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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该书记述东汉光武帝到西晋愍帝281年间的历史，史料价值很高。然而该书在北宋时就已失传，存世佚文散见于各种史家著述中，直到晚清，才有汤球、黄奭、王仁俊等人的辑本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述三个辑本分别影印出版，虽然扩大了流通，但辑佚和研究依然停留在清代的水平，而且竖排繁体，未加断句标点的影印本也不利于年轻读者阅读，学界急需推进对《汉晋春秋》辑佚与研究的深度，社会需要更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
2015年7月，柯美成撰写的《汉晋春秋通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正是应时之需。该书正文分后汉、季汉、西晋三部分，以编年体的顺序，辑录《汉晋春秋》佚文112条，条目下有必要的校记，还有大量的史补、笺注，正文前有作者编制的《汉晋春秋纪元要略》，正文后附录《晋书·习凿齿传》和作者辑录的《历代评述摘要》，洋洋洒洒50余万字，搜罗完备，洞幽烛微，史料丰赡，笃实创新，既集众家辑本之所长，亦是一本极具特色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
/搜罗完备？采录有据/
辑佚就是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编辑成册，使失传文献得以再生流传，所以辑佚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将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搜罗穷尽，辑录得越多越好，遗漏得越少越好，只有這样才能尽可能地再现原著的本来面目。作者的这本《汉晋春秋通释》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该书辑录的条目最多。《晋书·习凿齿传》著录《汉晋春秋》为54卷，新、旧《唐书》亦均记为54卷，然而到北宋仁宗年间编订《崇文总目》时，《汉晋春秋》已经失传，所能看到的只有《三国志注》《北堂书钞》等书中所引用的只言片语。在乾嘉学风笼罩的清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汉晋春秋》的佚文，其中，汤球（1804-1881）辑录106条，黄奭（1809-1853）辑录95条，王仁俊 （1866-1913）辑录1条。作者将汤球辑本和黄奭辑本归并，删去重出的条目，剔除明显不属于《汉晋春秋》的条目，加上自己从《三国志注》中新辑出的1条，使《汉晋春秋》佚文达到112条，约1.9万字。虽然112条佚文与54卷原书仍相去甚远，但这已是目前《汉晋春秋》各辑本中收录条目最多的本子。故仅就辑佚而言，《汉晋春秋通释》已占尽后出之优势，集前人之优长，更上一层楼。
其次，该书对辑录来的条目进行了考证辨伪。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辑佚条目多、字数多，而是对各方所辑录之佚文进行了认真的筛检辨伪，对于有争议的条目，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第一，对那些确定不属于《汉晋春秋》的佚文，坚决予以剔除。汤球辑本卷一收录的《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临终上前论疏》《别周鲁通诸葛论》三篇文章，不出于《汉晋春秋》是学界共识，故作者在《凡例》中明确指出不予采录。第二，对存疑的佚文做衍文处理。如佚文第112条“庾翼将谋伐狄，移镇襄阳”，庾翼移镇襄阳事发生在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已超出《汉晋春秋》记事起于汉光武帝、止于晋愍帝的时间范畴，显然不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但作者考虑到古人著史往往有以夹注形式补缀后事后话的情况，故而以“衍文”形式保留该条于佚文末，既告诉读者汤本、黄本有此一条，又提示读者其非原著正文，乃衍生文字。第三，对那些前贤有争议，但著者认为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该书予以采录，并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如佚文第108条“怀帝陷于平阳，与汉主刘聪宴忆往”，汤球认为出自孙盛《晋阳秋》而不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而黄奭却将其收入《汉晋春秋》辑本中，作者赞同黄奭的观点，并在校记中阐明了自己的缘由。佚文第32条“习凿齿论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第67条“司马文王杀嵇康、吕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而对新辑录出来的佚文，作者更加慎重其事，详细地说明了辑录的依据。如佚文第37条“魏明帝与陈群、辛毗闲议张郃之死”，这一条出自《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注引《魏略》，不见于各家辑本。作者认为裴松之在注引这段文字之后按曰“习氏又从而载之”，明确说习凿齿记载这一条的内容，故而果断予以采录。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作者对辑佚出的条目进行了认真负责的筛查辨伪，是则是，非则非，并能充分展示自己的理据。至于有些条目可能有争议，也是学术争鸣而已，汤球、黄奭均为辑佚大家，时代相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想必不会有多大出入，但一个辑出106条，一个辑出95条，有些汤收黄不收，有些黄收汤不收，或即源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已。
