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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发（1918—2010），福建沙县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张廷发长期从事空军工作，坚持从严治军，工作一丝不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后，担任空军政委的他更加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一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的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找张廷发谈话，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以及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见到叶剑英，叶剑英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两位军委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要确保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二是部队要整顿。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一、二、三书记和副政委高厚良谈民航问题。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可时任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政委的余立金却没有被找去。
早不谈，晚不谈，选择1975年底谈，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首先在政治上，他觉得此时的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的。其次，在具体工作上，王洪文也做了充分准备。他通过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还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以余立金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以便实现打倒他们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二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擅自召集1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也一起参会。
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态度。因为，1974年江青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派联络员来空军送信、点火，把空军搞乱了。当时，空军机关和一些直属单位大字报满天飞，随便点名批斗领导干部；上访的、点名来揪人的、串联的波及空军大大小小营院。对这一切，张廷发记忆犹新。
1975年，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要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江青等人对这次会议极为不满，在2月25日的这次打招呼会上，江清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王洪文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
这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
当时，副司令员曹里怀、副政委高厚良等去了。他们回来后和张廷发谈到王洪文的谈话，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哪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都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在关键的时刻，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是不会动摇的。
王洪文这次“谈话”后不久，再次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风声，这当然是指张廷发。
张廷发明白“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对空军采取先打后拉的伎俩。
三
事隔不久，王洪文一伙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王洪文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通过‘杜忠事件’，砸开空军的班子。”“‘杜忠事件’是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意思是说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难过这一关。甚至欲“借这封信，不但可以抓住空军领导班子，还可以抓住中央军委领导班子，以至党中央领导人了”。
“杜忠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但空军机关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就是空军常委的绝大多数成员也不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前，张廷发也不知情。因为按照常委分工，副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分管清查、复查工作，张廷发作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空军政委没有具体管这件事。关于“杜忠事件”的详细情况，张廷发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揭批“四人帮”反党乱军罪行的过程中才搞清楚的。
杜忠原是空军某师副师长，1968年8月1日，受驻上海空某军党组织指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任某专案组组长。在专案组工作中，杜忠接触到了张春桥等人收集和整理毛泽东、周恩来的黑材料。不久，为掩人耳目，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堵住杜忠的嘴，掩盖自己的罪行。
1973年九十月间，张春桥一伙对杜忠的“审查”基本结束。在待处理期间，杜忠认为张春桥整理毛泽东、周恩来黑材料事关重大，就一连写了4封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其中一封交张春桥、王洪文把持下的上海市党组织。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这4封揭发信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手中。
张春桥一伙截留到杜忠的揭发信后，做了很多批示，并组织千余人对杜忠反复批斗，并将他从待处理变为继续关押审查。
但是把杜忠问题公开化，也就等于把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周恩来的真面目公开化了。张春桥一伙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公开批斗，又改为秘密关押。先把杜忠转到农场，后又转交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严加看管。
杜忠在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继续写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信中说：“我整了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能一错再错，我作为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就是他们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把事实真相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张春桥问题不揭发，我死了烧成灰也不甘心。”
