”，恢复中断了长达18年之久的直接投资，为恢复邦交正常化作了铺垫。1988年，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以元首和亲戚的双重身份访华与寻根，把中菲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进一步走向缓和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关系也不断升温。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的最初两年，中国与若干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同年10月3日与新加坡建交。1991年9月30日我国与文莱建交，同年11月与越南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至此，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已经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改善，经贸合作完全进入快车道。
后冷战时代 曙光初现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开始进入一个黄金蜜月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方高层领导互访日趋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高层互访大多在35至40次之间，这是以往所少见的；其次，中国开始了同东盟组织的正式接触和对话。1991年7月19至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同东盟外长就本地区的形势、合作以及中国同东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对话的开始。此后，中国外长每年都参加会议。1994年7月25日，钱外长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立场观点以及关于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措施。1996年中国首次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及东盟组织的关系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将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1997年12月15至16日，江泽民主席在吉隆坡分别出席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将建立全面的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共同的政治目标，确定了指导双方关系的“相互尊重，平等参与，对话合作，扩大共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着眼大局，求同存异”原则，这是第一次首脑非正式会晤达成的重要成果。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严重冲击地区经济，影响波及全球，其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首当其冲。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是年8月14日，我国政府决定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3至5年中期贷款，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援泰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动用10亿美元外汇基金，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泰国安排的融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排除外界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即使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力挽狂澜，为受灾国稳住局势，减少损失，做出了自己适当的努力，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高度负责的优良风范，与某些大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的理性与大度，赢得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国的高度评价。患难识知交，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行动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东盟上空的“中国威胁论”阴霾，东南亚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大幅提高，这为后来中国与东南亚在多个领域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合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最后，巩固互信基础，开辟合作新天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扩大，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中国实力进一步壮大，对外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已指日可待，东盟国家对中国又产生了新的担心和疑虑。中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在2001年朱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以加强双方和互利合作，共创多赢局面，立即受到东盟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反应。经过一系列筹划，2002年双方签订了《加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然后进入了紧张的实施阶段。
2004年双方领导会晤期间，签署了中国—东盟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区的建立进入了实质性全面启动的阶段，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增强双方的信任感，2003年温家宝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在《东南亚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签署这一条约。
这样，中国与东盟不仅在经贸合作上将更上一层楼，而且也把双边政治关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东盟进入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和平友好伙伴关系的崭新历史阶段。
面向未来
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也是令人比较满意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陆地边界划分、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端，在经贸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争端和摩擦等，以及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深层次因素引起的的误会、猜忌、疑虑甚至不信任的感觉。这些都会对双方合作形成障碍和阻滞。
所以，今后双方关系的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而是会有曲折和困难的。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双方合作的大局已成，这个大局的形成，既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潮，也完全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体现了双方合作的意愿，适应双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足的迫切需要。因而，它是不可逆转的，必将顺势向前发展。因此，未来双方睦邻友好关系和相依相傍的亲密合作，必将展现越来越美好的光明前景，对此，我们充满着信心！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