/体例科学？编排有序/
辑佚工作在完成了佚文的辑录、辨伪、校勘之后，进一步就要将佚文编排成书，这更是个考验作者学术见地的环节。与汤本和黄本相比，柯美成的辑本在缀合方式上最为科学合理。《汉晋春秋》是编年体，不是纪传体，黄本以人物为目，不分卷，显然不合理。汤本虽仿编年体分为三卷，但也存在问题：一是其第一卷的三篇文章是史论，无从编年，只有二、三卷是编年体；二是汤氏对有些条目所含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考查不准确，导致系年失误。
《汉晋春秋通释》沿袭了汤本编年体的做法，而又有所改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剔除了汤本卷一既不是编年体又不属于《汉晋春秋》内容的三篇文章；二是将汤本卷二后汉与蜀汉的合卷析为后汉与季汉的两卷，形成了后汉—季汉—西晋的三卷体式。《汉晋春秋》是编年体，而且习凿齿正是要通过《汉晋春秋》这部编年史来表明他“晋宜越魏继汉”的观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的这种编排体式更能表达《汉晋春秋》原著的精神，更接近《汉晋春秋》原本的面貌。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对《汉晋春秋通释》卷二以“季汉”标目。汉晋之际魏蜀吴鼎立的那段历史，后世多称为“三国时期”，余鹏飞2011年出版的《校补汉晋春秋》卷二即标目为“三国时期”，而其在2013年出版《习凿齿与〈汉晋春秋〉研究》时，采用作者的观点将卷二标目为“蜀汉（附魏、吴）”，这是一个进步，“蜀汉（附魏、吴）”的标目能显示出蜀汉为正统，魏、吴为僭越，接近习凿齿的史学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是“惧汉祚将湮于地”，故“惟神享祚于汉家”，其国号是汉，而不是蜀汉，蜀汉只是后世的说法，而且多少含有贬抑的意味，《汉晋春秋》断然不会以“蜀汉”标目，所以《汉晋春秋通释》将卷二标目为“季汉”，应该是最接近《汉晋春秋》原貌的，因而也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了。从这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争鸣，思想碰撞，共同进步的作用，余和柯的互动也可谓学界佳话。 柯先生改进汤本编排体式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佚文条目的编年顺序做了必要的调整。对辑录之佚文按编年顺序排列，首先要考查出每一条目下史事发生的时间，汤球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经过对史事发生年代的考查，将每条佚文都编排于相应年月之下，力图恢复原著编年纪事的风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条目的史事时间明晰，有确切的史料印证，编年不成问题，但有些条目并没有透露任何时间信息或时间信息模糊，编年就容易出错。再者，各种编年体晋史都有因为采用追叙法而使人物事迹比较集中的特点，而汤球却忽视了这一点，将一段完整的文字予以拆散，分编于各个史事发生的年代之下。作者的这本书在以时系事的时候，对每个条目的史事发生时间进行了重新考查，进而对编排顺序做了适当调整，如佚文第20条“王威说刘琮袭曹操，琮不纳”，汤本编年排序在该书第19条“习凿齿论玄德所以能终济大业”之前，而作者却颠倒了顺序，并在校记中说明“今据《通鉴》及《纲目》叙事顺序后移”。这样做，就使编年纪事的顺序更科学更严谨了。同时，作者还将汤球在每条佚文前所加之提示性的文字及佚文中之小字夹注全部删除，改在校记中做适当交代，这样既能还原《汉晋春秋》原貌，又能不没前贤之贡献。
综上所述，这种缀合方式编排体例，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也是古籍整理中的一个创新，显现出作者笃实创新的治学精神。
/校勘严谨？考辨扎实/
