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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傍晚，贵州省织金县八步镇，45岁的李德品坐在街边的一间服装熨烫店里，神情落寞。学生中毒事件已经过去了3天，脸上被家长打伤的地方亦在好转，但这位往日总穿着西装和皮鞋，说话慢条斯理的中心小学校长却因为被撤职而备受煎熬。
“食物中毒”
3月29日早上8点半，正在上班途中的李德品接到一位老师的电话：三年级的六名学生在吃过学校提供的营养餐后，出现了头晕腹痛症状，正被送往镇卫生院。这天早上，中心小学的营养餐是一盒蒙牛酸酸乳与一块“金丝汉堡”软面包。
李德品当即改道前往医院。但还没弄清那六名学生的病情，又有九名学生被送了进来。一脸痛苦的小学生们说着大致相同的感受：头晕、腹痛，有的还出现了呕吐症状。
上午九点刚过，让李德品陷入恐慌的一幕已然揭开——中心小学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家长、老师的护送下像潮水般涌来，他们在挤满镇卫生院后，又涌向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在这两家医院都被挤满后，大批学生开始被送往约20公里外的织金县城医院。
救护车、警车、面包车，各种装满学生的车辆在八步镇的大街小巷里疾驰，刺耳的喇叭和弥漫的灰尘冲散了赶集日的热闹气氛。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曾家亮曾是众多陷入恐慌的人群中的一员。
他只是一个每月在建筑工地上做泥水工赚取1000来元的普通农民。到秋天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曾以龙就要升入初中，但现在身高还不到140厘米。小儿子曾以海的个头更矮，每当被大人打趣时，这个顽皮男孩就会害羞不已。
当天上午九点左右，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曾家亮得知“中心小学食物中毒”的消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学校跑去。当他最终在学校外旧电影院旁找到了自己的儿子时，曾以海正弯着腰缓慢朝家走去，腹痛正让他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因为医院早已人满为患，曾家亮在当地乡村医生杨发义开的私人诊所为孩子看上了病。当天，在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简陋诊所里，杨发义史无前例地收治了6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他11岁的女儿杨芳。
像曾家亮一样，八步镇上的大多数家长奔忙于生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个贫瘠的小镇上务农、开店摆摊、开摩托车、在工地打杂，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难以顾及孩子的成长。在营养午餐到来之前，不少孩子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对广西、青海、云南、宁夏四省区农村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村学生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6至15厘米。而八步镇的孩子们的发育迟缓程度同样如此。
营养餐难题
直到现在，李德品还在琢磨，国家力推的免费营养餐本是个利好政策，但却为何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
去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按照计划，中央财政会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专门安排食堂建设资金，但同时，地方政府需为食堂配备的工作人员提供工资和上岗培训。
2011年12月30日，八步镇政府将《八步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下发到全镇各有关单位，要求确保在2012年3月1日前让学生都能吃上营养餐，并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八步镇由镇长牵头，镇纪委、财政所、卫生院、工商所、镇中心小学等部门组建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办公室在镇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校长李德品，兼任了不久后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职务——办公室主任，负责全镇学校营养餐计划的具体实施。
3月初，中心小学获得了县财政划拨的13万元食堂建设资金，下属村级小学也获得了两万元左右相应资金。但按照李德品的说法，困难并没有就此解决——政府只给中心小学提供了3名由财政提供工资的食堂工人指标，其余16所村级小学无一指标。
李德品测算后发现，需要14名工人才能满足中心小学1782名学生供餐需求。以每人每月800元酬劳计算，这些工人每月需要支付11200元工资，将耗去这所学校全年办公经费的近1/8。
他将此情况向县教育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地方财政紧张，没有更多经费可拨。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即便那3名工人的工资也需由学校先行垫付。
混乱的招标
在要求提供营养餐的期限过了5天后，八步镇营养改善工作领导小组终于在3月6日，举行了17所小学校长悉数参与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商讨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企业送餐。
“当时初步确定了招投标模式，由中标企业配送牛奶、鸡蛋、面包、饼干、蛋糕这类食品。”李德品称，与会代表都认为这样的外包模式最易操作，也便于监管。
