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很快受到追捧，开始周游列国。本来，他于1923年就应中方文学界的邀请而访华，但因他和儿子染病，访华日期推迟了一年。1924年，泰戈尔终于来到中国。
　　邀请泰戈尔的中国文化界发言人，是北京讲学社的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从4月中旬到5月底，泰戈尔足迹遍布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汉口等城市，见了退位皇帝溥仪及国内各界一流人物如梁启超、林长民、胡适、梅兰芳、齐白石、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等。
　　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一场盛事，泰戈尔在南京被拦下演讲时，旁边的老农甚至丢下锄头跑来围观，演讲场地人满为患。但对于泰戈尔的到来，中国各界也并不是全然表示欢迎的。
　　来中国时，泰戈尔也曾担忧，作为一个诗人，他来中国仿佛只能讲点诗歌，但如果只說诗歌的写作手法、提一提自己的获奖作品，就太对不起中国人的期待了。于是，他决定点评中国的局面。
　　对中国的文化，泰戈尔是充分肯定的，但当时中国的文学政治环境十分复杂，有梁启超为主的玄学派、胡适为主的科学派、陈独秀为主的唯物派，三方思想火热交织，政治上就更复杂了。大家都高唱着推倒腐朽的封建社会，而泰戈尔大赞中国文化好，仿佛在告诉大家中国不需要改变，他自然就被打为梁启超的帮腔和英国的说客了。
　　于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90后们对泰戈尔的态度分成了两派。
　　梁启超虽为70后，作为主要邀请人，对泰戈尔自然比较热情，甚至在欢迎词中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徐志摩作为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忘年之交，也主动充当泰戈尔此行的翻译官，一路紧随;胡适更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生日宴会;《小说月报》甚至为迎接泰戈尔专门做了两期“泰戈尔专号”。
　　另一派由陈独秀、林语堂等人组成，专门反对泰戈尔。陈独秀多次批评泰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赏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物质生活？”“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林语堂更尖锐地讽刺泰戈尔是个亡国之人。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泰戈尔一面被大家追捧，一面被骂为“人妖”“乱吠的狗”。甚至，他在北京演讲时，还有人发传单扬言要赶走他。
　　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泰戈尔其实是失望的，他在离开之际说：“你们的部分国人曾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我没有本领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界形成的分裂，初来乍到的泰戈尔怎能理解其中原委？所以，他在无形中成为捧和骂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