大凡辑佚之作，校勘佚文是必不可少的，《汉晋春秋通释》对采录的每条佚文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从中看出著者扎实的考辨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该书的校记，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佚文采录的出处。佚文若两见，则均予以标注，首出的放在前面，后出的放在后面，并简要说明异同。二是标出汤本中的提示性文字和佚文中的夹注。汤球将自己考订的佚文记事的时间、背景补充在佚文的前面，好处在于使佚文相对完整，便于读者理解，缺点是容易让人误认为就是佚文的正文。柯著将汤氏提示性文字移到校记中，可谓扬长避短。三是说明黄本所列条目。柯著继承了汤本编年系文的做法，除少数条目经考证调整了顺序，大多数与汤本顺序一致，而黄本是将佚文系于人物之下。作者为了让读者知道佚文在黄本的收录情况，在校记中特别说明了黄本所列条目名称。四是说明汤本和黄本之孰有孰无，并对其文字出入做对照、权衡。作者在校记中详细地介绍了二本辑佚的情况与差异，既不没前贤之功，又集二家之所长，一旦柯著在手，就不必再劳神费力地查阅汤本、黄本了。五是校勘文字。如佚文第93条，柯先生在校记中写道：“又‘孝治天下’，《御览》讹‘治’为‘制’，而《宋志》及汤、黄本皆作‘治’，据改。”本条原是据《太平御览》辑录校订的，但《御览》有讹文，故作者予以勘正，并列出了勘正的依据。六是交代采录佚文及编排顺序的论据。对于有争议的佚文，或作重新系年、调整编排顺序的条目，作者都说明了自己取舍、调整的依据。如佚文第25条“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汤球系于建安十九年，作者明确指出汤氏有误，并以《资治通鉴》为据将此条前移至建安十六年。佚文第59条“费祎戒姜维勿希冀侥幸而决成败”，裴注系于延熙十二年，而《通鉴》系于延熙十六年 ，作者在校记中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并亮明自己的观点，采用了《通鉴》的说法。
/补证翔实？笺注科学/
与其他前贤和时人的《汉晋春秋》辑佚成果相比，《汉晋春秋通释》最大的特色在于补正翔实，诚如著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却将重点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作者说得很明白，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汉晋春秋》之散佚实在太过严重，仅凭断简残篇，再怎么注释、翻译，也难得要领，只有创新思维，以史解史，在对佚文做静态的文本考察的同时，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千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才能将只言片语的佚文所涉的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理论观点补充完整。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创新的举措，它可以推广运用到所有散佚严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中。
这种做法在古人那里也有其精神渊源，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实际上就是补史性质，补史的比重远远超出了《三国志》原文，史料价值巨大。《世说新语注》《水经注》注文的价值，都不比正文逊色。汤球在佚文前面补充佚文记事的时间背景，实际上也是一种补史，只是太简略了而已。可以说，作者这种补史的方法正是古人注书方式在当代的活用，是对汤球做法的继承与超越。
柯著史补部分，对史料把握很精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盛，各种史书层见叠出，乱花迷眼，如果不加选择地一味“拿来”，很可能弄出一个“大杂烩”。而作者有自己明确的史补原则，哪些地方该补，哪些地方不能补，该补哪些史料，该用何种史书，他都做了精当的处理。该书的史补有两种情况，一是着眼于全书的，对那些断缺严重的地方进行补充。比如，《習凿齿传》载《汉晋春秋》记事始于光武帝，止于愍帝，而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佚文中，没有一条记载光武年间的史事，这显然是个遗憾，于是作者就通过补史的手段，摘录《后汉书治要·光武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赞》《萧绎论汉之二祖光武为极优》《王夫之论光武弁冠百王》《萧震赞光武可为百王法》五篇史料和史论，予以补充。这些史料可以帮助读者对《汉晋春秋》原著者习凿齿认同的后汉中兴之君光武帝有一个认识，同时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的体例结构有一个认识。由于作者开宗明义是“史补”，并且注明了所补史料的出处，所以开篇就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参考，意在帮助他们揣摩已亡佚原著可能会如何塑造光武这一正统所系的君主，以及原著者以晋承汉的思想渊源。该书史补的第二种情况，是对佚文所涉具体史事的补充。辑录之佚文都是别的书籍引用的《汉晋春秋》的只言片语，《汉晋春秋》原书记事应该是很详细的，但佚文已经语焉不详，于是作者就选录若干可以补充、印证佚文的他书的记载，以史补的名目罗列于佚文之下，读者看后自然对佚文中所涉的史事一目了然。
