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月刊》的创刊之日，正是上海处于所谓的“孤岛”时期。它创刊于1939年3月，终刊于1949年5月。十年时间长河，主编一以贯之，这在当年上海滩上的各类“海派”杂志中，是绝无仅有的。
　　
　　
　　《永安月刊》从创刊到终刊，实际上是经历了三个时期：“孤岛时期”、“沦陷时期”和“内战时期”。它的创刊自然与当时“孤岛”呈现的畸形繁荣有关。
　　十年时间长河，主编一以贯之，这在当年上海滩上的各类杂志中，是绝无仅有的。
　　小时候，我们都会唱“八一三，日本人在上海打了仗……”1937年夏季，日本人在上海投下罪恶的炸弹，3个月后，国民政府军队撤离上海，日军占领着租界以外的上海地区，大量上海市中心以外的难民与江浙一带的地主富商逃入租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租界区形成了“孤岛”。这4年间，由于租界维持着原有的政治、文化格局，与外界的战事相比，它相对稳定、平和，人员、财物涌入租界，还有在上海华界及上海近邻的学校也纷纷迁入“孤岛”，由于人口的迅速集中，各行各业空前活跃，电影院、戏院、茶楼人群川流不息，时常爆满。上海，仅一河（苏州河）之隔的上海，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炮火连天；一边是笙歌达旦。经济和文化出现了所谓的“畸形”发展，大批工厂、商店开张，不少企业、商家注册英、美（如永安），寻找保护，文学杂志也有寻找西人作掩护的，如《良友》在“孤岛时期”就请过美国人做发行人。在经济“繁荣”的刺激下，文化的活动也呈现上升趋势，许多书店、书刊复业、复刊，新的刊物也在这一片“繁荣”的盛景下出现。《永安月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时而生，也是时势所致。与《永安月刊》几乎同时相继出现在上海滩的新创文学、文化类杂志还有《文艺新潮》、《绿洲》、《戏剧画报》、《鲁迅风》、《文艺长城》、《东南风》、《新歌》、《文学集林》、《戏剧与文学》、《新诗潮》、《剧场新闻》、《文艺世界》、《现代艺术》、《青年戏剧》等等，可见当时“孤岛”的“繁荣”刺激。
　　《新民周刊》：我们所知，《良友》、《万象》等杂志，也是在相应的这一时期创办和出版的。与那些杂志相比，《永安月刊》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否可以以为，这仅是一本商业消费类的广告杂志？从今天我们能够所见的目录和文字而言，它似更是一册文化，甚至是文艺性很强的市民读本？
　　余之：我很欣赏你使用的的“市民读本”这一用词。旧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类杂志，并没有像今天的杂志这样有过密的、专业的细分，专业杂志虽有，但因是商业社会，绝大多数的杂志还是考虑它的市民性、商业性，因为它要生存；生存原则在今天也是首要，报纸杂志的通俗性，大众化，经济效益，都是执掌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本拥有最广大“市民”读者群的通俗“读本”，就有了它的生存基础。
　　《永安月刊》在考虑它的市场效应时充分顾及到了它的大众化。简言之：好看。一本“好看”的文化类杂志，不外乎一要考虑它的为大众所喜欢的内容，这是“里”；二要考虑它的精美的封面，这是它的“表”。和在上海滩广有影响的《良友画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两者都是采用了上海滩上的女明星、漂亮名媛作为它的封面，以作杂志的“招牌”。《良友》创刊号的封面用的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永安月刊》创刊号封面用的永安老板郭琳爽的千金郭志媛；在社会效应方面，《永安月刊》的创刊号并不输于《良友》，郭琳爽作为永安的老板在上海老百姓中家喻户晓，而闺房千金自然也是市民们所想知道的，在满足人们“探秘”心理方面，“郭千金”的号召力并不亚于已成公众人物的胡蝶。
　　和《良友》一样，《永安月刊》的每期封面都以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明星、名媛“撑市面”。如当年２０岁初上话剧舞台因《甜姐儿》一炮走红的黄宗英，《永安月刊》即以黄宗英手握马鞭、一身马装的“甜姐儿”剧照亮相，立刻获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甜姐儿》当时红遍上海滩，连演100多场，据今年８４岁高龄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她每次演出结束，总有时髦“小开”开着小车来接她出去“白相”，以示倾慕。《永安月刊》上的许多封面人物后来大都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明星，如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童芷苓、欧阳莎菲、陈云裳、孙景璐、王熙春、慕容婉儿、蒋天流、胡蓉蓉、黄婉贞等等。
　　在内容上，它比《良友》、《万象》更“杂”。《良友》侧重“画报”；《万象》更侧重“文学”；而《永安月刊》有小说、散文、小品、摄影、漫画、书法、油画等，举凡“好看”的文化类，它都力争囊括之。如小说中大多反映民风民俗、市井生活，青年恋爱，也不乏民族义愤，谴责民族败类的正义之作；如摄影方面有郎静山的人体摄影,油画方面有徐悲鸿、颜文梁等大画家的作品,书法方面有吴湖帆、粪翁（邓散木）、大厂居士等人的作品。居杂志三分之二的文字部分，其作者队伍相当不俗，如徐志摩、包笑天、郑逸梅、张若谷、陆丹林、周瘦鹃、秦瘦鸥、胡朴安、范烟桥、陈从周、赵景深、还珠楼主、李伯琦、张叶舟、胡寄尘、胡道静、黄洁荪、潘予且、蒋吟秋等活跃于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作家。
