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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直接针对罪犯身体乃至生命的羞辱刑几乎绝迹，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羞辱刑，比如吉门特拉所遭受的挂牌示众，却仍然被不少法官所钟爱
偷窃信件，挂牌示众
从19岁开始，肖恩·吉门特拉（Shawn Gementera）就已成为旧金山警察局的常客，先后多次因无证驾驶、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捕。不过和很多不良少年一样，吉门特拉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虽然屡屡触犯法律，他却从来都没有蹲过监狱，只是不断徘徊于吊销执照、缓刑考察之中。
2001年5月，吉门特拉和同伴一起，不知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另有企图，从他人的信箱中偷走邮件。由于被执法人员现场抓获，吉门特拉无可逃避，很爽快地与检察机关达成认罪协议。根据联邦刑法条文，吉门特拉可被处以2-8个月的监禁；如果考虑其前科和品行，合理的科刑大概会接近8个月。不过在具体量刑时，主审法官却“大发慈悲”，只判处2个月监禁，外加3年缓刑。但是吉门特拉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作为缓刑的条件之一，法官要求他从事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具体形式却有些匪夷所思：他必须站在当地一家邮局门口，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几个大字——“我偷窃信件，这就是我的下场”。
毫无疑问，吉门特拉不愿如此当众出丑。于是他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量刑，尤其是取消挂牌子示众的环节。在和双方律师沟通之后，法官作出调整，将吉门特拉的“社区服务”内容修改为：第一，站在邮局“遗失信件招领处”，观察前来寻找信件的人，体会他们的心情；第二，向所偷信件的当事人写信道歉；第三，到当地学校进行忏悔演讲；第四，在一个有安全保障的邮局门口，身挂“我偷窃信件，这就是我的下场”的牌子，示众8个小时。
经此一修改，法官似乎已经作出明显让步，至少其目的不再是纯粹羞辱被告人，而是加入更多的教育成分。但是即便如此，面对挂牌示众这种不伦不类的刑罚，吉门特拉还是无法接受，因此便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以羞代刑，此道不孤
按照公认的刑法原则，对刑种的选择和适用一般需要符合三个目的：一是要有效预防被告人再犯罪，二是要保护公众在未来免受被告人的犯罪侵害，三是要尽可能给予被告人合适的教育、改造、培训和保护，以促进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换句话说，刑罚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惩罚被告人，而在于预防犯罪、保护公共安全和拯救被告人。
正是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纯粹以惩罚为目的的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已经逐步走向消亡。以死刑为例，虽然剥夺生命可能具备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的价值基础，但是在世界各国司法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死刑犯几乎都是被当众处死，比如中世纪欧洲宗教法庭的火焚、大革命中法国巴黎的断头台、中国封建时代的菜市口处斩等，就是其中典型。不过到今天，尽管对于应否取消死刑在不少国家尚有争议，但是在死刑执行方式上，除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外，各国已经基本废除当众处死的做法。毕竟，赤裸裸地宣扬杀戮似乎并不符合刑罚的上述目的，而仅仅是施加给罪犯更大的耻辱，体现国家力量的血腥性和报复性。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曾广泛适用的诸多刑种，比如枷刑（手、足或颈上施以枷锁）、口钳（舌头上施以夹钳）、黥型（面部烙印）等，因为包含过多的羞辱成分和惩罚色彩，已经纷纷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到今天，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依赖于监禁和缓刑对付罪犯。即便偶有鞭刑（新加坡）、石刑（伊朗）等传统刑种存在，也几乎招致世界各国的一致批评。在主要的人权国际公约中，反对酷刑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像美国那样将“禁止残酷和反常的刑罚”直接写入宪法者，在国际社会也不少见。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直接针对罪犯身体乃至生命的羞辱刑几乎绝迹，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羞辱刑，比如吉门特拉所遭受的挂牌示众，却仍然被不少法官所钟爱。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因为缺乏周密而细致的成文法对刑罚种类和执行方式进行规范，法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总能出其不意地作出一些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判决。以美国为例，联邦法院系统其实一向比较节制，吉门特拉案件虽说不是空前绝后，但也说得上是屈指可数。不过在州司法系统，尤其是法官专业化层次较低的治安法院，类似“以羞代刑”的判决，其实从来都不罕见。