接着，在3月21日，4家报名参与竞标的企业名称被宣布，以投票表决的方案也在当天被确定下来。
两天后的上午10点，这场招竞标会便在中心小学三楼办公室里进行。伊利牛奶在织金县的总经销商——织金县新起点超市股东之一的杨宗贤参加了这天的竞标。他的对手包括太子奶、山花牛奶、达利花生冰糖牛奶在织金的代理商。
当天的投票代表包括镇纪委书记、卫生院院长、工商所副所长、财政所长、中心小学校委成员、各村小学校长及家长代表，一共26人。
竞标者各自简短地展示介绍后，记名投票随即进行。李德品说，“每人发了一张表格，上面列出4家企业的名字，认为哪家好就打勾”。
最终结果是：“山花牛奶代理商”以压倒性的20票成功中标。杨宗贤则空忙一场，得票为零。他对此感觉有些遗憾——按他的估算，扣除食品成本、运输、人工等各项开支，每个学生每天的3元钱开支中，平均能产生约两毛钱利润。如此计算，八步镇的4782名学生每天能让中标方赚到近千元。这是桩有利可图的稳定买卖。
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听说是一位个体老板，有四套房，原来是杀猪的”这些杂乱信息外，李德品对跟他签合同的“山花牛奶代理商”罗正彬却知之甚少。
但罗正彬却提供了投标所需的税务登记证、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齐备的资质文件——他事前联系了真正的山花牛奶织金总代理商卢振林，邀请对方联手参与投标。
卢振林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认为这是笔顺水推舟的生意。“我不了解他，他是主动找来的”，卢振林事后回忆，罗提供的营养餐配餐方案包括了山花牛奶、金丝汉堡面包、饼干等多种食物的搭配。在他看来，对方是想通过其他食品的采购差价赢利。
李德品说，卢振林那天提供的灵活配餐方案和出色的讲解，是山花牛奶中标的最重要原因，“他展示的样品看上去份量很足”。他以为罗正彬跟卢振林一样，也是山花牛奶的授权代理商。
于是，李德品与罗正彬签下了3月26日开始实施的供餐合同。他甚至同意了罗正彬提出的一条未在合同中注明的约定：供货方将尽量保证供应山花牛奶，但如条件受限，就暂时供应蒙牛酸酸乳。但李德品强调，他当时曾明确告诉对方，必须在两周后开始供应山花牛奶。
3月26日，蒙牛酸酸乳和金丝汉堡面包出现在了学生的课桌上。曾以海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这份营养早餐加上中午花一元钱买的两个包子，让他感到白天不再饥饿了。
但三天后，他和同学们却遭遇了一场头晕腹痛的惊险事件。
被撤职的校长
事发后，织金县副县长罗丰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地已全面叫停企业供餐模式，全县学校都将采用食堂供餐模式，八步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营养餐了。当初令李德品头痛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罗丰说，县政府对实施食堂供餐模式的态度是“需要改建就改建，需要扩建就扩建，需要招人就招人，资金全部由县财政提供”。
此外，3月29日的恐慌漩涡正在平息。当地政府统计数据称，八步镇当天有902名学生到医院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到医院进行简单治疗后，已恢复正常。
毕节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将这场混乱解释为“因个别学生胃肠道功能紊乱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他们对这个已经红遍全国的“心因性反应”是这样解释的：“个别学生因胃肠道功能紊乱发生呕吐，造成现场所有学生情绪异常焦虑、紧张，使他们产生心理暗示，并形成不舒服的感觉。”
4月5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贵州省卫生厅应急办工作人员潘忠伦和贵州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李亚非均给出了同样解释。
潘忠伦称，贵州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对3月29日学生食用的牛奶和面包样品进行了检测，检测的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四项指标结果均呈阴性，“从检测结果看，学生们的反应不是食物中毒”。
从事后找到的食品包装袋来看，当日学生吃下的牛奶和面包均在保质期内。但有学生反映，那天不少同学领到的面包包装袋是漏了气的。
而八步镇中心小学五（四）班班主任李忆猜测，学生的不适反应跟早晨吃了冰冷的牛奶和面包有关，“这些食物就放在学校杂物间里，没有加热就分发给了孩子们”，李忆补充道，那天早晨气温很低，“大概只有一、两度左右”。
贵州织金营养午餐风波之后，民间“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表示，其团队已经注意到云南、陕西、贵州等一些地区教育部门没有给儿童提供正餐，而是集中采购和分发牛奶面包，出现了一些不良状况，引起了不好的影响。
“乡村学童需要的不是安全不可控的面包牛奶，他们需要的是安全营养的正餐。”邓飞表示，他不提倡给营养午餐配牛奶和面包。在去年，他们团队的行政成本(管理成本)只有5%，将免费午餐铺到了全国163个学校。
八步镇分管教育的纪委书记王子铭说，这起事件给当地造成了不良影响，“织金县正在落实不少招商引资的大项目，政府必须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平息民怨的处理措施，李德品在事发当日就被免掉了校长职务。有目击者说，这位校长当天还被愤怒的家长“打了三顿”。
在八步镇中心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10天后，因为监管不严，云南省镇雄县和景东县的三所中小学又先后发生了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事发学校的免费营养餐既有食堂供餐也有企业送餐。像李德品一样，镇雄县两所小学的校长也被撤销了职务。
严厉的处罚令李德品忐忑不安。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被要求“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后”，此前一直温文尔雅的他一把夺去了记者的采访本，撕掉了自己的讲话记录。
