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上有很多英雄冢，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人，当属黄兴与蔡锷。
　　黄兴与蔡锷，有许多相似之处。黄兴被称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蔡锷被称为中华民国的护国元勋。而此两人在殊途同归的选择里，多有交集;即便在有些观念与行动上会有分歧，但一方一旦选择，另一方必定肝胆相照、倾力相助。此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一心为国、一心护国，分歧只在具体的途径与方向。
　　黄兴较蔡锷年长十余岁，但早年留学日本时有一段时间上的交集。两人从初相见起即相互引为知己，成为“以命相交”的好友。而两人心照不宣的是，在当时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不张扬相互之间深刻的情谊。
　　蔡锷与黄兴走的路并不同，但两人一直是某种十分默契的“战友”。1907年，他们曾共同秘密计划镇南关起义，黄兴直接领导了此次起义。两人此后多年以秘密书信的方式传递信息。1913年黄兴写诗力劝蔡锷参与倒袁的“二次革命”，其中有“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之句，言说的就是两人当年留学日本及回国后策划镇南关起义的经历。
　　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尽管形式有别，蔡锷与黄兴基本都站在了同一战线上，相知相惜、同声同气。蔡锷1911年在云南昆明以新军协统的身份响应武昌起义，因指挥有方迅速光复昆明，随后被拥立为云南都督;黄兴虽非武昌起义的发起人，却也在10月11日起义发生后的半个月即10月28日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一个月左右。在此期间，蔡锷、黄兴以各种方式保持联系。蔡锷任云南都督后，蔡黄两人交往更谨慎保密，而黄兴率领的同盟会、华兴会的成员在云南几乎可以“自由行动”，蔡锷虽未公开加入同盟会，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在中华民国创立一年多以后，由于“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渐渐露出野心家的面目，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与黄兴决定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蔡锷与黄兴两人首次出现较大分歧。蔡锷极不赞成贸然兴兵，且坚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蔡锷还曾派兵入川进行调停劝解，却未见成效。
　　此后时势生变，1913年10月蔡锷曾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待他发现袁世凯称帝主张不可改变后，于1915年辗转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日本、越南等地进入云南，决定发动“护国战争”，彼时已被驱逐至海外的黄兴再次成为他的亲密战友。黄兴不仅在蔡锷假装赴日治疗时，依事先说好的计谋，派人迎蔡锷于抵日的船上，双方换衣，造成蔡锷已下船的假象，蒙蔽了袁世凯一方的情报人员，为蔡锷的“间关万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15年底与1916年初，黄兴还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大影响力，为蔡锷的护国军筹措军饷。与此同时，黄兴多次写信给蔡锷，督促其早日去治疗喉疾。
　　至1916年年中时，为国家殚精竭虑的两人均已病入膏肓。当1916年9月蔡锷经上海赴日治疗时，当时在上海养病的黄兴以重病之身，坚持要将蔡锷送至船上，两人深情惜别，谁知这已是真正的生离死别。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于上海。已躺卧在床的蔡锷闻言双泪长流，不仅写下祭文，还写下了两副挽联，均用电报发回上海、委托友人前往吊唁。其挽联一为：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另一副挽联为：“方期公挽我，不期我挽公，国事回思惟一哭;未以病为忧，竟以忧成病，大勇哪知世险夷”！ 一个星期后的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
　　这两位以生命爱国护国的人，将一切奉献给了国家：黄兴生前为筹革命经费卖掉了包括长沙祖屋在内的一切祖产;蔡锷身居高官多年逝后也未留下任何财产。1917年4月12日与15日，民国政府在长沙先后为蔡锷、黄兴举行国葬。青年毛泽东也曾写下“蔡黄，邦之模范！”的句子。
　　君送我于海上，还望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