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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长大的那天，才知道许多东西是需要做判断的。至于什么时候、哪一天才算是长大?可能许多人都无法讲得清楚!
我姊弟三个，我最小。今天，长姐爱开玩笑喊我小三，我也老逗两位姐姐说，按生理标准计算我应该是小二。因为，两个姐姐是孪生，也就是俗语常言的“双生”。她俩只能算一个，所以中间的这位二姐就成了多头，姊弟之间的斗嘴也就在所难免了。两个姐姐长我五岁，幼时乖巧，长得漂亮，相同的长相，相同的个头，相同的衣帽，相同的头型，父亲特别喜欢这两个姐姐。我幼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着黑呢子中山装高大身材的父亲，双臂有力地一左一右抱着姐姐们的喜悦神情。姐姐们绝对称得上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在我们家好像并不存在。
因为父亲是个耿直中正的人，加之我幼时顽皮，所以特别畏惧父亲，慑服于他的威仪。现在想来，不光当时的我，包括他的那些同事、部下，甚至他的上级应该也都和我一样为他的威仪所震慑。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外出，各地奔波，因而见他的时间比较少。父亲在家时，我又畏惧他，所以常常躲着他的卧房兼画室书斋，绕至自己的黑屋里看小人书。但那时候就知道父亲很了不起，我和小朋友看的小人书中有些就是父亲画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画的《猪八戒探山》、《西游后传》、《望日莲》等，这些当年我眼中的小人书，如今已经成为连环画收藏中的精品了。日后年长才知道，父亲当年外出奔波一是公务之需，另外就是他到各地去探访他的那些画友文朋。后来听父亲讲才清楚，他这各地奔波会友的习惯在没有认识母亲前，就已经如此了。在这路途中父亲结交的朋友日多一日，他的许多绘画技巧和人生哲学都深受他这些朋友的影响。印象中父亲早年认识的那些朋友都是年长他不少的老人家，这些老人的名字今天说来各个如雷贯耳——吴运铎、石鲁、闻立鹏、舒同、华君武、李苦禅、王致远、王遐举、王盛烈、李德伦、林散之、何海霞、叶访樵、杨仁愷、启功、刘九庵、徐邦达等等，其中许多已经西归道山，父亲也仅能在其自留的褐黄色相集中再看到他那些老友良朋的身影容颜。俗云：三十年一世。但今日之社会日夜突变，信息发达，光阴时空高速切转，可能十年就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一世的转换。父亲的许多经历交游，对今日的后来者而言，仿若隔世。我也得借父亲的福缘有幸见过一些祖父辈的先贤名俊，这些机缘亦让我受用不尽。
很多人可能无法说清楚自己是哪天长大的。但我却清楚地记得自己长大的那天。那年我整十五岁，读初中三年级，记忆中当时嘴角刚刚冒出了一些细绵的黑绒须，唇边一圈黑印。天气很热，中午放学，上到五层穿过长长筒子楼的过道，发现南屋父亲的卧室竹帘半垂，门虚掩，父亲应该是在家的，我紧走几下想快步走过父亲的卧室。突然屋里传出声音，“是焰焰吧!?”我立忙回答，“是”。父亲唤我，“进来一下”。我移步掀帘入屋，发现父亲坐在写字台旁黄色塑料条编的堂椅上，面对没有粉刷的黑灰色砂墙上挂着的大画，整个屋里烟气很重。我走过去，看到写字台旁的大床上放着一个很精致的棕红色硬壳密码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箱子。父亲示意我坐下，然后就说：“焰焰，你打开箱子，有事跟你商量。”这是父亲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轻声慢语跟我说有事商量。我坐在床上拉过箱子，翻开箱盖，箱子翻开的一瞬间我愣了。箱子左侧整整齐齐码放着一摞摞一千元面额一张的红黄相间的汇丰银行港币。右侧是一架非常精致的黑色摄像机，摄像机和钱将密码箱填得满满的。我惊奇地抬头看着父亲，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钱。父亲看着我缓缓地说：“钱和东西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人送过来的，希望选家里收藏的两张画。”我没有接话。