这封信，按军队的组织程序被交到了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此时，已是1975年深秋。空军副政委黄立清正在南空参加南空党委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会议，南空政治部请示如何处理杜忠的揭发信。黄立清当时的处置措施非常果断、正确。他指示：信的内容不准扩散，按军队的组织程序，密封转空军党委处理。揭发信被转到空军党委后，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指示空军清查办公室密封保存，内容不准扩散。空军党委常委包括第一书记张廷发，都没有接触杜忠的揭发材料。
杜忠作为军队干部写揭发信，按军队的组织程序要求转交中央，是符合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的。鉴于王洪文、张春桥还在中央工作，南空、空军两级组织采取密封揭发信、不扩散内容的措施，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而此时，王洪文一伙人倒打一耙，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件事的罪名栽赃到空军领导人的头上，诬蔑空军扩散了揭发信的内容，是“反党”、“分裂中央”的严重事件，阴谋借“杜忠事件”打倒空军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排在空军领导岗位上。粉碎“四人帮”后，揭发和交代材料证明，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已经传出：追随他们的某人“可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某某人“当空军司令”，把某某某人“弄回来”等等。
四
王洪文一面加紧阴谋活动，另一面亲自上阵调查。他背着中央军委，直接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空某军军长，指派他调查“杜忠事件”，并把调查材料送给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党。后来，王洪文又打电话给那个军长，要他来北京汇报“杜忠事件”的调查结果。王洪文做贼心虚，在电话中还嘱咐说：“你不要请假，以免暴露行踪”。
在听这个军长汇报时，王洪文说：“杜忠的信是去年七、八、九3个月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产生的。同南京的政治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是给邓小平当炮弹的。”王洪文还说：“杜忠事件要一查到底，北京由我查，上海由你查。你要大胆查，你不要怕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
1976年4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三座门军委会议室，再一次找空军党委常委“谈话”。这次“谈话”，张廷发去了。因为老不去，拖不过去。参加谈话的有王洪文、陈锡联和张廷发。
“谈话”一开始，王洪文就问张廷发：“你看信没有？”
张廷发装作没听见，没说话。
张廷发不说话，会开不下去。陪同王洪文“谈话”的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开口了：
“我们都是老同志，实事求是，看过就看过，没看就没看。”
张廷发还是不说话，一言不发坐着。
王洪文见张廷发不说话，站起来走到张廷发面前，把几页纸晃了晃，问：“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我又不是聋子。我听见了，我没有看过！”张廷发大声吼叫起来。
张廷发不看揭发材料，在当时来说倒是件好事。
如果张廷发看了，参与了对揭发材料的处理，“四人帮”就会在张廷发身上做文章，给他扣上“分裂党中央”等等罪名。如果仅仅是扣帽子，事情还不十分严重。张廷发担心的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自己失去同他们斗争的阵地。“四人帮”一伙，要打倒的正是不愿意跟他们走的老红军、老党员。
由于张廷发的“不合作”，王洪文查揭发信“扩散”问题，查不下去，“谈话”草草收场。张廷发心里明白，这件事还没完，还会有问题，会逼自己表态。
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批来一份揭发材料，他在批示中指责空军副政委黄立清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王洪文要空军党委“讨论”他的批示和给黄立清定性，“并把讨论结果上报军委”。
对王洪文“批示”，张廷发采取了先放一放，应付一下的对策，不说不办，也不说立即办。7月28日，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全国上下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中，张延发顺势把此事拖了下来，理由是我们常委同志全力以赴去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或坚持指挥所值班。一天几百架飞机在唐山机场起落，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最紧张的时候，每26秒钟起落一架飞机，不但白天黑夜飞，还跨昼夜飞行，这是党和人民最需要空军支援的时候，常委不能分散精力，不能不管，也不能马虎。
实际上，张廷发也在考虑如何妥善了结这件事。王洪文“批示”要报军委，怎么报？把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材料原封不动地报，肯定不行。如果加上空军党委的意见，那么应该拿什么意见？同意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信的57条，就要将黄立清定性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而不同意王洪文“批示”和诬告信的观点，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王洪文逼常委表态，说“中央正在注视着空军的班子，看看每个人的态度”。甩过来的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五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哀悼。为毛泽东治丧，是全国的大事。军队要加强战备，防止意外事件。空军进入了一级战备，常委每个成员都在忙战备值班和为毛泽东治丧的事情。
王洪文虽然是1975年的中央军委常委，但是，党中央并没有委托他分管空军的事。他却三番五次插手空军，挑起事端，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对空军党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击。对王洪文在空军的所作所为，张廷发是有所警惕的。从空军的角度来看，办事总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按照党和军队的程序来办。
紧要关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张延发对王洪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几天，张廷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叶剑英派叶办主任王守江到医院给张廷发打招呼。
后来的《叶剑英传》里有一段话：“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叶剑英派人打招呼，使张廷发明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军队要听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在这场斗争中，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成员态度明朗，立场坚定。由于军委领导的支持，由于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斗争，空军的领导权没有被“四人帮”夺走。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吃饭时，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桌前，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对张廷发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一个结论。（题图为1980年，张廷发在西北某机场看望飞行员。）