一种是针对性犯罪被告人的羞辱刑。比如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法官命令将男性嫖客的姓名和照片在地方电视台上公布。在加州旧金山，嫖客们被强制参加一个“嫖客学校”，主讲“教师”却是以前的妓女，授课内容也以妓女的悲惨生活为主。在佛罗里达和俄勒冈，有法官要求非暴力性犯罪——如嫖妓、传播儿童淫秽物品——的被告人在自家门前贴上明文警告，比如“虐童犯在此，未成年人勿近！”
另一种是针对酒后驾车者的羞辱措施。在纽约、德州等地方，都有法官判决酒驾犯在汽车尾部粘贴一个“酒驾犯”标志。一些酒驾犯被法官要求定期参加教会弥撒活动。在德州达拉斯，一名因酒驾肇事致人死亡的罪犯，虽然总共只需入狱服刑180天，但法官却将其划分为18段：在10年里面，每当受害人生日时，以及圣诞节期间，他都必须入狱9天，而且还得不断写信给受害人家属表示道歉。
还有就是针对未成年罪犯的羞辱刑。比如在俄亥俄州，两名青少年在圣诞节前夜闯入当地教堂，将耶稣雕像的面部捣烂。法官判决他们用一辆驴车运送一尊新的雕像去教堂，而且必须从中心大街慢慢走过，还得挂起一个牌子，写明“我们为自己蠢驴一样的行为道歉”。另有一名未成年犯被控乱扔石块导致他人一眼失明，法官判决他随时佩戴一只眼罩，只有在睡觉时才能取下。
另有一些判决则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如一名被告被控盗窃一块49美元的排骨，法官判决他在法院大楼前的台阶上发表一番“自我批评演讲”，其内容必须先经法官审核批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名违反捐款法律的说客被法官判决手写一份悔罪书，寄给华府注册的大概2000名政治说客。一名妇女因持毒获罪，法官判决她在闹市区挂牌示众，上书“我因非法持有可卡因被捕”。
最为离奇的可能要数以下两个案件：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一个入室盗窃犯获得的惩罚是：受害人将在执法官员陪同下，突然闯入被告人的家中，随意拿走任何价值相当的物品。法官的理由是：“让你尝尝财物失窃的滋味。”
在德州休斯顿，一对夫妻因贪污25万美元公款被定罪，法官判决他们在接下来6年间，每年入狱服刑1个月，并在房屋前张挂“贪污犯”标志。不仅如此，在6年间的每一个周末——老公在周六，老婆在周日，夫妻两人都得站在市区的繁忙路口，手举一张大牌子，上书“我是一个贼。我从哈里斯县刑事被害人基金中盗窃25万美元。姓名XX”。每周的挂牌示众至少持续5个小时，而且罪犯还必须来回走动。
羞辱=改造？
一个稍显奇怪的现象是，尽管美国各州法院经常作出上述羞辱性判决，但却少有被告人像吉门特拉那样，正儿八经地提起上诉，挑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一些法官在作出决定之前，往往会征求被告人自己的意见，让其自由选择入狱还是羞辱性惩罚。比如同样在德州，一名父亲被控虐待孩子，法官给他两个选项：一是入狱呆30个晚上，二是在自家狗棚里住一个月——因为他当初就是这样虐待儿子。又如在佐治亚州，一名吸毒后危险驾驶的被告人获刑7年，法官给他的选择是：要么入狱呆7年，要么接受部分缓刑，但是得买一个棺材放在家里，以随时提醒自己吸毒的危害。
毫无意外，当被告人面临入狱还是羞辱的选择的时候，少有人会选择入狱。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两害相权取其轻，监狱似乎总是一个更为恐怖的地方。更何况，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审判和入狱服刑，对于被告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羞辱，是一场“贬黜人格的典礼”。既然终归不能逃脱羞辱，那也不在乎多被羞辱几次，反正也可换得更多人身自由。不过一旦自愿选择羞辱，根据普通法的惯例，被告人一般就不能提起上诉。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即便被告人提起上诉，根据有关案例来看，可能也很难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比如在吉门特拉案件中，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就最终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确认一审法官判处的挂牌示众并无不妥。三名上诉法官还洋洋洒洒写出一篇长达数十页的判决，旁征博引，论述羞辱性惩罚的合法性。
上诉法官们首先认为，挂牌示众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羞辱人格，而是为了改造被告人并预防再犯。换句话说，羞辱本身并非羞辱刑的目的，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羞辱促使被告人洗心革面，同时警告其他可能触犯刑律者。法官们特别指出，鉴于吉门特拉的一系列前科，以及偷窃信件行为表面上的非暴力和恶作剧性质，不管是短期监禁还是口头训诫，都很难让他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反之，只有让他亲自站在邮局门口，近距离观察遗失信件者的焦虑和无助，体会人们对邮政系统的依赖和信任，同时感受他人对窃信者的反感和憎恶，才能有效激发其内心的反省，从而达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刑罚目的。
