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敬泽新书《青鸟故事集》的书名，让人联想起李商隐的句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书中多处出现了李商隐，包括其中一篇叫《静看鱼忙？》的文章，提到了李商隐在桂林做过官。
　　我来自李商隐曾经做官的这个地方。早在80年代，家乡县城召开过规模很大的李商隐研讨会，规划过商隐公园，甚至出现过商隐歌舞厅。我采访李敬泽就是从这些话题开始聊起的，80年代和唐代的历史现场就这么杂糅在了一起。这种感受真是独特，时空打破了，你身处其中，来去自由，就好像他写的书一样，不为某种既定秩序所束缚。
　　我最早看到“李敬泽”这个名字是在90年代末。那时我正在读高中，订了一些杂志，包括《人民文学》，上课的时候，有时偷偷地看。《人民文学》里许多小说是李敬泽编的。他在90年代开始被人所知，名声越来越大。多年以后，当我来到《南方人物周刊》工作，去过很多跟文学有关的现场，李敬泽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他对现场谈话质量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说话幽默，但看上去很酷，让人不太敢靠近。
　　当我坐在他的对面，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金句的涌出量更是惊人，他说得比许多人写得都好。在我采访过的人中，这样又能说又能写且思想深刻的人，屈指可数。
　　许多人会反感一个写作者的官员身份，作为副部级的李敬泽，自己也很警惕。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做中国作协副主席，会对中国文学有很好的影响。他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建议，都是一流的。他解答了很多我的疑问，特别是在当下如何做一个写作者。采访的某些时刻，我几乎想站起来鼓掌，但我是记者，我得故作镇定地坐在那里喝茶。
　　我听过别人对李敬泽的各种评价，在很多场合看到过李敬泽，而当我坐下来，近距离听他说，喝着茶听他说，吃着火锅听他说，坐在红旗车里听他说，他的形象变得丰富起来。我知道，如果进入更多的现场，他的形象会更丰富。可是，我们花多少时间观察一个人算够？认识十几年就足够了解么？我们对自己又有多少认识呢？
　　李敬泽说，“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带着巨大的定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变得更困难了，它强调自我的那种不可改变的东西。”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讲传播学的书，叫《交流的无奈》（彼得斯著），里面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夠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是既神圣又悲哀。”
　　聊到“非虚构”，李敬泽觉得，“非虚构写作者应该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或者说，首先限定自己是无知的。哪怕他是一个最普通的鞋匠，或者他是一个科学家，我们都应该抱着认识上高度有限的自觉去获得一点认识，这恐怕是做非虚构的前提。”
　　我认同彼得斯和李敬泽的话。我们是有限的人，进入有限的现场，获得有限的认识，所以，下笔时怀抱一颗谦卑之心，是写作者应有的状态。我就是这样写下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