（责任编辑：吴 玫）
一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的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找张廷发谈话，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以及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见到叶剑英，叶剑英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两位军委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要确保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二是部队要整顿。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一、二、三书记和副政委高厚良谈民航问题。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可时任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政委的余立金却没有被找去。
早不谈，晚不谈，选择1975年底谈，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首先在政治上，他觉得此时的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的。其次，在具体工作上，王洪文也做了充分准备。他通过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还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以余立金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以便实现打倒他们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二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擅自召集1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也一起参会。
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态度。因为，1974年江青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派联络员来空军送信、点火，把空军搞乱了。当时，空军机关和一些直属单位大字报满天飞，随便点名批斗领导干部；上访的、点名来揪人的、串联的波及空军大大小小营院。对这一切，张廷发记忆犹新。
1975年，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要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江青等人对这次会议极为不满，在2月25日的这次打招呼会上，江清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王洪文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
这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
当时，副司令员曹里怀、副政委高厚良等去了。他们回来后和张廷发谈到王洪文的谈话，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哪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都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在关键的时刻，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是不会动摇的。
王洪文这次“谈话”后不久，再次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风声，这当然是指张廷发。
张廷发明白“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对空军采取先打后拉的伎俩。
三
事隔不久，王洪文一伙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王洪文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通过‘杜忠事件’，砸开空军的班子。”“‘杜忠事件’是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意思是说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难过这一关。甚至欲“借这封信，不但可以抓住空军领导班子，还可以抓住中央军委领导班子，以至党中央领导人了”。
“杜忠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但空军机关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就是空军常委的绝大多数成员也不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前，张廷发也不知情。因为按照常委分工，副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分管清查、复查工作，张廷发作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空军政委没有具体管这件事。关于“杜忠事件”的详细情况，张廷发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揭批“四人帮”反党乱军罪行的过程中才搞清楚的。
杜忠原是空军某师副师长，1968年8月1日，受驻上海空某军党组织指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任某专案组组长。在专案组工作中，杜忠接触到了张春桥等人收集和整理毛泽东、周恩来的黑材料。不久，为掩人耳目，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堵住杜忠的嘴，掩盖自己的罪行。
1973年九十月间，张春桥一伙对杜忠的“审查”基本结束。在待处理期间，杜忠认为张春桥整理毛泽东、周恩来黑材料事关重大，就一连写了4封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其中一封交张春桥、王洪文把持下的上海市党组织。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这4封揭发信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手中。
张春桥一伙截留到杜忠的揭发信后，做了很多批示，并组织千余人对杜忠反复批斗，并将他从待处理变为继续关押审查。
但是把杜忠问题公开化，也就等于把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周恩来的真面目公开化了。张春桥一伙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公开批斗，又改为秘密关押。先把杜忠转到农场，后又转交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严加看管。
杜忠在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继续写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信中说：“我整了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能一错再错，我作为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就是他们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把事实真相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张春桥问题不揭发，我死了烧成灰也不甘心。”