父亲收藏书画，从我会爬时就有感觉，所以我和两个姐姐自小就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动父亲屋里任何一张纸片，尤其是上面有墨有字的，知道那是父亲比命还重要的宝贝。现在听父亲说人家要用钱换家里的画，立刻就有了莫名的别扭。父亲接着问我什么意思和想法，并说这些钱足够更换现在住的没有内粉刷且雨天漏水的旧屋，至于添置家电什么的就更不用讲了。我反问父亲什么想法。父亲说钱是昨天晚上送来的，画已经取走拿到郑州，自己一夜没睡踏实，他喜欢这两张画，但还想改善一下家里十多年居无定所的窘困生活环境，“朋友说了，如果明天上午之前，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就走了”。我听父亲讲完这些，就开口说：“如果您喜欢画，那咱就不换钱，把钱给他们送回去，好房子以后会有，这画没了就再也没了，您心里会永远难受”。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搭了四个多小时长途汽车，把钱送到郑州。一路上我都紧攥着那个密码箱，一手心的汗。记得拿到那两张画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都是笑着抽烟。从那天起，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转瞬二十年过去了，但那天的一切对我而言，恍若昨日。
在此事七八年以后，书画收藏热了，名人字画值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时，我也没什么激动的，因为很多年前我就知道画可以换整箱子的钱，而且我也知道父亲多年奔波在无数友朋处得来的书画完全是因为他爱画、爱画的人，绝非是因为爱钱!有些宵小背后诋毁，说父亲当年是去那些画家手中骗的这些名贵字画，想来令人可笑。实际上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真心爱画、懂画，且有胆识在“文革”红潮中去见那些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画家文人，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画家的慷慨馈赠。更不要说在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文革”中期，像父亲那样把家里所有的赖以养命的副食存粮背扛数百上千公里，送到那些倍受折磨摧残甚至可能给自己招来大祸的朋友手里，那种心情，只有父亲和他的朋友才能体会。字画不过已经是秀才人情半张纸了，但就是这半张纸，父亲每每拿起，都视若生命!后来我自己也步入收藏一途，由此越发理解父亲的心情，明白了为何徐悲鸿先生会在《八十七神仙卷》上钤盖“悲鸿生命”的印章，同是也明白了为什么张伯驹先生身落魔窟时，留言“宁可不要命，不能不要画”的心境。
1995年间，朋友托请，希望借父亲的情谊，请何海霞先生给“海南省文物商店”题块匾额。父亲因有事不得抽身，就让我赴京办理。记得何老当时住在北三环双榆树小区，我同中央美院的朋友到何老住处时，他的一个外甥陪伴照顾他。见面后我说明来意，何老家人说老人年龄太大，快九十了，封笔很久，不能写字了。谁知老人却说：“阎正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他说的我一定写”。这时我才发现何老画案上笔硬如剑，确实是很久未动了。三十多分钟毛笔都没有泡软，其间和老人聊了很多，同时代天津一位大画家问了何老对其山水画的看法，何老评价中肯。日后我又转述，这位画家甚是满意。但在交谈中，我也体会到历百年沧桑、社会大变革的老人对自己艺术门派的无限忠诚。因笔太硬，何老只能用于笔写下匾额，钤盖“海 霞长寿”印章。后我见到父亲说起何老所言，父亲也多有感慨。并告诉我家里有张《荷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去西安看何老时老人画的，题款为：“相怜得莲，相偶得藕。阎正远道而来，无以为赠，今画此留念，何海霞”。
