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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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著名学者沈际飞、钱谦益一再提醒世人注意,汤显祖除戏曲外,同时还是一位颇具成就的散文大家.汤显祖虽然以“四梦”名天下,但文章无疑属于大手笔。其文识高而思奇,情深而趣永,潇洒中见嵌崎之象,藻丽中显遒劲之骨,在明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晚明散文发展史上,汤显祖是从徐渭、李蛰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的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小品文的艺术空间,而且他那无所拘束地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无疑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的反映,并对公安派倡导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之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透露了晚明新文艺和小品文勃兴的曦微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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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世事迍遭,兵燹频仍,堪称中国社会之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然此期间百家争鸣,文章辈出,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学遗产.章学诚云:"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说体与赋体无疑都是其中之重要者.本文从先秦文献中的"有说乎"一词入手,对战国说体的文体特征及其对后世赋体的影响作一尝试性探寻,并对宋玉赋于说体向大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简要评述.
《中庸》既是儒学的经典之一,又是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的重要一篇.它以辑录孔子言论加专题论述的形式,集中而深刻地阐发儒家有关"中庸"的思想.因此,《中庸》既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又是先秦说理散文由语录体向专题论文体转折演变的标志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
《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其中包含了汉散体赋和汉抒情赋.当然,二者接受《庄子》影响的具体情态是不同的.如果说,《庄子》赋予了汉散体大赋以独特的空间感的话,那么,对于汉代抒情赋,《庄子》赋予了它以独特的时间感.而后者,突出地表现在汉人对"士不遇"的感触和对人生痛苦的消解意识中.
本文论述了汉初庄学接受的类型与特点。具体分析了“挫折型”接受者贾谊与“放浪型”接受者东方朔。贾谊因为仕途的挫折而汲取了一些庄子哲学的主张,庄学思想暂时缓解了他的生死优虑,暂且缓和了他的心灵创痛,使其浓重的挫折感一时得以忘却。东方朔对庄学的承继更多地表现在处世态度和人生行为中。概括地说,西汉初期的庄学接受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接受者生活经历复杂特殊。贾谊少年得志,一再升迁摧用,二十余岁即有轻取公卿
奏议是我国古代臣下上奏君王文书的通称,议论的内容多为朝政大事,属于公牍文体.在封建社会,臣下进谏言出法随的皇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句谏言,数行文字,若称皇帝心意,龙颜大悦,可以起到拾遗补阙、匡时救弊的作用;若触"逆鳞",则有可能丢官、被杀.如何让唯我独尊的皇帝对自己所进谏内容有所采纳,又要把上书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是进谏者伤脑筋的事,也是汉代总结进谏理论,讲究进谏艺术的原因。分析了汉代对进谏的理
《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虽被梁启超先生列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与《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比肩而。本文从书写的历史意识、叙事笔法等角度做进一步细致的分析.分析了《匈奴列传》书写的历史意识,历史叙事通过双时间线索的交叉存在并互为背景予以表现。春秋笔法波澜顿挫兼有情致摇曳之姿。
论题之引出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1529)举进士第一,江西吉水人.按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地域划分,罗念庵乃"江右王学"后劲,梨洲"罗念庵之主静,此真阳明之的传"之论,影响至今.本文分析了“学凡三变。文亦因之”与唐顺之之关系,念庵文章观之心学视点。综念庵一生的为学经历,如何去欲根、情识、习气之牵绕,收敛提撕,证悟纯粹良知本体,始终是他毕生艰行苦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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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先生《书楼寻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傅璇琮和徐雁先生主编"书林清话库"中的一种,文字清雅,读后增添了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古今变迁的知识.作者足履,主要在江浙,而以江苏(南京、苏州、常熟、镇江)为详,兼及湖南、广东、山东,明清及民初以来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主要藏书楼大都进入作者的视野.
晚明文化人的藏书楼、斋轩的命名多能反映出一位藏书家、文学家的学养,有时还能见出他们的性情、兴致、趣味和个性.徐(火勃)(1570-1642),字惟起,一字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荔奴述》与《荔奴传》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前者是“述”,即记述、叙述,载述、记述与荔奴有关的事。《荔奴述》只记述荔奴的得名、品种、采摘烘焙、荔奴轩四件事,前三事为荔奴轩铺垫,只是客观叙述,荔奴轩一事才稍稍注人作者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