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通过一则法案——允许对智力障碍人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以确保优生优育。同年10月，该州癫痫和智障人收容所的主人普莱蒂就迫不及待地入禀当地法院，要求依据该法案，对该所一名叫嘉利·巴克的女子实施绝育手术。
　　普莱蒂声称，巴克当时18岁，智力水平却只相当于9岁的小孩；她的母亲也是精神病患者，生下了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小孩，成了社会的负累。因此，他要求州政府批准对巴克实施强制绝育。
　　巴克的監护人认为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将普莱蒂告到州高等法院，结果败诉。接着，巴克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请上诉。其间，普莱蒂病逝，他的继任者约翰·贝尔接替他作为原告方。
　　贝尔表示，巴克除了智力有问题，道德上也有缺陷：她未婚生育了一个女儿，说明如果允许她保持生育能力，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累。结果，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以8：1的压倒性优势，决定维持州高等法院的判决：“与其坐等日后处决那些犯了罪的堕落后代，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愚蠢而饿死，社会应当预防明显不合格者繁衍后代。維持强制免疫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包括切断输卵管在内的。”
　　随后，巴克被迫接受了输卵管切除手术，跟她一起被迫接受手术的还有她的妹妹。然而，贝尔很快就被打了脸。巴克之前生下的女儿一切正常，在中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很显然，贝尔的“剔除低劣基因”的前提根本就是臆测的。
　　此案之后，美国许多州纷纷跟进，对本州认定的“低劣基因”人群进行强制绝育。甚至德国纳粹也援引本案判决，为其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政策寻找依据。
　　这种荒唐局面一直延续到“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案”才被终结。
　　杰克·斯金纳曾经两次因为盗窃、一次因为抢劫而坐牢。而按照该州1935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他这种惯犯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绝育手术，理由也是防止这种“低劣基因”继续繁衍后代。
　　斯金纳当然不愿意白挨一刀，便向州法院提起了诉讼，但被驳回。他又于1942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被受理。联邦最高法院又是以8：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裁决，但这次多数人站在了斯金纳一边。
　　大法官们认为，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并没有证据能证明盗窃、抢劫这类犯罪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强制绝育措施可以降低这两类犯罪的发生率。同时，该州的法律强制绝育法案中，规定了对强奸、抢劫、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的累犯应该实施绝育手术，但对于白领犯罪（泛指诈骗、逃税、伪造票据等非暴力犯罪）却没有这种规定，实际上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于是，斯金纳保住了他的生育能力，而历史也在此猛然拐了个弯。
　　斯金纳案判决之后，美国各州又掉过头来检视自己有关强制绝育的法律，并最终将其废弃。
　　很显然，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个判决是一个显著的进步，然而依然是羞答答的，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国家有没有权力强制给公民做绝育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