父亲朋友甚多，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石鲁先生。我福缘浅薄，没机会见到石鲁先生本人，但母亲陪同父亲在石鲁先生最后审定父亲手撰《石鲁传》稿件时留下的照片，我却看过无数次，每看照片都为其神采折服，有惊其为天人的感觉。《石鲁传》一稿耗费父亲十数年最旺盛的精力神思，所以家人和我有机会听父亲讲述过石老无数的传奇故事。石鲁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十岁左右时还自己涂鸦妄想为父亲的《石鲁传》画封面。等到年长后读石鲁先生的《学画录》及其他文稿，细看他的画集，包括详观当年石老手泽赠与父亲的绘画、书法作品，才发现他的确是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难得一见的伟丈夫。石鲁先生1982年去世，享年仅63岁。近年有文章对老人多有评价，褒扬有之，贬言亦不乏。因父亲的原由，我也特别关注有关石鲁先生的信息文稿。今日之所谓美术史学者对于石鲁先生之研究，用我一位陶瓷史学者朋友的话：“浅薄如鸡蛋沾酱油”。艺术讲究风骨气节，创作讲究灵活生动。中国绘画书法艺术史上不乏有精绝技巧，无伦才情，但风骨气节不足之人。文革十年对中国文化艺术摧残甚深，今日说来许多情形宛若戏笑之言。然暗黑十年敢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之艺术家屈指可数。若石鲁般敢直面当时那些魍魉权贵，受残忍迫害，圈批死判，几被枪毙，且不改傲骨争斗者，世所难见。石鲁在“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辩论中所写：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刨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我何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我更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这是对艺术创作的高度哲学思索，更不失为一篇艺术战斗檄文。这种高贵人格气节，艺术哲学思想，在暗黑中如耀眼明灯!
石鲁先生对绘画创作求新求变，完全相同的题材很少重复绘画。他对中国画的笔墨浓淡处理及线条变化，有着个人的独特见解，从父亲今日留仔下来的石鲁作品《泼墨华山》和《雄鸡·唱天下百》及石鲁更多的山水、人物、花卉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他的独特绘画风格及笔墨处理变化。石鲁先生不单绘画有特色，其书法表现同样有其个人的别样气度神采，那种顿笔出锋的字体结构，无疑是将其手中笔化为掌中剑，刺向暗黑时代那些宵小的利刃。所写书法作品的文字也多为其本人对社会、人生、艺术的深刻感悟。如他的题画诗：“钟馗打马过扬州，嫁妹无需吹鼓手。一夜提鬼三千万，抽尽黄泉水倒流”。这种气魄在世人噤若寒蝉的“文革”时代并非一般人所敢有。因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多重见解认识，石鲁先生在中年以后的绘画作品中，不再使用钤盖印章，而其所有配画印章，都是根据绘画作品的内容同时考虑画面布局，用笔勾绘不同形制内容的印章。这些妙趣美艳的画印同样显示了他对中国篆刻的精深理解。
石鲁先生1919年生，本名冯亚珩，四川仁寿县人，家有良田千顷，庞大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20岁奔赴延安，投入革命洪流，因仰慕石涛鲁迅而改名“石鲁”。父亲同石鲁先生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狂潮前。父亲同我们讲过许多石老的传奇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老托人从西安专程送一幅大书法中堂到父亲下乡的农村。中堂上四个如斗大字“文代当风”，并嘱咐好好保存，勿与人观。父亲和祖父对这四个字的意思揣测多年，后理解到这四个字是那个年代石老对文坛混乱状态极度不满的宣泄。我后来读石老的文稿集，发现在1977年6月2日石鲁先生写给华君武、王朝闻、蔡若虹转呈中国美协的信函材料中，最后附有一首词，《残鱼志》：“水浪花风，几时游，华发卷忧冲。一行亚当空，日头红。心肝抛了人何重，文代当风。不经沧海难为水，再上高山更一峰，几只狗咬春花浓”，“文代当风”赫然其中。从这词中能清晰感受到石老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生感受，同时也体会石老对狂吠春花的恶犬的不屑。石老当时赠给父亲“文代当风”中堂，并让妥善保存，看来是别有深意啊!