三名上诉法官坦然承认，挂牌示众肯定具有羞辱成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几乎任何一种刑事处罚都带有羞辱色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羞辱本来就是刑罚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国家的刑罚体系，都会或多或少借助羞辱来给予犯罪人悔改的压力，同时警告其他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对于被告人的羞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只不过要把握好尺度问题，既要与罪行成比例，也不能仅仅为羞辱而羞辱。
必须承认，对于羞辱刑在促进罪犯悔改方面的实际效果，迄今尚没有任何可信的数据予以佐证。这也正是不少人反对羞辱刑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羞辱刑的替代措施，监禁刑的改造效果已经被一再证明不太可靠。比如美国2002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在1994年刑满释放的30万名罪犯当中，67.5%的人已经再次犯罪。如此之高的出狱再犯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羞辱刑的正当性，但是至少可以促使法官们认真考虑监禁刑的替代措施。更何况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相比监禁刑的高昂成本，羞辱刑显然更具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州法官来说，判处羞辱刑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不同于联邦法官们，不少州法官需要争取选票，因而往往会故意迎合选民的情绪。对于一些非暴力轻罪案件，选民可能根本不在乎是否将被告人送进监狱。反之，如果法官能够出其不意作出一些无伤大雅但又颇具意味的判决，往往可以成为选民追逐的热门话题。在这个“眼球政治”时代，能够成功抓住选民的注意力，基本上就意味着选票。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休斯顿北区国会议员泰德·普伊（Ted Poe）。他从1981年开始担任州法官，一向以离经叛道的判决闻名，包括要求被告人挂牌示众、当众忏悔等。其行为虽然在司法界颇有争议，但在选民中却广受欢迎。普伊于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并在2006年、2008年的选举中轻松连任。
责任编辑：刘潇潇
偷窃信件，挂牌示众
从19岁开始，肖恩·吉门特拉（Shawn Gementera）就已成为旧金山警察局的常客，先后多次因无证驾驶、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捕。不过和很多不良少年一样，吉门特拉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虽然屡屡触犯法律，他却从来都没有蹲过监狱，只是不断徘徊于吊销执照、缓刑考察之中。
2001年5月，吉门特拉和同伴一起，不知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另有企图，从他人的信箱中偷走邮件。由于被执法人员现场抓获，吉门特拉无可逃避，很爽快地与检察机关达成认罪协议。根据联邦刑法条文，吉门特拉可被处以2-8个月的监禁；如果考虑其前科和品行，合理的科刑大概会接近8个月。不过在具体量刑时，主审法官却“大发慈悲”，只判处2个月监禁，外加3年缓刑。但是吉门特拉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作为缓刑的条件之一，法官要求他从事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具体形式却有些匪夷所思：他必须站在当地一家邮局门口，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几个大字——“我偷窃信件，这就是我的下场”。
毫无疑问，吉门特拉不愿如此当众出丑。于是他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量刑，尤其是取消挂牌子示众的环节。在和双方律师沟通之后，法官作出调整，将吉门特拉的“社区服务”内容修改为：第一，站在邮局“遗失信件招领处”，观察前来寻找信件的人，体会他们的心情；第二，向所偷信件的当事人写信道歉；第三，到当地学校进行忏悔演讲；第四，在一个有安全保障的邮局门口，身挂“我偷窃信件，这就是我的下场”的牌子，示众8个小时。
经此一修改，法官似乎已经作出明显让步，至少其目的不再是纯粹羞辱被告人，而是加入更多的教育成分。但是即便如此，面对挂牌示众这种不伦不类的刑罚，吉门特拉还是无法接受，因此便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以羞代刑，此道不孤
按照公认的刑法原则，对刑种的选择和适用一般需要符合三个目的：一是要有效预防被告人再犯罪，二是要保护公众在未来免受被告人的犯罪侵害，三是要尽可能给予被告人合适的教育、改造、培训和保护，以促进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换句话说，刑罚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惩罚被告人，而在于预防犯罪、保护公共安全和拯救被告人。