　　《永安月刊》虽然是商家所办的杂志，但它却不是广告类的杂志，完全是一本海派文化、文学杂志，由王荣华主编、熊月之、张晓敏任副主编并获2008年上海社科类工程一等奖的《上海大辞典》，在它的“文学杂志”专辑中，《永安月刊》位列正宗海派文学重要杂志之林，是与《小说月报》、《良友》、《文学》、《万象》等并列一起加以介绍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现代文学研究者值得研究的一个特殊的课题：由商家办的一份纯文学类杂志，居然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新民周刊》：海派两字，几乎从来是被用来形容上海人世俗生活的概括。从既商业又文化的融合角度出发，永安月刊在海派文化发端的年代中，大概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领先的，领衔的；甚至是先锋的，前卫的？
　　余之：对于“海派文学”的“海派”之诠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是研究家们的事。在旧中国，人们提起“海派”，诚如沈从文先生所言，“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而现在人们提起“海派”、“海派文学”这类词，就不会再有旧时的“恶意”感了。我们现在把反映上海人上一世纪上半叶的民俗、民风、社会生活，尤其是20年代到40年代的小说，不管它是什么派：“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还是“先锋派、现代派”，举凡这样的作品都看作是“海派文学”。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永安月刊》应该看作是“一块未被开垦过的海派文学处女地”。它是对海派文学的“充实”与“填补”，也可以说是“推波助澜”。
　　尽管对“海派”有各种诠释，但沈从文先生和鲁迅先生有关“海派”的两句话颇值得玩味。沈从文先生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就成立了吾人今天对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鲁迅先生说：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旧上海的文化消闲类的杂志大都具有“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这两大特色。《永安月刊》上也集中了上海滩上许多“名士才情”式的人物，我们还在刊物中看到许多文人，无论是“孤岛”时期，还是处于“沦陷”、“内乱”时期，人们为生活所困，卖文为生，有的还为作者提前预支稿费，以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据老作家沈寂先生回忆，当年的《永安月刊》发放的稿费相当高，因此，它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年代自然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群；沈先生的父亲曾购买了永安公司的股票，凡是永安公司的股东每期都赠送《永安月刊》，所以他家里每月都有这本杂志，青年时代的他一直认为这本《永安月刊》杂志“很好看”。财力的雄厚也使得《永安月刊》比之其他刊物在发行、约稿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
　　《永安月刊》不是一本商业广告类的杂志，但由于它通俗与丰富，所以在上海市民中树立了受欢迎的地位，从而也极大地扩大了公司在广大顾客中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却无可争议地帮了商家的大忙。
　　《新民周刊》：民间收藏和近期对永安月刊的重新整理、出版，对于填补上海海派文化的时段缺憾，对于填补若干历史史实的缺位，对于深入研究上海地域和市民文化，有着怎样的独家的作用呢？
　　余之：十年118期《永安月刊》估约有文字600多万字；图片近千幅，此次整理出版提取文字近100万字，主要是小说、散文、随笔、文坛掌故类，精美图片200多幅，其中精彩明星、名媛照近百幅，还有漫画、摄影等。
　　《永安月刊》因为是商家所办，所以在非常讲究“主流”的“以往”，不太被文学家、研究家们所重视，也不被收藏者所注意，也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图片均未被重新整理出版过，因此，弥足珍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先生认为，重新整理出版《永安月刊》对于研究海派文学是很珍贵的史料。
　　据我所知，上海图书馆藏《永安月刊》残缺不齐。几年前，我在民国图书收藏家矍永发处看到全套《永安月刊》，2008年下决心抽时间阅读全套，受益不浅，花半年时间整理出五册，作为《永安文丛》出版。《永安月刊》是上海商业文化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此次整理出版全套《永安月刊》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中共上海市经济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潘志纯和永安公司总经理李雨林分别为此套丛书写了序，从商业文化、海派文化的角度，谈了《永安月刊》的历史与出版意义。时值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百年一遇的世博会，由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所属文汇出版社整理出版全套《永安文丛》，相信对进一步开掘、总结海派文化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