一晃二十年时光流逝，父亲已经望七，而我也为人父。看着我的女儿们，双臂一左一右抱起她们时，昨日父亲的身影就浮现眼前。今日才体会，少时父爱如山，巍峨挺拔；老来父爱如水，包容平静。记下这些文字，也记下无尽的回忆。
最后借石老最爱写的“藏仓者寿，安乐者康”送给父亲，也送给他无尽思念美好记忆中的那些永世安乐的朋友们。
我姊弟三个，我最小。今天，长姐爱开玩笑喊我小三，我也老逗两位姐姐说，按生理标准计算我应该是小二。因为，两个姐姐是孪生，也就是俗语常言的“双生”。她俩只能算一个，所以中间的这位二姐就成了多头，姊弟之间的斗嘴也就在所难免了。两个姐姐长我五岁，幼时乖巧，长得漂亮，相同的长相，相同的个头，相同的衣帽，相同的头型，父亲特别喜欢这两个姐姐。我幼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着黑呢子中山装高大身材的父亲，双臂有力地一左一右抱着姐姐们的喜悦神情。姐姐们绝对称得上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在我们家好像并不存在。
因为父亲是个耿直中正的人，加之我幼时顽皮，所以特别畏惧父亲，慑服于他的威仪。现在想来，不光当时的我，包括他的那些同事、部下，甚至他的上级应该也都和我一样为他的威仪所震慑。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外出，各地奔波，因而见他的时间比较少。父亲在家时，我又畏惧他，所以常常躲着他的卧房兼画室书斋，绕至自己的黑屋里看小人书。但那时候就知道父亲很了不起，我和小朋友看的小人书中有些就是父亲画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画的《猪八戒探山》、《西游后传》、《望日莲》等，这些当年我眼中的小人书，如今已经成为连环画收藏中的精品了。日后年长才知道，父亲当年外出奔波一是公务之需，另外就是他到各地去探访他的那些画友文朋。后来听父亲讲才清楚，他这各地奔波会友的习惯在没有认识母亲前，就已经如此了。在这路途中父亲结交的朋友日多一日，他的许多绘画技巧和人生哲学都深受他这些朋友的影响。印象中父亲早年认识的那些朋友都是年长他不少的老人家，这些老人的名字今天说来各个如雷贯耳——吴运铎、石鲁、闻立鹏、舒同、华君武、李苦禅、王致远、王遐举、王盛烈、李德伦、林散之、何海霞、叶访樵、杨仁愷、启功、刘九庵、徐邦达等等，其中许多已经西归道山，父亲也仅能在其自留的褐黄色相集中再看到他那些老友良朋的身影容颜。俗云：三十年一世。但今日之社会日夜突变，信息发达，光阴时空高速切转，可能十年就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一世的转换。父亲的许多经历交游，对今日的后来者而言，仿若隔世。我也得借父亲的福缘有幸见过一些祖父辈的先贤名俊，这些机缘亦让我受用不尽。
很多人可能无法说清楚自己是哪天长大的。但我却清楚地记得自己长大的那天。那年我整十五岁，读初中三年级，记忆中当时嘴角刚刚冒出了一些细绵的黑绒须，唇边一圈黑印。天气很热，中午放学，上到五层穿过长长筒子楼的过道，发现南屋父亲的卧室竹帘半垂，门虚掩，父亲应该是在家的，我紧走几下想快步走过父亲的卧室。突然屋里传出声音，“是焰焰吧!?”我立忙回答，“是”。父亲唤我，“进来一下”。我移步掀帘入屋，发现父亲坐在写字台旁黄色塑料条编的堂椅上，面对没有粉刷的黑灰色砂墙上挂着的大画，整个屋里烟气很重。我走过去，看到写字台旁的大床上放着一个很精致的棕红色硬壳密码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箱子。父亲示意我坐下，然后就说：“焰焰，你打开箱子，有事跟你商量。”这是父亲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轻声慢语跟我说有事商量。我坐在床上拉过箱子，翻开箱盖，箱子翻开的一瞬间我愣了。箱子左侧整整齐齐码放着一摞摞一千元面额一张的红黄相间的汇丰银行港币。右侧是一架非常精致的黑色摄像机，摄像机和钱将密码箱填得满满的。我惊奇地抬头看着父亲，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钱。父亲看着我缓缓地说：“钱和东西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人送过来的，希望选家里收藏的两张画。”我没有接话。父亲收藏书画，从我会爬时就有感觉，所以我和两个姐姐自小就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动父亲屋里任何一张纸片，尤其是上面有墨有字的，知道那是父亲比命还重要的宝贝。现在听父亲说人家要用钱换家里的画，立刻就有了莫名的别扭。父亲接着问我什么意思和想法，并说这些钱足够更换现在住的没有内粉刷且雨天漏水的旧屋，至于添置家电什么的就更不用讲了。我反问父亲什么想法。父亲说钱是昨天晚上送来的，画已经取走拿到郑州，自己一夜没睡踏实，他喜欢这两张画，但还想改善一下家里十多年居无定所的窘困生活环境，“朋友说了，如果明天上午之前，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就走了”。我听父亲讲完这些，就开口说：“如果您喜欢画，那咱就不换钱，把钱给他们送回去，好房子以后会有，这画没了就再也没了，您心里会永远难受”。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搭了四个多小时长途汽车，把钱送到郑州。一路上我都紧攥着那个密码箱，一手心的汗。记得拿到那两张画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都是笑着抽烟。从那天起，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转瞬二十年过去了，但那天的一切对我而言，恍若昨日。
