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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人们对血缘关系仍然很看重，但发展方向却是，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在减弱，社会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越来越重要
“在这小小的采样室里，人生百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闹，还有人悲伤无语。”上海博星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所长江斌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他这样描述鉴定结果出来时的情景：“年幼的孩子往往要面对戏剧化的场面：妈妈号啕大哭、爸爸不断道歉的，自己一定是亲生；若爸爸甩手而去，妈妈默不作声，那自己的爸爸可能就另有其人了。”
上海青浦的典型案例
2006年8月7日，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就朱家角镇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女方赔偿男方抚养“儿子”所支出的经济费用15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现年27岁的吴贤经朋友介绍与刘艳相识，一年后开始了甜蜜的夫妻生活。结婚三年后等来了刘艳怀孕的喜讯。吴贤全家异常兴奋，吴贤的母亲逢人便讲好人有好报。吴贤对妻子也愈加关心了，甚至下楼梯都要在旁守护。吴贤的母亲把卖菜生意停了下来，腾出时间专心专意伺候怀有身孕的儿媳。
2005年4月6日，刘艳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男娃。吴贤一家人欣喜若狂！孩子满月时，吴贤更是大摆宴席、遍请宾朋庆贺。但妻子对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儿子和全家人的兴奋心情都不以为然。面对妻子毫无理由的冷漠，吴贤觉得非常窝火。孩子两个多月时，两人因为对待孩子的态度问题吵了一架，正在气头上的吴贤，顺手打了妻子一巴掌，怒气冲冲地出门给自个儿消气去了。
气愤的娘家人很快过来了，他们找到吴贤的父母，“要把这事讲讲清爽”，后来两家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在外边消完气的吴贤正要回家，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称自己挨了亲家人的打，迎面又见到怒气冲冲的岳父岳母、大姨子一家人及其他亲戚，吴贤不顾一切冲上去就厮打起来，但对方人多势众，把他打倒在地，满脸流血!邻居们连忙报警，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这场恶斗，吴贤立即被送到医院，面部缝了几针。
刘艳一怒之下带着儿子回了娘家，从此常住了下来。
“赔了夫人又折兵”，吴贤越想越窝火。他随后将此事交朱家角镇司法所调解，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尚在怒气中的刘艳，将不满三个月的儿子放在司法所，称这儿子她不要了，要怎么办由司法所处理去，司法所无奈只好在当地村委会、派出所干警的陪同下将孩子送到了吴贤家。
吴贤的母亲多日不见孙子，十分想念，就把孩子抱来自己抚养，而刘艳则是任吴家人百般相劝，也不愿再回来。转眼10个月过去了，抚养孩子的艰辛自不必说，爷爷奶奶却发现，这个宝贝孙子长得跟父亲相像的地方一点也没有。联想到儿媳的反常表现，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来路产生了怀疑。
后来经过打听，他们得知亲子鉴定向社会开放，吴贤决定带儿子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2006年4月3日，鉴定结果出来了，“吴贤不具备‘儿子’的遗传基因，排除其间的父子关系”。这才有了青浦区法院8月7日的这一判决。
港台商人、民蕾企业家及打工者是主要客户
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闵银龙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亲子鉴定也称亲权鉴定，是指用医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技术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血缘关系。目前，DNA鉴定是国际公认的能够以99．99％的准确率进行亲子鉴定的惟一手段。
根据遗传学的传递规律，子女的身份标记必定来自双亲，通过测试子女与父母的DNA模式是否吻合来确认亲子关系，非亲子关系的排除率为100％，亲子关系的确认率为99．99％。
闵银龙说：“目前，私自来做亲子鉴定的人主要是港台富商和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包二奶出了问题。这部分人中又分男的怀疑‘二奶’不忠，子女不是自己亲生的，不想付‘冤枉’的抚养费；一部分是‘二奶们’见男人变心想做个了断，讨笔‘青春损失费’和孩子的抚养费。”
8月下旬，一个50多岁的浙江男子和一个23岁安徽女子来到华东政法学院鉴定中心，女子怀里抱着两三个月大的婴儿。“不用问，都清楚是怎么回事。”闵银龙对本刊记者说，后来鉴定结论证实小孩和该男子为亲子关系。
闵银龙还透露，华东政法学院一位退休教师的女儿，和一位台湾的商人恋爱后生下一子，但后来该商人否认孩子与他有关系，但鉴定结果证实两个有亲子关系时，这位商人却神秘失踪。