正是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纯粹以惩罚为目的的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已经逐步走向消亡。以死刑为例，虽然剥夺生命可能具备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的价值基础，但是在世界各国司法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死刑犯几乎都是被当众处死，比如中世纪欧洲宗教法庭的火焚、大革命中法国巴黎的断头台、中国封建时代的菜市口处斩等，就是其中典型。不过到今天，尽管对于应否取消死刑在不少国家尚有争议，但是在死刑执行方式上，除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外，各国已经基本废除当众处死的做法。毕竟，赤裸裸地宣扬杀戮似乎并不符合刑罚的上述目的，而仅仅是施加给罪犯更大的耻辱，体现国家力量的血腥性和报复性。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曾广泛适用的诸多刑种，比如枷刑（手、足或颈上施以枷锁）、口钳（舌头上施以夹钳）、黥型（面部烙印）等，因为包含过多的羞辱成分和惩罚色彩，已经纷纷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到今天，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依赖于监禁和缓刑对付罪犯。即便偶有鞭刑（新加坡）、石刑（伊朗）等传统刑种存在，也几乎招致世界各国的一致批评。在主要的人权国际公约中，反对酷刑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像美国那样将“禁止残酷和反常的刑罚”直接写入宪法者，在国际社会也不少见。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直接针对罪犯身体乃至生命的羞辱刑几乎绝迹，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羞辱刑，比如吉门特拉所遭受的挂牌示众，却仍然被不少法官所钟爱。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因为缺乏周密而细致的成文法对刑罚种类和执行方式进行规范，法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总能出其不意地作出一些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判决。以美国为例，联邦法院系统其实一向比较节制，吉门特拉案件虽说不是空前绝后，但也说得上是屈指可数。不过在州司法系统，尤其是法官专业化层次较低的治安法院，类似“以羞代刑”的判决，其实从来都不罕见。
一种是针对性犯罪被告人的羞辱刑。比如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法官命令将男性嫖客的姓名和照片在地方电视台上公布。在加州旧金山，嫖客们被强制参加一个“嫖客学校”，主讲“教师”却是以前的妓女，授课内容也以妓女的悲惨生活为主。在佛罗里达和俄勒冈，有法官要求非暴力性犯罪——如嫖妓、传播儿童淫秽物品——的被告人在自家门前贴上明文警告，比如“虐童犯在此，未成年人勿近！”
另一种是针对酒后驾车者的羞辱措施。在纽约、德州等地方，都有法官判决酒驾犯在汽车尾部粘贴一个“酒驾犯”标志。一些酒驾犯被法官要求定期参加教会弥撒活动。在德州达拉斯，一名因酒驾肇事致人死亡的罪犯，虽然总共只需入狱服刑180天，但法官却将其划分为18段：在10年里面，每当受害人生日时，以及圣诞节期间，他都必须入狱9天，而且还得不断写信给受害人家属表示道歉。
还有就是针对未成年罪犯的羞辱刑。比如在俄亥俄州，两名青少年在圣诞节前夜闯入当地教堂，将耶稣雕像的面部捣烂。法官判决他们用一辆驴车运送一尊新的雕像去教堂，而且必须从中心大街慢慢走过，还得挂起一个牌子，写明“我们为自己蠢驴一样的行为道歉”。另有一名未成年犯被控乱扔石块导致他人一眼失明，法官判决他随时佩戴一只眼罩，只有在睡觉时才能取下。
另有一些判决则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如一名被告被控盗窃一块49美元的排骨，法官判决他在法院大楼前的台阶上发表一番“自我批评演讲”，其内容必须先经法官审核批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名违反捐款法律的说客被法官判决手写一份悔罪书，寄给华府注册的大概2000名政治说客。一名妇女因持毒获罪，法官判决她在闹市区挂牌示众，上书“我因非法持有可卡因被捕”。
最为离奇的可能要数以下两个案件：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一个入室盗窃犯获得的惩罚是：受害人将在执法官员陪同下，突然闯入被告人的家中，随意拿走任何价值相当的物品。法官的理由是：“让你尝尝财物失窃的滋味。”
在德州休斯顿，一对夫妻因贪污25万美元公款被定罪，法官判决他们在接下来6年间，每年入狱服刑1个月，并在房屋前张挂“贪污犯”标志。不仅如此，在6年间的每一个周末——老公在周六，老婆在周日，夫妻两人都得站在市区的繁忙路口，手举一张大牌子，上书“我是一个贼。我从哈里斯县刑事被害人基金中盗窃25万美元。姓名XX”。每周的挂牌示众至少持续5个小时，而且罪犯还必须来回走动。
羞辱=改造？