对于该书的史补部分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作者所引书目都是史学名著，所引用的作者都是名家巨擘。史学名著如《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纪》《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廿二史札记》等，名家巨擘如萧绎、虞世南、司马光、苏轼、胡寅、朱熹、张栻、陈亮、叶适、王应麟、郝经、方孝孺、李贽、胡应麟、王世贞、王夫之、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吕思勉等。二是作者自己编纂的带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料，比如“刘备南来前踪迹”“汉昭烈帝章武年间事略”“汉丞相诸葛武侯北伐记”“蜀汉后期战事与姜维伐魏”等，对于读者了解相应专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特别便利，所以有论者评论柯先生“心中有读者”，此言不虚。
《汉晋春秋通释》的笺注也很精当。该书的笺注对象主要是对人名、地名的诠释，以及史补之未尽之言，原则上不做字词释义，加之所引据的文献皆为精要，一一注明出处，甚是严谨。这种做法很好，避免了笺注的旁逸别出、漫漶无边。笔者前不久看到一本古籍整理本，笺注详尽得过了头，几乎对每一个字词都进行了释义，像中学生使用的教材，大有凑字数的嫌疑。
除了上述亮点特色之外，柯著还在正文之前编制了一个《汉晋春秋纪元要略》，以便读者从宏观上对后汉、季汉、西晋三朝帝王传承有一个概略认识，在这个认识框架中，再去读那些只言片语的佚文，也就不至于头脑凌乱了。该书将每条佚文以类主题词之提示语列入目录，而且这些提示语大都能精准地概括佚文的中心思想，故读者阅此目录就能对各条佚文所揭示的主题一目了然，十分便于翻检、利用。又正文后附录著者辑录的《历代评述摘要》，可以说是研究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小资料汇编，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很实用。而《前言》洋洋洒洒数万言，详细考证了习凿齿的生平行事，论述了《汉晋春秋》的史学价值和深远影响，是一篇持论有据，立论科学，论证周详的学术论文。
当然了，柯著肯定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有些条目的辑录、编年的顺序、字句的校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斟酌、推敲等，但相对于众多的特色优长，这些不足之处已是瑕不掩瑜。总的说来，柯著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搜罗完备，校勘严谨，编排科学，创新运用以史补史方法的一本极具特色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该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学界对《汉晋春秋》的研究，并为严重散佚名著的整理提供新思考，同时将弘扬襄阳地方传统文化带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湖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2015年7月，柯美成撰写的《汉晋春秋通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正是应时之需。该书正文分后汉、季汉、西晋三部分，以编年体的顺序，辑录《汉晋春秋》佚文112条，条目下有必要的校记，还有大量的史补、笺注，正文前有作者编制的《汉晋春秋纪元要略》，正文后附录《晋书·习凿齿传》和作者辑录的《历代评述摘要》，洋洋洒洒50余万字，搜罗完备，洞幽烛微，史料丰赡，笃实创新，既集众家辑本之所长，亦是一本极具特色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
/搜罗完备？采录有据/
辑佚就是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编辑成册，使失传文献得以再生流传，所以辑佚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将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搜罗穷尽，辑录得越多越好，遗漏得越少越好，只有這样才能尽可能地再现原著的本来面目。作者的这本《汉晋春秋通释》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该书辑录的条目最多。《晋书·习凿齿传》著录《汉晋春秋》为54卷，新、旧《唐书》亦均记为54卷，然而到北宋仁宗年间编订《崇文总目》时，《汉晋春秋》已经失传，所能看到的只有《三国志注》《北堂书钞》等书中所引用的只言片语。在乾嘉学风笼罩的清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汉晋春秋》的佚文，其中，汤球（1804-1881）辑录106条，黄奭（1809-1853）辑录95条，王仁俊 （1866-1913）辑录1条。作者将汤球辑本和黄奭辑本归并，删去重出的条目，剔除明显不属于《汉晋春秋》的条目，加上自己从《三国志注》中新辑出的1条，使《汉晋春秋》佚文达到112条，约1.9万字。虽然112条佚文与54卷原书仍相去甚远，但这已是目前《汉晋春秋》各辑本中收录条目最多的本子。故仅就辑佚而言，《汉晋春秋通释》已占尽后出之优势，集前人之优长，更上一层楼。