民营机构“深圳太太鉴定所”的鉴定人员日前向媒体表示，在他们那里做亲子鉴定的香港人，几乎可以占总数的65％。“鉴定中心目前也在设计一个相关的宣传网页，准备挂到华东政法学院的网站下面，还打算到江苏昆山打一些广告，那边富人多。”闵银龙说。
“来我们所做亲子鉴定的还是打工者比较多，成千上万的男性民工拥入城市打工挣钱，他们的妻子则留守家中，收入的不稳定导致婚姻状况不稳定，非婚生子情况频繁出现。北京是个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城市，随着资讯的发达，更多打工人群将选择做亲子鉴定来求证真相。”华大方瑞市场部负责人于晓光对本刊记者说，这些人有的是凑钱来做鉴定，交钱的时候100块整张的都不多，都是10块10块的凑起来。
华大方瑞负责人邓亚军此前也对媒体表示，如果亲子鉴定的收费能降低到一定程度，广大的农村“市场”将被激活，而这将会是个非常巨大的群体。在华大方瑞做过的一些农村案例来看，排除率接近50％。
于晓光还说，另一部分是非婚同居型，两人感情出现裂痕，男方怀疑女方或女方怀疑男方。还有一部分是滥交型，女性不能确定孩子父亲是谁，生怕纸包不住火而早做准备。
江斌说：“也有一家三口同来的，为的是证明清白。有位女士结婚多年，儿子今年都上小学了，一家人生活很美满。但自从有亲戚无意中说了句‘孩子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和谐的生活被打乱了。丈夫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问她‘孩子出生时好像没足月吧’，或是‘开玩笑’地说：‘我看这孩子怎么有点像某某啊(女方前男友)。’妻子忍无可忍提议做亲子鉴定，丈夫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结果证明妻子是清白的，丈夫面露喜色，难堪的妻子却扔下丈夫孩子走了。”
七成以上的家庭是在疑神疑鬼
江斌回忆道，来做亲子鉴定的当事人各式各样，有些鉴定者知道结果后会非常感激，而有的人则内心非常矛盾，中途就会来电话要求“不要再做了”，甚至还有测试都做好了，当事人却拒绝知道结果的情况。
“这孩子不像你嘛!”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句玩笑话，往往会让做父亲的顿生疑窦。怀疑成为引起人们想做亲子鉴定 的第一诱因。北京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做了5023例亲子鉴定，约有22％～25％的案例排除了亲子关系，但这也意味着七成以上的家庭是在疑神疑鬼。
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目前社会中婚姻状况的不稳定、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情况的频繁出现，才造成了亲子鉴定如此备受关注。实际上，这也反映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人们对鉴定结果的关注，更多的是对配偶“清白”的关注。
“不论鉴定结果如何，走到这一步都很伤感情，一般建议咨询者不要轻易尝试。”德瑞姆心理咨询培训机构资深心理咨询家刘永信对本刊记者说，这些问题绝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
于晓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社会舆论也不是要批评亲子鉴定，亲子鉴定是科学的东西，是一种解决办法。社会诚信的缺失，产生了这个市场，有了这个需要。更多的父母是想求证“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他是不是孩子的亲爸爸”。更多的民营亲子鉴定公司宣称，这种民间鉴定组织可以对夫妻间感情出现危机时有一个缓冲作用。
但更多的反对者认为，亲子鉴定的结果，尽管可以证明孩子与父母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但却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的忠贞。即便亲子鉴定的错误率低至千万分之一，但一次错误的结果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100％的不幸!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赞同亲子鉴定对公众开放，“既然发明了这项技术就该应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他也指出，亲子鉴定的背后是信任度在削弱，整个诚信体系的缺乏。当夫妻缺乏诚信产生怀疑，才会提出亲子鉴定，反过来也证明如今女性地位的升高、自由度在提高。
顾骏建议，对待亲子鉴定的结果要有平常心，虽然现在人们对血缘关系仍然很看重，但发展方向却是，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在减弱，社会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越来越重要。此外，若婚姻关系处理不好时，双方也没必要以亲子鉴定结果为借口离婚，更没必要疑神疑鬼。
此外，亲子鉴定在法律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本刊记者从上海市青浦区法院了解到，在亲子鉴定业务对私开放以前，它主要是应用在离婚诉讼中。多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子女非亲生，在申请离婚诉讼时由夫妻双方或一方提出鉴定申请，如果是单独请求亲子鉴定，法院不会受理。但即便是离婚诉讼中的亲子鉴定申请，法院也要审查情况再决定是否准许，如子女年龄在10周岁以上的，应当尊重子女的意见；对于子女坚决不同意鉴定的，不能鉴定。至于一方不配合亲子鉴定的，法院一般也不会强制实行。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告诉本刊记者，法律学上的父亲该不该对非亲生孩子尽抚养义务，或生物学父亲该不该对非妻生的孩子尽义务，这仍然存有争议。亲子鉴定更多的只是迎合了当事人求证心切的心理。
