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的《雅各宾》网站上，刊载了艾米尔·夏巴尔和安妮·佩雷斯的文章，题为《发现多面霍布斯鲍姆》。在文中，两位作者介绍了霍布斯鲍姆著作数据库的建设情况。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于2012年逝世，但建设霍氏作品数据库的工作，却并非从那时起：1980年代初，霍氏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为庆祝其荣休，打算编一本书以示敬意，在此过程中，他们生出一个念头，即为霍氏编辑一个完备的著作目录——在那个尚无互联网的时代，这当然殊非易事，经过苦心查找、辛勤工作，一份三十页长的著作目录面世。自此以后，这份目录就越编越长，人们对于霍氏著作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在此基础之上，建设霍氏著作数据库的工作似乎已经非常容易——人们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将纸质文本变为数字文档。但一系列困难和有意思的地方也逐渐涌现，比如，这样的数据库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组织？什么样的搜索结果具有优先权：是出版形式（书籍、文章、评论），还是出版日期？专著是否应该优先出现（因此暗示它是最有价值的成果形式）？原著与译本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原版和修订本来说，哪个才是权威版本？该如何对待未刊本？它应该与公开出版物一起出现吗？哪些材料又算是“相关”材料：早期会议论文？研究笔记？还是其他？所有这些问题，都变成文本收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从霍氏著作数据库中，我们能看到霍氏著述之丰：数据库目前已有条目超过三千条;另一方面，对于霍氏作品的翻译也蔚为大观：霍氏名著的翻译情况如下——《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被译成了二十四种语言、《民族与民族主義》被译成了二十七种语言、《极端的年代》被译成了至少三十一种语言。而霍氏译注的地区分布也很有意思：在美国、西欧和南亚，他的著作较为常见，而在东欧、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他的著作却并不多见，这当然跟霍氏著作关心哪些地方、不熟悉哪些地方有关。另外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在霍氏的著述中，女性很少出现，不管是作为编者、合作者还是研究对象，甚至访谈也都是男性对男性——但有些女性，比如学者马戈特·海尼曼显然对霍氏有重大影响，可她在数据库中也未曾显现;1970年代末，霍氏的女学生就曾指出他忽视了女性的历史，这当然并非只是史学之争，而是试图指出知识分子世界中的男性主导，其实有赖于其妻子、助理和秘书的隐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