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说起才艺，总绕不开“琴棋书画”四个字，可见围棋在古代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代解缙有一首名为《观弈棋》的诗，把大部分常见的围棋别称都嵌到了诗句里，读起来别有趣味：“木野狐登玉楸枰，乌鹭黑白竞输赢。烂柯岁月刀兵见，方圆世界泪皆凝。河洛千条待整治，吴图万里需修容。何必手谈国家事，忘忧坐隐到天明。”诗句中的木野狐、乌鹭、玉楸枰、烂柯、方圆、黑白、河洛、吴图、手谈、忘忧、坐隐都是围棋的别号趣称，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别号，这需要从围棋的起源说开来。
　　围棋在古代被称为“弈”，相传是帝尧或者帝舜发明的用来教化的游戏，当然这种传说并不是太可信，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围棋在我国起源之早。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述了卫献公复国的一段历史：卫献公被孙文子驱逐逃到了齐国，而后孙文子和宁惠子共同拥立了卫殇公，宁喜（宁惠子之子）与孙文子产生了隔阂，卫献公听说之后派遣使者向宁喜许诺“苟返，政由宁氏”，宁喜同意了这个请求。大叔文子听说之后表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宁喜在废立这件事上的考虑不如下棋时周到，下棋时候举棋不定都不能战胜对手，更何况是废立国君这样的大事呢，这样犹豫不决一定会大祸临头。而后宁喜杀掉了卫殇公，并迎接卫献公复国，在第二年果如大叔文子所言，被卫献公诛杀了。
　　这段文字的时代背景发生在公元前548到公元前547年的卫国，可以说是公认的关于围棋最早的记载，大叔文子非常生动地用下围棋来评论宁喜的所作所为，这说明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其规则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善，甚至已经是当时贵族阶层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游戏了。

　　围棋的棋盘，从春秋时期一直到近代，棋盘器具的纵横数一直都在增加。最初的棋盘可能只有纵横9道或者纵横11道，但这种棋盘极大地限制了弈棋者们的发挥，因此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从战国时期开始17路棋盘就已经出现了，河北望都一号汉墓里出土过一件东汉时期的石棋盘，其形制就是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艺经》），到了南北朝时期，纵横19路的棋盘就已经出现，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棋经》记载棋盘“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北宋时期《忘忧清乐集》中也收录了相传是三国时期孙策和吕范的对局记录，使用的也是19道棋盘，也就是说，自公元五世纪一直到现在，围棋棋局的基本样式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那么可以说自南北朝开始，围棋的规则已经基本趋于完善了。
　　围棋本身所蕴含的哲学，跟两汉以来所尊崇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孔夫子嘲讽整天吃饱饭无所事事的人，认为哪怕是玩六博和围棋都比毫无用心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尤贤乎己。”《论语·阳货》）。孟子也认为：“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可以看出孔孟二人对于世人沉迷下棋的现象实际上都是颇有微词的。而围棋这种被儒家认为“以变诈为物，以劫杀为名”违背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游戏，却奇妙地在南北朝时期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围棋之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氛围崇尚谈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围棋活动由于自身的特点，也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文人的喜爱，围棋活动也逐渐成为清谈活动的一部分，称为“手谈”，当时士人中还有“天下唯有文义棋书”的说法，将围棋与诗词歌赋、经义玄理以及书法相提并论，成为判断一个文人是否能称之为名士的标准。梁武帝还通过品定棋谱的方法来评定棋手优劣：“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甚至可以说，现在棋手评定所分成的九段，很可能最初的源头就来自于此。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围棋的轶事，最著名的大约就是淝水之战谢安的故事：“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当时人们认为围棋和兵法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人在棋局上所显示出的统观全局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的态度，被认为是作为成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必需的修养。
　　但謝安的经历毕竟是当时少数的个例，魏晋之际由于政治风气的高压，广大士大夫提出了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风潮。有一大批为了逃避政治上的黑暗和迫害而隐逸山林的文人，围棋在当时有“坐隐”和“忘忧”的名声，和酣饮、清谈等等活动一起成为了当时士大夫们逃避现实的放任之举。以至于当时流行的神怪志异小说中，都不乏与围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室山观棋烂柯的故事，其他的也多多少少都跟道家和神仙故事有关。 　　围棋棋局棋子的规制和规则中关于“气”的概念很早就与道家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古代人认为纵横交叉的棋盘形式来自于河图洛书，所以也把棋盘乃至围棋称为河洛。以天元为宇宙的中心，将棋盘分为四个部分，代表四季和四方，除去天元后三百六十个交叉点，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日，白子代表阳，黑子代表阴，象征着昼夜，“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围棋黑白子交替的规则正应和了道家阴阳不断往复变化的宇宙观。而在棋局过程中奇正相辅相成的思路，正是道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形的辩证法的体现。
　　也正是因为围棋哲学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宇宙观和辩证法，从两汉以来，士大夫普遍认同棋理和道家修炼有共通之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更成为了一种道家修炼的方式，围棋术语经常被用于隐喻修行的法门。比如《还真集》中《授龚悟真口诀七首》里有一句“常饮三杯无事酒，间行数着不争棋”道家典籍中酒经常被称为长生酒，来隐喻津液，而不争棋，则是以黑白子和谐共存来隐喻阴阳调和。北宋末年正一天师道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一首《望江南》就写尽了围棋中的道法：“楸枰靜，黑白两奁均。山水最宜情共乐，琴书赢得道相亲。一局一番新。松影里，轻度几回春。随分也曾施手段，争先还恐费精神。长是暗饶人。”

　　而正因为围棋与道家有着众多的联系，也使得道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围棋的胜负观，当时士大夫对围棋对弈的胜负持一种“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认为超然潇洒的无争心理才是胜负的关键，“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竟，乃弈之道也”，使得“善胜者不争”成为了当时弈棋者的最高追求。乃至于后世的围棋著作，也会依据道家经典的典故来取名，比如著名的《玄玄棋经》就是取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
　　根据文献记载，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围棋就已经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和辐射了。《隋书·东夷传》中记述从曹魏时期开始日本就派使臣前来中原朝贡，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隋代都没有断绝，并记述了倭国人“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可见围棋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的时间下限是南北朝至隋朝之间。日本国内也认为围棋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之间直接或者经由百济传入日本的。而后唐代频繁往来于两国的遣唐使，更推动了围棋在日本的发展，自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期间，围棋在日本宫廷、官员系统和僧侣中广泛流行，至今在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圣武天皇喜爱的紫檀木围棋盘。
　　朝鲜半岛关于围棋的记载，可见于《北史·百济传》和《周书·百济传》中，在南北朝之前，围棋已经传入了百济地区。至于围棋传入古代东南亚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元明之际，而围棋传入欧洲，则已经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进入了新世纪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好像陨石一样把围棋这个古老的棋类游戏冲击得天翻地覆，2016年到2017年之间，AlphaGo击败了李世石、柯洁几位世界顶尖棋手并几乎没有败绩，很多人惊呼人类已经下不过计算机了。这当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这也并不是围棋的失败，毕竟围棋对于人类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胜负，更多的，是通过对弈来审视自我、他人与自然，这是无论多么先进的计算机都无法带给人类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