“在这小小的采样室里，人生百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闹，还有人悲伤无语。”上海博星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所长江斌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他这样描述鉴定结果出来时的情景：“年幼的孩子往往要面对戏剧化的场面：妈妈号啕大哭、爸爸不断道歉的，自己一定是亲生；若爸爸甩手而去，妈妈默不作声，那自己的爸爸可能就另有其人了。”
上海青浦的典型案例
2006年8月7日，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就朱家角镇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女方赔偿男方抚养“儿子”所支出的经济费用15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现年27岁的吴贤经朋友介绍与刘艳相识，一年后开始了甜蜜的夫妻生活。结婚三年后等来了刘艳怀孕的喜讯。吴贤全家异常兴奋，吴贤的母亲逢人便讲好人有好报。吴贤对妻子也愈加关心了，甚至下楼梯都要在旁守护。吴贤的母亲把卖菜生意停了下来，腾出时间专心专意伺候怀有身孕的儿媳。
2005年4月6日，刘艳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男娃。吴贤一家人欣喜若狂！孩子满月时，吴贤更是大摆宴席、遍请宾朋庆贺。但妻子对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儿子和全家人的兴奋心情都不以为然。面对妻子毫无理由的冷漠，吴贤觉得非常窝火。孩子两个多月时，两人因为对待孩子的态度问题吵了一架，正在气头上的吴贤，顺手打了妻子一巴掌，怒气冲冲地出门给自个儿消气去了。
气愤的娘家人很快过来了，他们找到吴贤的父母，“要把这事讲讲清爽”，后来两家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在外边消完气的吴贤正要回家，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称自己挨了亲家人的打，迎面又见到怒气冲冲的岳父岳母、大姨子一家人及其他亲戚，吴贤不顾一切冲上去就厮打起来，但对方人多势众，把他打倒在地，满脸流血!邻居们连忙报警，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这场恶斗，吴贤立即被送到医院，面部缝了几针。
刘艳一怒之下带着儿子回了娘家，从此常住了下来。
“赔了夫人又折兵”，吴贤越想越窝火。他随后将此事交朱家角镇司法所调解，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尚在怒气中的刘艳，将不满三个月的儿子放在司法所，称这儿子她不要了，要怎么办由司法所处理去，司法所无奈只好在当地村委会、派出所干警的陪同下将孩子送到了吴贤家。
吴贤的母亲多日不见孙子，十分想念，就把孩子抱来自己抚养，而刘艳则是任吴家人百般相劝，也不愿再回来。转眼10个月过去了，抚养孩子的艰辛自不必说，爷爷奶奶却发现，这个宝贝孙子长得跟父亲相像的地方一点也没有。联想到儿媳的反常表现，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来路产生了怀疑。
后来经过打听，他们得知亲子鉴定向社会开放，吴贤决定带儿子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2006年4月3日，鉴定结果出来了，“吴贤不具备‘儿子’的遗传基因，排除其间的父子关系”。这才有了青浦区法院8月7日的这一判决。
港台商人、民蕾企业家及打工者是主要客户
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闵银龙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亲子鉴定也称亲权鉴定，是指用医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技术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血缘关系。目前，DNA鉴定是国际公认的能够以99．99％的准确率进行亲子鉴定的惟一手段。
根据遗传学的传递规律，子女的身份标记必定来自双亲，通过测试子女与父母的DNA模式是否吻合来确认亲子关系，非亲子关系的排除率为100％，亲子关系的确认率为99．99％。
闵银龙说：“目前，私自来做亲子鉴定的人主要是港台富商和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包二奶出了问题。这部分人中又分男的怀疑‘二奶’不忠，子女不是自己亲生的，不想付‘冤枉’的抚养费；一部分是‘二奶们’见男人变心想做个了断，讨笔‘青春损失费’和孩子的抚养费。”
8月下旬，一个50多岁的浙江男子和一个23岁安徽女子来到华东政法学院鉴定中心，女子怀里抱着两三个月大的婴儿。“不用问，都清楚是怎么回事。”闵银龙对本刊记者说，后来鉴定结论证实小孩和该男子为亲子关系。
闵银龙还透露，华东政法学院一位退休教师的女儿，和一位台湾的商人恋爱后生下一子，但后来该商人否认孩子与他有关系，但鉴定结果证实两个有亲子关系时，这位商人却神秘失踪。
民营机构“深圳太太鉴定所”的鉴定人员日前向媒体表示，在他们那里做亲子鉴定的香港人，几乎可以占总数的65％。“鉴定中心目前也在设计一个相关的宣传网页，准备挂到华东政法学院的网站下面，还打算到江苏昆山打一些广告，那边富人多。”闵银龙说。