其次，该书对辑录来的条目进行了考证辨伪。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辑佚条目多、字数多，而是对各方所辑录之佚文进行了认真的筛检辨伪，对于有争议的条目，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第一，对那些确定不属于《汉晋春秋》的佚文，坚决予以剔除。汤球辑本卷一收录的《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临终上前论疏》《别周鲁通诸葛论》三篇文章，不出于《汉晋春秋》是学界共识，故作者在《凡例》中明确指出不予采录。第二，对存疑的佚文做衍文处理。如佚文第112条“庾翼将谋伐狄，移镇襄阳”，庾翼移镇襄阳事发生在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已超出《汉晋春秋》记事起于汉光武帝、止于晋愍帝的时间范畴，显然不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但作者考虑到古人著史往往有以夹注形式补缀后事后话的情况，故而以“衍文”形式保留该条于佚文末，既告诉读者汤本、黄本有此一条，又提示读者其非原著正文，乃衍生文字。第三，对那些前贤有争议，但著者认为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该书予以采录，并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如佚文第108条“怀帝陷于平阳，与汉主刘聪宴忆往”，汤球认为出自孙盛《晋阳秋》而不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而黄奭却将其收入《汉晋春秋》辑本中，作者赞同黄奭的观点，并在校记中阐明了自己的缘由。佚文第32条“习凿齿论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第67条“司马文王杀嵇康、吕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而对新辑录出来的佚文，作者更加慎重其事，详细地说明了辑录的依据。如佚文第37条“魏明帝与陈群、辛毗闲议张郃之死”，这一条出自《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注引《魏略》，不见于各家辑本。作者认为裴松之在注引这段文字之后按曰“习氏又从而载之”，明确说习凿齿记载这一条的内容，故而果断予以采录。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作者对辑佚出的条目进行了认真负责的筛查辨伪，是则是，非则非，并能充分展示自己的理据。至于有些条目可能有争议，也是学术争鸣而已，汤球、黄奭均为辑佚大家，时代相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想必不会有多大出入，但一个辑出106条，一个辑出95条，有些汤收黄不收，有些黄收汤不收，或即源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已。
/体例科学？编排有序/
辑佚工作在完成了佚文的辑录、辨伪、校勘之后，进一步就要将佚文编排成书，这更是个考验作者学术见地的环节。与汤本和黄本相比，柯美成的辑本在缀合方式上最为科学合理。《汉晋春秋》是编年体，不是纪传体，黄本以人物为目，不分卷，显然不合理。汤本虽仿编年体分为三卷，但也存在问题：一是其第一卷的三篇文章是史论，无从编年，只有二、三卷是编年体；二是汤氏对有些条目所含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考查不准确，导致系年失误。
《汉晋春秋通释》沿袭了汤本编年体的做法，而又有所改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剔除了汤本卷一既不是编年体又不属于《汉晋春秋》内容的三篇文章；二是将汤本卷二后汉与蜀汉的合卷析为后汉与季汉的两卷，形成了后汉—季汉—西晋的三卷体式。《汉晋春秋》是编年体，而且习凿齿正是要通过《汉晋春秋》这部编年史来表明他“晋宜越魏继汉”的观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的这种编排体式更能表达《汉晋春秋》原著的精神，更接近《汉晋春秋》原本的面貌。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对《汉晋春秋通释》卷二以“季汉”标目。汉晋之际魏蜀吴鼎立的那段历史，后世多称为“三国时期”，余鹏飞2011年出版的《校补汉晋春秋》卷二即标目为“三国时期”，而其在2013年出版《习凿齿与〈汉晋春秋〉研究》时，采用作者的观点将卷二标目为“蜀汉（附魏、吴）”，这是一个进步，“蜀汉（附魏、吴）”的标目能显示出蜀汉为正统，魏、吴为僭越，接近习凿齿的史学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是“惧汉祚将湮于地”，故“惟神享祚于汉家”，其国号是汉，而不是蜀汉，蜀汉只是后世的说法，而且多少含有贬抑的意味，《汉晋春秋》断然不会以“蜀汉”标目，所以《汉晋春秋通释》将卷二标目为“季汉”，应该是最接近《汉晋春秋》原貌的，因而也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了。从这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争鸣，思想碰撞，共同进步的作用，余和柯的互动也可谓学界佳话。 