在此事七八年以后，书画收藏热了，名人字画值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时，我也没什么激动的，因为很多年前我就知道画可以换整箱子的钱，而且我也知道父亲多年奔波在无数友朋处得来的书画完全是因为他爱画、爱画的人，绝非是因为爱钱!有些宵小背后诋毁，说父亲当年是去那些画家手中骗的这些名贵字画，想来令人可笑。实际上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真心爱画、懂画，且有胆识在“文革”红潮中去见那些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画家文人，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画家的慷慨馈赠。更不要说在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文革”中期，像父亲那样把家里所有的赖以养命的副食存粮背扛数百上千公里，送到那些倍受折磨摧残甚至可能给自己招来大祸的朋友手里，那种心情，只有父亲和他的朋友才能体会。字画不过已经是秀才人情半张纸了，但就是这半张纸，父亲每每拿起，都视若生命!后来我自己也步入收藏一途，由此越发理解父亲的心情，明白了为何徐悲鸿先生会在《八十七神仙卷》上钤盖“悲鸿生命”的印章，同是也明白了为什么张伯驹先生身落魔窟时，留言“宁可不要命，不能不要画”的心境。
1995年间，朋友托请，希望借父亲的情谊，请何海霞先生给“海南省文物商店”题块匾额。父亲因有事不得抽身，就让我赴京办理。记得何老当时住在北三环双榆树小区，我同中央美院的朋友到何老住处时，他的一个外甥陪伴照顾他。见面后我说明来意，何老家人说老人年龄太大，快九十了，封笔很久，不能写字了。谁知老人却说：“阎正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他说的我一定写”。这时我才发现何老画案上笔硬如剑，确实是很久未动了。三十多分钟毛笔都没有泡软，其间和老人聊了很多，同时代天津一位大画家问了何老对其山水画的看法，何老评价中肯。日后我又转述，这位画家甚是满意。但在交谈中，我也体会到历百年沧桑、社会大变革的老人对自己艺术门派的无限忠诚。因笔太硬，何老只能用于笔写下匾额，钤盖“海 霞长寿”印章。后我见到父亲说起何老所言，父亲也多有感慨。并告诉我家里有张《荷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去西安看何老时老人画的，题款为：“相怜得莲，相偶得藕。阎正远道而来，无以为赠，今画此留念，何海霞”。
父亲朋友甚多，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石鲁先生。我福缘浅薄，没机会见到石鲁先生本人，但母亲陪同父亲在石鲁先生最后审定父亲手撰《石鲁传》稿件时留下的照片，我却看过无数次，每看照片都为其神采折服，有惊其为天人的感觉。《石鲁传》一稿耗费父亲十数年最旺盛的精力神思，所以家人和我有机会听父亲讲述过石老无数的传奇故事。石鲁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十岁左右时还自己涂鸦妄想为父亲的《石鲁传》画封面。等到年长后读石鲁先生的《学画录》及其他文稿，细看他的画集，包括详观当年石老手泽赠与父亲的绘画、书法作品，才发现他的确是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难得一见的伟丈夫。石鲁先生1982年去世，享年仅63岁。近年有文章对老人多有评价，褒扬有之，贬言亦不乏。因父亲的原由，我也特别关注有关石鲁先生的信息文稿。今日之所谓美术史学者对于石鲁先生之研究，用我一位陶瓷史学者朋友的话：“浅薄如鸡蛋沾酱油”。艺术讲究风骨气节，创作讲究灵活生动。中国绘画书法艺术史上不乏有精绝技巧，无伦才情，但风骨气节不足之人。文革十年对中国文化艺术摧残甚深，今日说来许多情形宛若戏笑之言。然暗黑十年敢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之艺术家屈指可数。若石鲁般敢直面当时那些魍魉权贵，受残忍迫害，圈批死判，几被枪毙，且不改傲骨争斗者，世所难见。石鲁在“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辩论中所写：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刨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我何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我更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这是对艺术创作的高度哲学思索，更不失为一篇艺术战斗檄文。这种高贵人格气节，艺术哲学思想，在暗黑中如耀眼明灯!