这封信，按军队的组织程序被交到了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此时，已是1975年深秋。空军副政委黄立清正在南空参加南空党委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会议，南空政治部请示如何处理杜忠的揭发信。黄立清当时的处置措施非常果断、正确。他指示：信的内容不准扩散，按军队的组织程序，密封转空军党委处理。揭发信被转到空军党委后，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指示空军清查办公室密封保存，内容不准扩散。空军党委常委包括第一书记张廷发，都没有接触杜忠的揭发材料。
杜忠作为军队干部写揭发信，按军队的组织程序要求转交中央，是符合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的。鉴于王洪文、张春桥还在中央工作，南空、空军两级组织采取密封揭发信、不扩散内容的措施，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而此时，王洪文一伙人倒打一耙，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件事的罪名栽赃到空军领导人的头上，诬蔑空军扩散了揭发信的内容，是“反党”、“分裂中央”的严重事件，阴谋借“杜忠事件”打倒空军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排在空军领导岗位上。粉碎“四人帮”后，揭发和交代材料证明，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已经传出：追随他们的某人“可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某某人“当空军司令”，把某某某人“弄回来”等等。
四
王洪文一面加紧阴谋活动，另一面亲自上阵调查。他背着中央军委，直接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空某军军长，指派他调查“杜忠事件”，并把调查材料送给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党。后来，王洪文又打电话给那个军长，要他来北京汇报“杜忠事件”的调查结果。王洪文做贼心虚，在电话中还嘱咐说：“你不要请假，以免暴露行踪”。
在听这个军长汇报时，王洪文说：“杜忠的信是去年七、八、九3个月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产生的。同南京的政治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是给邓小平当炮弹的。”王洪文还说：“杜忠事件要一查到底，北京由我查，上海由你查。你要大胆查，你不要怕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
1976年4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三座门军委会议室，再一次找空军党委常委“谈话”。这次“谈话”，张廷发去了。因为老不去，拖不过去。参加谈话的有王洪文、陈锡联和张廷发。
“谈话”一开始，王洪文就问张廷发：“你看信没有？”
张廷发装作没听见，没说话。
张廷发不说话，会开不下去。陪同王洪文“谈话”的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开口了：
“我们都是老同志，实事求是，看过就看过，没看就没看。”
张廷发还是不说话，一言不发坐着。
王洪文见张廷发不说话，站起来走到张廷发面前，把几页纸晃了晃，问：“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我又不是聋子。我听见了，我没有看过！”张廷发大声吼叫起来。
张廷发不看揭发材料，在当时来说倒是件好事。
如果张廷发看了，参与了对揭发材料的处理，“四人帮”就会在张廷发身上做文章，给他扣上“分裂党中央”等等罪名。如果仅仅是扣帽子，事情还不十分严重。张廷发担心的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自己失去同他们斗争的阵地。“四人帮”一伙，要打倒的正是不愿意跟他们走的老红军、老党员。
由于张廷发的“不合作”，王洪文查揭发信“扩散”问题，查不下去，“谈话”草草收场。张廷发心里明白，这件事还没完，还会有问题，会逼自己表态。
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批来一份揭发材料，他在批示中指责空军副政委黄立清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王洪文要空军党委“讨论”他的批示和给黄立清定性，“并把讨论结果上报军委”。
对王洪文“批示”，张廷发采取了先放一放，应付一下的对策，不说不办，也不说立即办。7月28日，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全国上下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中，张延发顺势把此事拖了下来，理由是我们常委同志全力以赴去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或坚持指挥所值班。一天几百架飞机在唐山机场起落，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最紧张的时候，每26秒钟起落一架飞机，不但白天黑夜飞，还跨昼夜飞行，这是党和人民最需要空军支援的时候，常委不能分散精力，不能不管，也不能马虎。
实际上，张廷发也在考虑如何妥善了结这件事。王洪文“批示”要报军委，怎么报？把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材料原封不动地报，肯定不行。如果加上空军党委的意见，那么应该拿什么意见？同意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信的57条，就要将黄立清定性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而不同意王洪文“批示”和诬告信的观点，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王洪文逼常委表态，说“中央正在注视着空军的班子，看看每个人的态度”。甩过来的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五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哀悼。为毛泽东治丧，是全国的大事。军队要加强战备，防止意外事件。空军进入了一级战备，常委每个成员都在忙战备值班和为毛泽东治丧的事情。
王洪文虽然是1975年的中央军委常委，但是，党中央并没有委托他分管空军的事。他却三番五次插手空军，挑起事端，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对空军党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击。对王洪文在空军的所作所为，张廷发是有所警惕的。从空军的角度来看，办事总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按照党和军队的程序来办。
紧要关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张延发对王洪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几天，张廷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叶剑英派叶办主任王守江到医院给张廷发打招呼。
后来的《叶剑英传》里有一段话：“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叶剑英派人打招呼，使张廷发明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军队要听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在这场斗争中，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成员态度明朗，立场坚定。由于军委领导的支持，由于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斗争，空军的领导权没有被“四人帮”夺走。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吃饭时，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桌前，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对张廷发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一个结论。（题图为1980年，张廷发在西北某机场看望飞行员。）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