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规范与标准（标点、分段、校勘等）整理《史记》，一直是顾颉刚先生的“愿景”。1954年8月22日，顾先生奉命举家迁京；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9月1日，到中华书局，商谈《史记》标点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划》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对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曾经的北大学生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顾颉刚致夫人张静秋函：“前年我初到北京，次君原在硝皮厂当会计，为了我来而辞掉的，现在如果断绝了他的生路，岂不是我害死了他。”）
　　据顾颉刚1955年6月24日日记：“《史记》工作，本当自做，然今日之病如此，不得不全部交与次君为之矣。”8月19日日记：“将《史记》序统改一过，约增入二千字。……《史记》序文，予已写两万，次君约写万一千字，尚须补写万余字，又将次君所作改写，看来还须两星期功夫方完初稿，此序直是一篇‘《史记》通论’了。”
　　在顾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整理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又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也就是9月13日这天，宋云彬以“待罪”之身抵京，到中华书局做编辑，第一项工作即审阅顾颉刚标点的《史记》。宋云彬22日日记：“余在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23日日记：“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据金陵局本《史记》校黄善夫本及殿本之异体字，以决定将来排印时能否统一字体。”25日日记：“聂崇岐交回审阅的《史记》标点稿第一批。晚饭后，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谈标点《史记》问题。”26日日记：“上午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颉刚所标点的和我所标点的式样各印样张一份，先寄聂崇岐等，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史记》原定年内出版，作为一九五九年新年献礼，但顾颉刚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年内出版绝对不可能矣。”所谓“标点问题甚多”，这在顾颉刚也有很深的认识，其后来（1959年2月2日）致辛树帜函里说道：“三年以来，只要得一些空就整理《史记》三家注，此将近二百万字之一部大书，幸已于去年底完工，交中华书局付印，约今年夏间可出版。《史记》中问题真多，有许多地方只得强不知以为知，不克待研究明瞭而施以标点也。”“强不知以为知”，盖亦是朋友间掏心窝子的话了。于是便有了30日的会议，宋云彬、顾颉刚都有日记记载。
　　宋云彬日记：“开会讨论标点《史记》问题，出席者：金灿然、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兆华及余。余发言甚多。”
　　顾颉刚日记：“到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觉诧异。及往开会，乃知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事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
　　此次会议，对存在的问题大概没有商定解决方案。宋云彬日记载，之后其有拜访王伯祥、叶圣陶诸事，或是咨询点校体例、格式等问题，10月16日日记：“写成《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一文，凡七千言，并作致金灿然信，交姚兆华转去。”直至11月6日，方才召开第二次研讨会，参加人员有金灿然、傅彬然、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宋云彬、姚绍华、贺次君、聂崇岐、陈乃乾、章雪村、曾次亮，会议自下午二时开到五时半。王伯祥、宋云彬、顾颉刚都有日记记载当日情形，聂崇岐则在《史记》初版上也有题识，记述当时情况。
　　王伯祥日记：“往东总布胡同中华书局，应邀参加讨论标点《史记》诸问题。二时开会。……云彬提出问题至夥，其实多历来聚讼难决者，片言解纷，殆不可能。至五时半，大体得一通则而已。”
　　宋云彬日记：“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余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
　　顾颉刚日记：“予所点《史记》，由宋云彬另觅一张文虎本重点，期于将段放大，将符号减少。”
　　聂崇岐题识：“十一月初，中华书局召集小会，讨论改订标点体例，以作其他诸史标点时之准绳。……在讨论后，顾校者多应更改之处，于是交宋云彬负责。宋氏以就顾校原本更动，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顾校本随录随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过录时既有脱误，而所改者亦间有不妥处，致余不得不又从第一卷校起。”
　　通过以上四人的记述，可以得出当时商定的解决方法，即：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书局本，在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一并送聂崇岐覆校，再作为定稿发排。
　　由于宋云彬是以“右派”的特殊身份参加革命工作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标点《史记》”，所以“工作劲头相当大”（宋云彬《一个月来学习工作思想情况》）。在之后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宋云彬与王伯祥的日记都分别写下了两人商量《史记》标点的记录；而在中华书局的相关档案里，也留存着宋云彬与叶圣陶等的为了标点的通信。在政治学习、报告不断、会议如海的1959年里，因为《史记》标点本作为国庆献礼之书，宋云彬也可得偶尔请假，专心致力于伟大的政治任务，所以说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其间，宋云彬与王伯祥的过从最为频繁，王伯祥6月19日日记：“夜饭后七时十分，独往王府井大街首都剧场观郭编《蔡文姬》。……在场晤东莼、从文、云彬、至善、季方、孟实、白鸿诸人。散戏时已十一时半，偕云彬联步东归，踏月谈心，不觉已至南小街小雅宝西口，遂握别，各返。”6月30日日记：“七时半，云彬电话，约在雪村所晤面，共赴国务院听报告。余匆匆早餐已，过雪村，晤云彬，谈至八时一刻，与云彬偕至禄米仓，乘十路……十一时许即散，仍循原路，与云彬偕行，至禄米仓口而别。”当时情境，跃然纸上。
　　凝结着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四位学者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的《史记》三家注标点整理本，于1959年9月26日（送审样书时间）正式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最重要一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10月6日，王伯祥收到《史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中华书局标点本廿四史第一部《史记》已出版，今日承送到赠书，精装一部，末附云彬所撰‘校点后记’，颇见功力，洵可得善本之称也。若此后各史，信然有照，后生治史匪尠矣，为之寄望颇厚。”此书也成为数十年来之最为通行之版本。
　　可以说，点校本《史记》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展开，吴晗、齐燕铭、范文澜、刘大年、金灿然等领导参与其事，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等先生承担点校和编辑、审读，还涉及叶圣陶、王伯祥、邓广铭、周一良等一批学者，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通过点校本档案及相关学者的日记所反映出来的人和事，展示了《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第一部现代整理本的成书过程，也真实地反映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