石鲁先生对绘画创作求新求变，完全相同的题材很少重复绘画。他对中国画的笔墨浓淡处理及线条变化，有着个人的独特见解，从父亲今日留仔下来的石鲁作品《泼墨华山》和《雄鸡·唱天下百》及石鲁更多的山水、人物、花卉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他的独特绘画风格及笔墨处理变化。石鲁先生不单绘画有特色，其书法表现同样有其个人的别样气度神采，那种顿笔出锋的字体结构，无疑是将其手中笔化为掌中剑，刺向暗黑时代那些宵小的利刃。所写书法作品的文字也多为其本人对社会、人生、艺术的深刻感悟。如他的题画诗：“钟馗打马过扬州，嫁妹无需吹鼓手。一夜提鬼三千万，抽尽黄泉水倒流”。这种气魄在世人噤若寒蝉的“文革”时代并非一般人所敢有。因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多重见解认识，石鲁先生在中年以后的绘画作品中，不再使用钤盖印章，而其所有配画印章，都是根据绘画作品的内容同时考虑画面布局，用笔勾绘不同形制内容的印章。这些妙趣美艳的画印同样显示了他对中国篆刻的精深理解。
石鲁先生1919年生，本名冯亚珩，四川仁寿县人，家有良田千顷，庞大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20岁奔赴延安，投入革命洪流，因仰慕石涛鲁迅而改名“石鲁”。父亲同石鲁先生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狂潮前。父亲同我们讲过许多石老的传奇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老托人从西安专程送一幅大书法中堂到父亲下乡的农村。中堂上四个如斗大字“文代当风”，并嘱咐好好保存，勿与人观。父亲和祖父对这四个字的意思揣测多年，后理解到这四个字是那个年代石老对文坛混乱状态极度不满的宣泄。我后来读石老的文稿集，发现在1977年6月2日石鲁先生写给华君武、王朝闻、蔡若虹转呈中国美协的信函材料中，最后附有一首词，《残鱼志》：“水浪花风，几时游，华发卷忧冲。一行亚当空，日头红。心肝抛了人何重，文代当风。不经沧海难为水，再上高山更一峰，几只狗咬春花浓”，“文代当风”赫然其中。从这词中能清晰感受到石老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生感受，同时也体会石老对狂吠春花的恶犬的不屑。石老当时赠给父亲“文代当风”中堂，并让妥善保存，看来是别有深意啊!
一晃二十年时光流逝，父亲已经望七，而我也为人父。看着我的女儿们，双臂一左一右抱起她们时，昨日父亲的身影就浮现眼前。今日才体会，少时父爱如山，巍峨挺拔；老来父爱如水，包容平静。记下这些文字，也记下无尽的回忆。
最后借石老最爱写的“藏仓者寿，安乐者康”送给父亲，也送给他无尽思念美好记忆中的那些永世安乐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