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在法国交流，同事问我，中国对加入WTO为什么那么积极？中国的产业还没有做好参与国际竞争的准备。我懵懂地回答，开放虽然可能给中国的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其提升效率和促进改革的作用却更长远。加入WTO十年后，回想当初的想法，我对一半错一半。
　　 错的是，中国的产业所受的冲击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大，包括当时最被人担心的汽车业。相反，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顺势而上。甚至在一些相对复杂的产业，国内企业也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制造商已经走出国门，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中国的进出口均大幅增长，2004年之后，出口增长迅速加快，贸易顺差显著扩大。十年前的悲观预言破产了，中国并没有因企业无法“与狼共舞”而出现4000万人失业。
　　 对的是，更多地与国际打交道，就得更多地适应国际的制度。十年间，中国共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上至把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负责贸易的部门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合并成“商务部”，下至企业学会在国际贸易准则下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起诉，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合格参与者。
　　 这十年的历史，证实了一个推断：开放能够促进改革。尤其是在改革陷入瓶颈的时候，保持开放是促进中国改革的关键。
　　 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改革推进比较快的，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部门。而在制造业之外，开放推进改革似乎就只是传说。在有些领域，公众期待的改革甚至遥遥无期。其中的道理也非常简单，在那些本来就难以贸易的部门，比如服务业，天然的保护屏障降低了改革的急迫性。再比如有些领域，本来就沒有全球通行的规则，比如社会组织管理，人们更是觉得不改也行。
　　 但我仍然相信，入世十年之后，对于国内有些领域内蜗牛般的改革，开放对于改革的推进作用仍然值得期待。无论如何，随着国外提供商的进入，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上的产品与服务，便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顺从国内企业。比如文化消费，老百姓越来越多地能够获取外文信息，国外电子书阅读器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外文读物，国内的出版业就不能假定自己不会被取代。如果美国电影制作者、音乐人和视频游戏设计者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通过更好的销售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目前的相关缺度就不得不作出调整。
　　 即使仍然可以设置障碍，中国的消费者走出国门却是管不住的。比如说教育，即使存在非常严格的管制，英美的大学已经开始在内地办学，这些学校在国内还不能与一流大学竞争，但过些年就不一定。更重要的是，教育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即使国门不开，中国的家长也可以直接将孩子送到美国，事实上，这在美国已经成了从中学到研究生院的一条产业链。从餐馆的招牌到地铁的售票机，中文服务越来越多，美国正张开怀抱欢迎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如果不改革教育体制，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对于人的培养需要，中国将面临把教育“外包”给美国的糟糕局面。
　　 那么，如果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中国人只能在国内消费，是不是就没事了？石油和电信可能是这样的产品，但别把事情想得太美了。手机上网就可以打免费电话，一旦公共场所无线上网的覆盖面再广些，电信的好日子就会受到威胁。石油呢？如果你相信一切的改革都是由来自民间的抱怨开始的，那么，消费者可以及时跟踪国际油价的时候，怒火最终会烧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垄断者。
　　 想得再远些，即使在户籍、土地、金融这样的改革领域，开放的因素也会持续地推进改革。且不说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在增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在积累，当前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盈余本身就在对国内改革产生越来越多的压力。巨额的贸易盈余是国内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结构失衡的体现。WTO的信念在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增进人类福利的。更为根本的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价格机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虽然并不总是这样。这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说，如果户籍仍然阻碍劳动力流动，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利率不能引导资金的走向，那么，中国在国内将面临大量的资源误配置，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将难以保证，而依赖出口来推动增长的路不可能一直走下去。（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