一个稍显奇怪的现象是，尽管美国各州法院经常作出上述羞辱性判决，但却少有被告人像吉门特拉那样，正儿八经地提起上诉，挑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一些法官在作出决定之前，往往会征求被告人自己的意见，让其自由选择入狱还是羞辱性惩罚。比如同样在德州，一名父亲被控虐待孩子，法官给他两个选项：一是入狱呆30个晚上，二是在自家狗棚里住一个月——因为他当初就是这样虐待儿子。又如在佐治亚州，一名吸毒后危险驾驶的被告人获刑7年，法官给他的选择是：要么入狱呆7年，要么接受部分缓刑，但是得买一个棺材放在家里，以随时提醒自己吸毒的危害。
毫无意外，当被告人面临入狱还是羞辱的选择的时候，少有人会选择入狱。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两害相权取其轻，监狱似乎总是一个更为恐怖的地方。更何况，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审判和入狱服刑，对于被告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羞辱，是一场“贬黜人格的典礼”。既然终归不能逃脱羞辱，那也不在乎多被羞辱几次，反正也可换得更多人身自由。不过一旦自愿选择羞辱，根据普通法的惯例，被告人一般就不能提起上诉。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即便被告人提起上诉，根据有关案例来看，可能也很难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比如在吉门特拉案件中，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就最终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确认一审法官判处的挂牌示众并无不妥。三名上诉法官还洋洋洒洒写出一篇长达数十页的判决，旁征博引，论述羞辱性惩罚的合法性。
上诉法官们首先认为，挂牌示众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羞辱人格，而是为了改造被告人并预防再犯。换句话说，羞辱本身并非羞辱刑的目的，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羞辱促使被告人洗心革面，同时警告其他可能触犯刑律者。法官们特别指出，鉴于吉门特拉的一系列前科，以及偷窃信件行为表面上的非暴力和恶作剧性质，不管是短期监禁还是口头训诫，都很难让他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反之，只有让他亲自站在邮局门口，近距离观察遗失信件者的焦虑和无助，体会人们对邮政系统的依赖和信任，同时感受他人对窃信者的反感和憎恶，才能有效激发其内心的反省，从而达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刑罚目的。
三名上诉法官坦然承认，挂牌示众肯定具有羞辱成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几乎任何一种刑事处罚都带有羞辱色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羞辱本来就是刑罚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国家的刑罚体系，都会或多或少借助羞辱来给予犯罪人悔改的压力，同时警告其他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对于被告人的羞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只不过要把握好尺度问题，既要与罪行成比例，也不能仅仅为羞辱而羞辱。
必须承认，对于羞辱刑在促进罪犯悔改方面的实际效果，迄今尚没有任何可信的数据予以佐证。这也正是不少人反对羞辱刑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羞辱刑的替代措施，监禁刑的改造效果已经被一再证明不太可靠。比如美国2002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在1994年刑满释放的30万名罪犯当中，67.5%的人已经再次犯罪。如此之高的出狱再犯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羞辱刑的正当性，但是至少可以促使法官们认真考虑监禁刑的替代措施。更何况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相比监禁刑的高昂成本，羞辱刑显然更具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州法官来说，判处羞辱刑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不同于联邦法官们，不少州法官需要争取选票，因而往往会故意迎合选民的情绪。对于一些非暴力轻罪案件，选民可能根本不在乎是否将被告人送进监狱。反之，如果法官能够出其不意作出一些无伤大雅但又颇具意味的判决，往往可以成为选民追逐的热门话题。在这个“眼球政治”时代，能够成功抓住选民的注意力，基本上就意味着选票。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休斯顿北区国会议员泰德·普伊（Ted Poe）。他从1981年开始担任州法官，一向以离经叛道的判决闻名，包括要求被告人挂牌示众、当众忏悔等。其行为虽然在司法界颇有争议，但在选民中却广受欢迎。普伊于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并在2006年、2008年的选举中轻松连任。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