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深处，一种声音响起时，年味便浓浓地散开——那是猪叫的声音。
　　每年的腊月下旬，各个瑶寨的猪叫声此起彼伏。
　　杀猪过年。庄重、喜庆。
　　每家每户杀一头猪过年，是瑶山人家过年的头等大事。再穷，也要养一头猪留着过年时杀。这种习俗延续至今。
　　小时候的印象极其深刻。腊月二十五六，天刚放亮，被窝里暖暖的，我赖着不起床，天南地北地想着什么，突然听到猪嗷嗷叫，急忙起床，跑到门口土坪上，便看见大人们都在忙着去猪毛，开膛破肚，清洗猪肠，不亦乐乎。旁边的一口大锅烧着沸腾的水，雾气袅袅，整个寨子都在为杀猪而忙活着。
　　小孩子们帮不上忙，但也都不闲着，围观也是一种活儿，更是一种乐趣。起先是主人家的孩子围观瞎闹，接着整个寨子的孩子陆陆续续围拢过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在空中飘荡。
　　瑶家人过年杀猪隆重，仪式感非常浓。
　　有四个角色是必须到位的。一个是师公，一个是刀手，一个是煮饭婆，还有一个是接“红”婆。师公一般是头天晚上到主人家，吃过晚饭后开始切割黄纸，打纸，卷筒，扎花，整个过程一丝不苟。次日早上，弄干净的猪整条抬上桌，把四肢摆正，猪首对着祖先牌位，师公念念有词，开始奉神敬祖活动。奉神敬祖活动持续近一个小时，完毕后，才能分割猪肉。瑶家人的敬祖情结可见一斑。
　　刀手，顾名思义就是操刀的人，操的不是菜刀，而是杀猪刀。刀手自备齐全的杀猪工具，下手稳准狠。一个寨子一般会有两三个刀手，年老的“退居二线”时，经过培养的年轻人接上。
　　煮饭婆和接“红”婆一般是请那些做事比较得体、长得比较福相的妇女来担任。煮饭婆从一早便忙活开来，淘洗好的米上锅后，得一直守在灶台前看火添柴，猛火过后，细火慢慢跟上，不能把饭煮成夹生。饭一夹生，就意味着主人家来年诸多不顺。因此，煮饭婆的压力是很大的，不能出丁点差错。接“红”婆就是接猪血的人，杀猪时，刀进心脏，准备抽刀时，接“红”婆便迅速果断地把盆子放到合适地方，猪血喷出，不偏不倚，正中盆子。接“红”婆放盆子是很讲究经验的，放偏一点，猪血洒到别处，意味着不聚财。盆子放得越准越聚财。
　　在瑶山，吃年猪隆重喜庆的氛围胜过过小年。本寨每户来一两个人，平时有点过节的，这个时候也都捐弃前嫌，到场同乐。邻寨邻村亲戚朋友也会应邀而来，就算不认识的人路过，也可一同用餐。少则三五桌，多则八九桌，酒肉上桌，吆喝一声，举杯同庆，欢乐满满。主家就算平时很小气，但到了这个时刻，也都会很大方，猪杂任煮，猪肉任煮，管吃够吃饱。一场年猪酒席，可以彰显出主家的宽广胸怀。自家养的猪吃的是红薯、木薯和山中的野菜，猪肉鲜香甜美。猪红更是餐桌一绝，一大锅猪红里面放进山上种的生姜和野生韭菜，轻滑爽口，色味俱佳，每个人都能吃上两三碗。
　　一个寨子一天只能杀三头猪，早上杀张三家的猪，吃过猪杂后，到了中午杀李四家的猪，又饱餐一顿后，傍晚一行人才开拔到王五家。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齐心协力、热情好客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杀了年猪后，每家每户的灶头上都会挂上一排排猪肉，烟火熏过的土猪肉味更香，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体面又丰盛。一头猪少则一百多斤，多则两三百斤，到了夏天，灶头上还挂有猪肉，有些人家的年猪肉甚至到了秋天还吃不完。
　　时代在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变。去年，由于寨子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小孩，缺劳动力，不少人家放弃了养猪。原以为不会再听到猪的嗷叫声，没想到，到了该杀年猪的那天，村人從邻村采购猪回来，杀年猪的味道依然没变。母亲也从邻村购回一头猪，提前打来电话通知我回去杀年猪。我准时回到老家，得知母亲买年猪花了2000多元，便埋怨起母亲来：“花那么多钱买一头猪，我们家人又不多，一时怎么吃得完。家里有冰箱，去市场买一二十斤放在冰箱里不就好了。”母亲却说：“不杀年猪，没有烟熏肉，哪里像过年？”
　　我看着母亲认真的表情，心里顿悟：原来，杀年猪，并不仅仅是为了吃猪肉，更多的是为了那种过年的感觉，那颗敬祖的心。那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俗，像文化的根，深扎在瑶家人的心田，令我魂牵梦绕。
　　作者简介：邵君礼，瑶族，广西贺州市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广西文学》《小说月刊》《短篇小说》《百花园》《青年文摘》《小说选刊》《都市小说》《山西文学》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