柯先生改进汤本编排体式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佚文条目的编年顺序做了必要的调整。对辑录之佚文按编年顺序排列，首先要考查出每一条目下史事发生的时间，汤球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经过对史事发生年代的考查，将每条佚文都编排于相应年月之下，力图恢复原著编年纪事的风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条目的史事时间明晰，有确切的史料印证，编年不成问题，但有些条目并没有透露任何时间信息或时间信息模糊，编年就容易出错。再者，各种编年体晋史都有因为采用追叙法而使人物事迹比较集中的特点，而汤球却忽视了这一点，将一段完整的文字予以拆散，分编于各个史事发生的年代之下。作者的这本书在以时系事的时候，对每个条目的史事发生时间进行了重新考查，进而对编排顺序做了适当调整，如佚文第20条“王威说刘琮袭曹操，琮不纳”，汤本编年排序在该书第19条“习凿齿论玄德所以能终济大业”之前，而作者却颠倒了顺序，并在校记中说明“今据《通鉴》及《纲目》叙事顺序后移”。这样做，就使编年纪事的顺序更科学更严谨了。同时，作者还将汤球在每条佚文前所加之提示性的文字及佚文中之小字夹注全部删除，改在校记中做适当交代，这样既能还原《汉晋春秋》原貌，又能不没前贤之贡献。
综上所述，这种缀合方式编排体例，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也是古籍整理中的一个创新，显现出作者笃实创新的治学精神。
/校勘严谨？考辨扎实/
大凡辑佚之作，校勘佚文是必不可少的，《汉晋春秋通释》对采录的每条佚文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从中看出著者扎实的考辨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该书的校记，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佚文采录的出处。佚文若两见，则均予以标注，首出的放在前面，后出的放在后面，并简要说明异同。二是标出汤本中的提示性文字和佚文中的夹注。汤球将自己考订的佚文记事的时间、背景补充在佚文的前面，好处在于使佚文相对完整，便于读者理解，缺点是容易让人误认为就是佚文的正文。柯著将汤氏提示性文字移到校记中，可谓扬长避短。三是说明黄本所列条目。柯著继承了汤本编年系文的做法，除少数条目经考证调整了顺序，大多数与汤本顺序一致，而黄本是将佚文系于人物之下。作者为了让读者知道佚文在黄本的收录情况，在校记中特别说明了黄本所列条目名称。四是说明汤本和黄本之孰有孰无，并对其文字出入做对照、权衡。作者在校记中详细地介绍了二本辑佚的情况与差异，既不没前贤之功，又集二家之所长，一旦柯著在手，就不必再劳神费力地查阅汤本、黄本了。五是校勘文字。如佚文第93条，柯先生在校记中写道：“又‘孝治天下’，《御览》讹‘治’为‘制’，而《宋志》及汤、黄本皆作‘治’，据改。”本条原是据《太平御览》辑录校订的，但《御览》有讹文，故作者予以勘正，并列出了勘正的依据。六是交代采录佚文及编排顺序的论据。对于有争议的佚文，或作重新系年、调整编排顺序的条目，作者都说明了自己取舍、调整的依据。如佚文第25条“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汤球系于建安十九年，作者明确指出汤氏有误，并以《资治通鉴》为据将此条前移至建安十六年。佚文第59条“费祎戒姜维勿希冀侥幸而决成败”，裴注系于延熙十二年，而《通鉴》系于延熙十六年 ，作者在校记中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并亮明自己的观点，采用了《通鉴》的说法。
/补证翔实？笺注科学/
与其他前贤和时人的《汉晋春秋》辑佚成果相比，《汉晋春秋通释》最大的特色在于补正翔实，诚如著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却将重点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作者说得很明白，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汉晋春秋》之散佚实在太过严重，仅凭断简残篇，再怎么注释、翻译，也难得要领，只有创新思维，以史解史，在对佚文做静态的文本考察的同时，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千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才能将只言片语的佚文所涉的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理论观点补充完整。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创新的举措，它可以推广运用到所有散佚严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中。
这种做法在古人那里也有其精神渊源，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实际上就是补史性质，补史的比重远远超出了《三国志》原文，史料价值巨大。《世说新语注》《水经注》注文的价值，都不比正文逊色。汤球在佚文前面补充佚文记事的时间背景，实际上也是一种补史，只是太简略了而已。可以说，作者这种补史的方法正是古人注书方式在当代的活用，是对汤球做法的继承与超越。
