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被录取在中国画系人物画科。当时，正逢学校推行教育改革，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因此所见既广，心中久伏的那份对自然山川的挚爱之情又冒了出来，而且日益强烈。在下乡实习期间，我还画了许多风景习作，写了多篇山水游记。二年级期末，从京郊山区归来，终于鼓足勇气，给山水科宗其香主任写了6页纸的长信，诉说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山水画的向往，并附上自己几篇山水游记，提出转入山水画科学习的要求。
　　我的真诚感动了宗先生，他当即去找人物科主任李斛先生要人。李斛先生很为难，因为当年是计划招生，国画系的人物、山水、花鸟每科各三名学生。李斛先生说：“人物科走了一个，剩两个，你让我怎么开课。”按学校的规定，不足三人不能画模特儿。宗先生说：“这我管不了，这是个真正热爱山水的学生，我要定了。”宗、李两位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共同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志向。两位好友一起去找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商量。由于宗先生的执著，最后系里终于“网开一面”，同意我转入山水画科，而把我的那两位人物科的同窗并入高一班一同上课。现在想来，那时年轻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我如此幸运，遇到了这么开明、这么热爱学生的宗其香、李斛和叶浅予老师，在这一点上，我又确实是得天独厚。
　　转科以后我非常兴奋，通知下来的那天，同学为我祝贺，我平生第一次喝了酒。宗先生也很高兴，他邀请我去他的寓所看他的画作，嘉陵江夜的点点灯光，江面上摇曳的灯光倒影、西双版纳浓荫下墨黑如漆的树干，三峡中夹带着水汽的骤风……把我带到似曾亲见的场景中。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欣赏到我一向崇拜的老师的作品，心情非常激动，极力把它们铭刻在记忆最深处。宗先生指出，我现在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补上传统的一课，多去故宫绘画馆进行欣赏和临摹；二是加强山水画的构图练习。先生的建议很具体，我的学习几乎是压缩性的，这奠定了我日后山水画创作的深厚基础。
　　毕业后我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宗先生的榜样一直在激励我认真教学，在此期间培养了许多让我满意的学生。同时，在我的创作中，也隐伏着先生对光的追求。1991年，步入美术殿堂30年的我，觉得有必要向老师进行汇报，在北京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展出的作品，以纯水墨表现日月和天光云影的题材为主。大病初愈行走尚不便的宗先生，硬是在展厅中仔细地观看了两遍，在许多作品前驻足良久。看完画，他对我说：“我很高兴，你是真正懂得了山水画的，每幅画都是有感而发，每幅画都有不同的立意。”送他出来时，还一再叮嘱我说：“到家里来，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在他家中那面用石头和花草嵌砌而成的山水墙下，宗先生与我促膝相对。这一次，并不善言辞的他竟然与我长谈了近两个小时。谈话主要围绕着“有感而发”这个话题进行，他反复强调，作画一定要有感而发，只有有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感染力。他举自己为例说：“解放前在重庆时，我画嘉陵江夜景有了名气，到北京后，很多人建议我做一个专门的夜景画家。嘉陵江夜景很美，我有表现它的欲望，但北京的夜景不美，我找不到那种冲动，所以就很少再画夜景了。所以生活感受第一。”宗先生是个执著的人，甚至有些执拗，但是我喜欢执拗的他。
　　谈到传统，我说有人批评我的画泼墨多而线条少。先生说：“这要具体分析，线条不是单指那几根线，线条就是笔触。你的画，大片墨色中是有笔触的，既有传统影响，又有现代的气息，墨和水都用得很好。有些画是灵感突发，恐怕重画是画不出来的了。所以，你大可不必受这种议论的干扰。生活是美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表现，但很多人常说这样的话，‘这个题材国画不能表现。’应该说，古人所见不多，所以表现面窄，今天我们如果被技法所约束，那么很多题材就不能去表现。”
　　宗其香先生在谈到色彩的问题时说：“你的水墨发挥得很好，作品也很多，我建议你再关注色彩。色彩是最生动的表现手段，要表现丰富的生活，色彩是绝对不应该放弃的。”他又说：“你还年轻，精力要集中在艺术上，不要去追求名利，更不要去当官，那样就再也画不出好画来了。这种例子太多见了。”
　　最后，宗先生从书架上取下台湾新出版的《宗其香画集》，签名赠给我。他感慨地说：“年轻时，徐悲鸿先生曾要我出画册，他愿为我写序，但我认为未到火候，没有听老师的话，谁料后来遇上了动荡的年代，到现在才由台湾出了这本画册。”他再次郑重地说：“按你创作的路子坚定地走下去，我等着你有更好的作品。”
　　1996年，我突然收到日本画家杉谷隆志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是他与宗其香先生的作品合集，附信上说，宗先生特别指名要他把画册送给我。翻着这本画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老师对我有着很重的期望。
　　宗先生1917年生于南京，是徐悲鸿先生的高足，“文革”时正值他艺术生命的黄金时期，但“牛棚”却成了打发时光的地方。他只是个讲师，开始“牛棚”与他扯不上关系，但1967年“四人帮”控制的公安部发布“公安六条”，把镇压的范围扩大到反对“文革”的群众和与国民党旧政权沾边的人。宗先生开始倒霉了，因为他在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即1938年，为投身抗日而考入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到1941年考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于是，他成了“公安六条人物”，关入“牛棚”，并遭毒打。“文革”后期好不容易盼来了作画的机会，却随即又被打成“黑画家”。他的《虎虎有生气》画了三只幼虎，被“四人帮”以“三虎即彪”的借口，诬成为林彪鸣冤的黑画，创下文字狱的典型。“文革”以后，他长期寓居广西桂林，得到当地政府和友人的热忱关护，画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大幅作品。
　　1998年他请三位老学生周志龙、李春海和我去桂林作画，代他向当地朋友表示谢意。然而各有教学任务的我们竟一时无法凑齐时间，等到周、李二人歇课动身时，我却病倒在床，错过了为先生出力的机会。我万没料到，转过年来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此事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200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最高级别的“大红袍”《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宗其香》，并举办画展和研讨会。睹画如见恩师面，思绪万千，特作诗一首，以示纪念之情：
　　风动峡江雪浪横，寄情湖海任平生。
　　山城夜色推观止，版纳浓荫供梦萦。
　　三虎成彪神鬼愕，千梅颂节渭泾明。
　　当年促膝无间语，归报纤纤寸草心。
　　注：本文发表于2007年文物出版社《回忆宗其香》一书。
　　组稿/刘竟艳 责编/刘竟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