“来我们所做亲子鉴定的还是打工者比较多，成千上万的男性民工拥入城市打工挣钱，他们的妻子则留守家中，收入的不稳定导致婚姻状况不稳定，非婚生子情况频繁出现。北京是个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城市，随着资讯的发达，更多打工人群将选择做亲子鉴定来求证真相。”华大方瑞市场部负责人于晓光对本刊记者说，这些人有的是凑钱来做鉴定，交钱的时候100块整张的都不多，都是10块10块的凑起来。
华大方瑞负责人邓亚军此前也对媒体表示，如果亲子鉴定的收费能降低到一定程度，广大的农村“市场”将被激活，而这将会是个非常巨大的群体。在华大方瑞做过的一些农村案例来看，排除率接近50％。
于晓光还说，另一部分是非婚同居型，两人感情出现裂痕，男方怀疑女方或女方怀疑男方。还有一部分是滥交型，女性不能确定孩子父亲是谁，生怕纸包不住火而早做准备。
江斌说：“也有一家三口同来的，为的是证明清白。有位女士结婚多年，儿子今年都上小学了，一家人生活很美满。但自从有亲戚无意中说了句‘孩子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和谐的生活被打乱了。丈夫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问她‘孩子出生时好像没足月吧’，或是‘开玩笑’地说：‘我看这孩子怎么有点像某某啊(女方前男友)。’妻子忍无可忍提议做亲子鉴定，丈夫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结果证明妻子是清白的，丈夫面露喜色，难堪的妻子却扔下丈夫孩子走了。”
七成以上的家庭是在疑神疑鬼
江斌回忆道，来做亲子鉴定的当事人各式各样，有些鉴定者知道结果后会非常感激，而有的人则内心非常矛盾，中途就会来电话要求“不要再做了”，甚至还有测试都做好了，当事人却拒绝知道结果的情况。
“这孩子不像你嘛!”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句玩笑话，往往会让做父亲的顿生疑窦。怀疑成为引起人们想做亲子鉴定 的第一诱因。北京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做了5023例亲子鉴定，约有22％～25％的案例排除了亲子关系，但这也意味着七成以上的家庭是在疑神疑鬼。
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目前社会中婚姻状况的不稳定、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情况的频繁出现，才造成了亲子鉴定如此备受关注。实际上，这也反映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人们对鉴定结果的关注，更多的是对配偶“清白”的关注。
“不论鉴定结果如何，走到这一步都很伤感情，一般建议咨询者不要轻易尝试。”德瑞姆心理咨询培训机构资深心理咨询家刘永信对本刊记者说，这些问题绝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
于晓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社会舆论也不是要批评亲子鉴定，亲子鉴定是科学的东西，是一种解决办法。社会诚信的缺失，产生了这个市场，有了这个需要。更多的父母是想求证“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他是不是孩子的亲爸爸”。更多的民营亲子鉴定公司宣称，这种民间鉴定组织可以对夫妻间感情出现危机时有一个缓冲作用。
但更多的反对者认为，亲子鉴定的结果，尽管可以证明孩子与父母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但却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的忠贞。即便亲子鉴定的错误率低至千万分之一，但一次错误的结果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100％的不幸!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赞同亲子鉴定对公众开放，“既然发明了这项技术就该应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他也指出，亲子鉴定的背后是信任度在削弱，整个诚信体系的缺乏。当夫妻缺乏诚信产生怀疑，才会提出亲子鉴定，反过来也证明如今女性地位的升高、自由度在提高。
顾骏建议，对待亲子鉴定的结果要有平常心，虽然现在人们对血缘关系仍然很看重，但发展方向却是，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在减弱，社会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越来越重要。此外，若婚姻关系处理不好时，双方也没必要以亲子鉴定结果为借口离婚，更没必要疑神疑鬼。
此外，亲子鉴定在法律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本刊记者从上海市青浦区法院了解到，在亲子鉴定业务对私开放以前，它主要是应用在离婚诉讼中。多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子女非亲生，在申请离婚诉讼时由夫妻双方或一方提出鉴定申请，如果是单独请求亲子鉴定，法院不会受理。但即便是离婚诉讼中的亲子鉴定申请，法院也要审查情况再决定是否准许，如子女年龄在10周岁以上的，应当尊重子女的意见；对于子女坚决不同意鉴定的，不能鉴定。至于一方不配合亲子鉴定的，法院一般也不会强制实行。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告诉本刊记者，法律学上的父亲该不该对非亲生孩子尽抚养义务，或生物学父亲该不该对非妻生的孩子尽义务，这仍然存有争议。亲子鉴定更多的只是迎合了当事人求证心切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