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国家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速度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同时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将会制约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如何维持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受到我们国家的重点关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促进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Hanson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来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被认为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和其他行业深度融合,将会深刻地改变很多行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因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从而影响各个国家在全球的生产体系中的分工。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维持我们国家大国地位和扩大我们国家在世界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受到了我们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尝试探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整理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人工智能抑制经济增长的模型。然后,根据理论模型提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的研究假设。最后,采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门槛回归分析,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在固定效应门槛回归中分别以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比率和第三产业比率为门槛变量,以人工智能和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固定效应门槛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在分别以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比率和第三产业比率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数量检验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人工智能变量的系数均为正。第二、产业结构越高级化,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当以产业结构变量为门槛变量时,通过了门槛数量显著性检验,且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人工智能变量跨过门槛值时,人工智能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变大。第三、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越低、对第三产业依赖度越高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时,通过了门槛数量显著性检验,且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一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变量跨过门槛值时,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变大。在分别以第二产业比率和第三产业比率为门槛变量时,通过了门槛数量显著性检验,并都存在单一门槛值。当第二产业比率和第三产业比率变量分别跨过各自的门槛值时,人工智能变量的系数分别变小和变大。因此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从扩大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的依赖度和结构性失业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提出扩大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适当提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加大再就业培训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共有两点。一是用门槛回归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工智能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即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二是通过将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足之处在于,因为人工智能直接数据的不可得性,人工智能只能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而工具变量对人工智能变量的替代性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