当日学生吃下的牛奶和面包均在保质期内,但有学生反映，那天不少同学领到的面包包装袋是漏了气的。
“食物中毒”
3月29日早上8点半，正在上班途中的李德品接到一位老师的电话：三年级的六名学生在吃过学校提供的营养餐后，出现了头晕腹痛症状，正被送往镇卫生院。这天早上，中心小学的营养餐是一盒蒙牛酸酸乳与一块“金丝汉堡”软面包。
李德品当即改道前往医院。但还没弄清那六名学生的病情，又有九名学生被送了进来。一脸痛苦的小学生们说着大致相同的感受：头晕、腹痛，有的还出现了呕吐症状。
上午九点刚过，让李德品陷入恐慌的一幕已然揭开——中心小学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家长、老师的护送下像潮水般涌来，他们在挤满镇卫生院后，又涌向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在这两家医院都被挤满后，大批学生开始被送往约20公里外的织金县城医院。
救护车、警车、面包车，各种装满学生的车辆在八步镇的大街小巷里疾驰，刺耳的喇叭和弥漫的灰尘冲散了赶集日的热闹气氛。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曾家亮曾是众多陷入恐慌的人群中的一员。
他只是一个每月在建筑工地上做泥水工赚取1000来元的普通农民。到秋天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曾以龙就要升入初中，但现在身高还不到140厘米。小儿子曾以海的个头更矮，每当被大人打趣时，这个顽皮男孩就会害羞不已。
当天上午九点左右，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曾家亮得知“中心小学食物中毒”的消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学校跑去。当他最终在学校外旧电影院旁找到了自己的儿子时，曾以海正弯着腰缓慢朝家走去，腹痛正让他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因为医院早已人满为患，曾家亮在当地乡村医生杨发义开的私人诊所为孩子看上了病。当天，在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简陋诊所里，杨发义史无前例地收治了6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他11岁的女儿杨芳。
像曾家亮一样，八步镇上的大多数家长奔忙于生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个贫瘠的小镇上务农、开店摆摊、开摩托车、在工地打杂，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难以顾及孩子的成长。在营养午餐到来之前，不少孩子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对广西、青海、云南、宁夏四省区农村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村学生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6至15厘米。而八步镇的孩子们的发育迟缓程度同样如此。
营养餐难题
直到现在，李德品还在琢磨，国家力推的免费营养餐本是个利好政策，但却为何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
去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按照计划，中央财政会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专门安排食堂建设资金，但同时，地方政府需为食堂配备的工作人员提供工资和上岗培训。
2011年12月30日，八步镇政府将《八步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下发到全镇各有关单位，要求确保在2012年3月1日前让学生都能吃上营养餐，并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八步镇由镇长牵头，镇纪委、财政所、卫生院、工商所、镇中心小学等部门组建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办公室在镇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校长李德品，兼任了不久后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职务——办公室主任，负责全镇学校营养餐计划的具体实施。
3月初，中心小学获得了县财政划拨的13万元食堂建设资金，下属村级小学也获得了两万元左右相应资金。但按照李德品的说法，困难并没有就此解决——政府只给中心小学提供了3名由财政提供工资的食堂工人指标，其余16所村级小学无一指标。
李德品测算后发现，需要14名工人才能满足中心小学1782名学生供餐需求。以每人每月800元酬劳计算，这些工人每月需要支付11200元工资，将耗去这所学校全年办公经费的近1/8。
他将此情况向县教育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地方财政紧张，没有更多经费可拨。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即便那3名工人的工资也需由学校先行垫付。
混乱的招标
在要求提供营养餐的期限过了5天后，八步镇营养改善工作领导小组终于在3月6日，举行了17所小学校长悉数参与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商讨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企业送餐。
“当时初步确定了招投标模式，由中标企业配送牛奶、鸡蛋、面包、饼干、蛋糕这类食品。”李德品称，与会代表都认为这样的外包模式最易操作，也便于监管。
接着，在3月21日，4家报名参与竞标的企业名称被宣布，以投票表决的方案也在当天被确定下来。
两天后的上午10点，这场招竞标会便在中心小学三楼办公室里进行。伊利牛奶在织金县的总经销商——织金县新起点超市股东之一的杨宗贤参加了这天的竞标。他的对手包括太子奶、山花牛奶、达利花生冰糖牛奶在织金的代理商。