柯著史补部分，对史料把握很精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盛，各种史书层见叠出，乱花迷眼，如果不加选择地一味“拿来”，很可能弄出一个“大杂烩”。而作者有自己明确的史补原则，哪些地方该补，哪些地方不能补，该补哪些史料，该用何种史书，他都做了精当的处理。该书的史补有两种情况，一是着眼于全书的，对那些断缺严重的地方进行补充。比如，《習凿齿传》载《汉晋春秋》记事始于光武帝，止于愍帝，而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佚文中，没有一条记载光武年间的史事，这显然是个遗憾，于是作者就通过补史的手段，摘录《后汉书治要·光武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赞》《萧绎论汉之二祖光武为极优》《王夫之论光武弁冠百王》《萧震赞光武可为百王法》五篇史料和史论，予以补充。这些史料可以帮助读者对《汉晋春秋》原著者习凿齿认同的后汉中兴之君光武帝有一个认识，同时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的体例结构有一个认识。由于作者开宗明义是“史补”，并且注明了所补史料的出处，所以开篇就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参考，意在帮助他们揣摩已亡佚原著可能会如何塑造光武这一正统所系的君主，以及原著者以晋承汉的思想渊源。该书史补的第二种情况，是对佚文所涉具体史事的补充。辑录之佚文都是别的书籍引用的《汉晋春秋》的只言片语，《汉晋春秋》原书记事应该是很详细的，但佚文已经语焉不详，于是作者就选录若干可以补充、印证佚文的他书的记载，以史补的名目罗列于佚文之下，读者看后自然对佚文中所涉的史事一目了然。
对于该书的史补部分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作者所引书目都是史学名著，所引用的作者都是名家巨擘。史学名著如《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纪》《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廿二史札记》等，名家巨擘如萧绎、虞世南、司马光、苏轼、胡寅、朱熹、张栻、陈亮、叶适、王应麟、郝经、方孝孺、李贽、胡应麟、王世贞、王夫之、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吕思勉等。二是作者自己编纂的带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料，比如“刘备南来前踪迹”“汉昭烈帝章武年间事略”“汉丞相诸葛武侯北伐记”“蜀汉后期战事与姜维伐魏”等，对于读者了解相应专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特别便利，所以有论者评论柯先生“心中有读者”，此言不虚。
《汉晋春秋通释》的笺注也很精当。该书的笺注对象主要是对人名、地名的诠释，以及史补之未尽之言，原则上不做字词释义，加之所引据的文献皆为精要，一一注明出处，甚是严谨。这种做法很好，避免了笺注的旁逸别出、漫漶无边。笔者前不久看到一本古籍整理本，笺注详尽得过了头，几乎对每一个字词都进行了释义，像中学生使用的教材，大有凑字数的嫌疑。
除了上述亮点特色之外，柯著还在正文之前编制了一个《汉晋春秋纪元要略》，以便读者从宏观上对后汉、季汉、西晋三朝帝王传承有一个概略认识，在这个认识框架中，再去读那些只言片语的佚文，也就不至于头脑凌乱了。该书将每条佚文以类主题词之提示语列入目录，而且这些提示语大都能精准地概括佚文的中心思想，故读者阅此目录就能对各条佚文所揭示的主题一目了然，十分便于翻检、利用。又正文后附录著者辑录的《历代评述摘要》，可以说是研究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小资料汇编，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很实用。而《前言》洋洋洒洒数万言，详细考证了习凿齿的生平行事，论述了《汉晋春秋》的史学价值和深远影响，是一篇持论有据，立论科学，论证周详的学术论文。
当然了，柯著肯定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有些条目的辑录、编年的顺序、字句的校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斟酌、推敲等，但相对于众多的特色优长，这些不足之处已是瑕不掩瑜。总的说来，柯著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搜罗完备，校勘严谨，编排科学，创新运用以史补史方法的一本极具特色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该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学界对《汉晋春秋》的研究，并为严重散佚名著的整理提供新思考，同时将弘扬襄阳地方传统文化带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湖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