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扩大“生二胎”的范围，需要足够充分的理由。一个城市当然可以依据自己的人口结构，对特殊结构的家庭采取一些调节政策、给予照顾。但对它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仍需慎之又慎。
　　
　　继“双独二胎”之后，广东近日传出了一个消息：已向国家申请“单独二胎”的试点。如果申请获批，这意味着，一对夫妻中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也是对“计划生育”采取调节措施的又一尝试。
　　由于中国已然陷入了“超低生育率”；所以，广东此举被爆出之后，在公众中、一些人口学者间，有关“全面放开二胎”、甚至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在渐涨。
　　生育率是妇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人口学上，一个社会正常的生育率应维持在2.1，这被称作“替代水平”。如果低于2.1，也就是每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少于两个，人口的自然替代就会出现问题。若是低于1.5，就属于“超低生育率”。那么，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会持续、快速地减少，抚养老年人的负担会加重、独居老人的比例会成倍增加……社会也将陷入发展的瓶颈。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早已引起了一些人口学者的担忧。可问题是：在“二胎”政策上为独生子女放行，就可以改变超低生育率的现状吗？
　　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地区推行“双独二胎”；如果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一政策显然遭到了“冷遇”。一些社会学家调研发现，只有30%左右的“双独”愿意生二胎，有的“双独”甚至一个孩子也不想要。
　　有人把原因归为“育儿压力大”。可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也都在经受“低生育率”的困扰。在经济发达的日本、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政府不得不绞尽脑汁，刺激国民生孩子。迄今，却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把“低生育率”恢复到“高生育率”。
　　导致“低生育率”的根源，并非生育的政策、育儿的压力；别让“计划生育”挨错了板子。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生育率的降低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的结婚年龄、生育周期、城市生活的成本、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到生育；人们对生育的意愿就会变得更低。
　　这就难怪“双独”对“二胎”政策并不领情了。
　　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扩大“生二胎”的范围，需要足够充分的理由。一个城市当然可以依据自己的人口结构，对特殊结构的家庭采取一些调节政策、给予照顾。但对它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仍需慎之又慎。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的格局。在农村，很多家庭还会生育3～4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近几年，生育的数量“反弹”得厉害，全国每年有600～700万的人口增长，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目前的老龄化现象，只是在一些大城市、发达地区比较明显，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突出。
　　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呈下降趋势之前，大谈“放开生育的限制”有些为时过早。
　　其实，对于一些老龄化相对突出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学家们已经主张，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让人口自由流动以及改革户籍制度，来缓冲人口结构的不均衡。当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可以在这些发达地区自由流动时，区域性的老龄化自然会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