当天的投票代表包括镇纪委书记、卫生院院长、工商所副所长、财政所长、中心小学校委成员、各村小学校长及家长代表，一共26人。
竞标者各自简短地展示介绍后，记名投票随即进行。李德品说，“每人发了一张表格，上面列出4家企业的名字，认为哪家好就打勾”。
最终结果是：“山花牛奶代理商”以压倒性的20票成功中标。杨宗贤则空忙一场，得票为零。他对此感觉有些遗憾——按他的估算，扣除食品成本、运输、人工等各项开支，每个学生每天的3元钱开支中，平均能产生约两毛钱利润。如此计算，八步镇的4782名学生每天能让中标方赚到近千元。这是桩有利可图的稳定买卖。
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听说是一位个体老板，有四套房，原来是杀猪的”这些杂乱信息外，李德品对跟他签合同的“山花牛奶代理商”罗正彬却知之甚少。
但罗正彬却提供了投标所需的税务登记证、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齐备的资质文件——他事前联系了真正的山花牛奶织金总代理商卢振林，邀请对方联手参与投标。
卢振林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认为这是笔顺水推舟的生意。“我不了解他，他是主动找来的”，卢振林事后回忆，罗提供的营养餐配餐方案包括了山花牛奶、金丝汉堡面包、饼干等多种食物的搭配。在他看来，对方是想通过其他食品的采购差价赢利。
李德品说，卢振林那天提供的灵活配餐方案和出色的讲解，是山花牛奶中标的最重要原因，“他展示的样品看上去份量很足”。他以为罗正彬跟卢振林一样，也是山花牛奶的授权代理商。
于是，李德品与罗正彬签下了3月26日开始实施的供餐合同。他甚至同意了罗正彬提出的一条未在合同中注明的约定：供货方将尽量保证供应山花牛奶，但如条件受限，就暂时供应蒙牛酸酸乳。但李德品强调，他当时曾明确告诉对方，必须在两周后开始供应山花牛奶。
3月26日，蒙牛酸酸乳和金丝汉堡面包出现在了学生的课桌上。曾以海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这份营养早餐加上中午花一元钱买的两个包子，让他感到白天不再饥饿了。
但三天后，他和同学们却遭遇了一场头晕腹痛的惊险事件。
被撤职的校长
事发后，织金县副县长罗丰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地已全面叫停企业供餐模式，全县学校都将采用食堂供餐模式，八步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营养餐了。当初令李德品头痛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罗丰说，县政府对实施食堂供餐模式的态度是“需要改建就改建，需要扩建就扩建，需要招人就招人，资金全部由县财政提供”。
此外，3月29日的恐慌漩涡正在平息。当地政府统计数据称，八步镇当天有902名学生到医院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到医院进行简单治疗后，已恢复正常。
毕节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将这场混乱解释为“因个别学生胃肠道功能紊乱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他们对这个已经红遍全国的“心因性反应”是这样解释的：“个别学生因胃肠道功能紊乱发生呕吐，造成现场所有学生情绪异常焦虑、紧张，使他们产生心理暗示，并形成不舒服的感觉。”
4月5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贵州省卫生厅应急办工作人员潘忠伦和贵州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李亚非均给出了同样解释。
潘忠伦称，贵州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对3月29日学生食用的牛奶和面包样品进行了检测，检测的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四项指标结果均呈阴性，“从检测结果看，学生们的反应不是食物中毒”。
从事后找到的食品包装袋来看，当日学生吃下的牛奶和面包均在保质期内。但有学生反映，那天不少同学领到的面包包装袋是漏了气的。
而八步镇中心小学五（四）班班主任李忆猜测，学生的不适反应跟早晨吃了冰冷的牛奶和面包有关，“这些食物就放在学校杂物间里，没有加热就分发给了孩子们”，李忆补充道，那天早晨气温很低，“大概只有一、两度左右”。
贵州织金营养午餐风波之后，民间“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表示，其团队已经注意到云南、陕西、贵州等一些地区教育部门没有给儿童提供正餐，而是集中采购和分发牛奶面包，出现了一些不良状况，引起了不好的影响。
“乡村学童需要的不是安全不可控的面包牛奶，他们需要的是安全营养的正餐。”邓飞表示，他不提倡给营养午餐配牛奶和面包。在去年，他们团队的行政成本(管理成本)只有5%，将免费午餐铺到了全国163个学校。
八步镇分管教育的纪委书记王子铭说，这起事件给当地造成了不良影响，“织金县正在落实不少招商引资的大项目，政府必须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平息民怨的处理措施，李德品在事发当日就被免掉了校长职务。有目击者说，这位校长当天还被愤怒的家长“打了三顿”。
在八步镇中心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10天后，因为监管不严，云南省镇雄县和景东县的三所中小学又先后发生了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事发学校的免费营养餐既有食堂供餐也有企业送餐。像李德品一样，镇雄县两所小学的校长也被撤销了职务。
严厉的处罚令李德品忐忑不安。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被要求“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后”，此前一直温文尔雅的他一把夺去了记者的采访本，撕掉了自己的讲话记录。
当日学生吃下的牛奶和面包均在保质期内,但有学生反映，那天不少同学领到的面包包装袋是漏了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