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地地道道的大众运动在中国变异为奢侈产业，进而落入了增长的陷阱
在2008北京奥运会光环之下，其他体育赛事不免逊色三分。即便是享有高尔夫“奥林匹克”之称的高尔夫世界杯，虽自2007年起连续12年落户中国，但欧米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的轰动性仍然有限，圈外人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作为一家体育杂志的经理人，杨长伟曾经这样调侃高尔夫运动：“和农民抡锄头耕地没两样。”虽然对高尔夫也有所了解，但他却从未想过自己会喜欢上这项运动。但一个月前的一次高尔夫球会经历，让杨长伟彻底改变了看法。年近40岁的杨发现，打高尔夫和他现在的年龄、心态非常相称——平静、舒缓又能恰到好处地锻炼身体。
在北京，高尔夫球也被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所认同，各种档次的专业高尔夫球场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是，“目前的高尔夫球还没有形成产业。”北京某高球俱乐部负责人说，即便在高收入阶层，高球运动仍远未普及。这也正是当前中国高球行业的烦恼所在。
对于中国高尔夫球会来说，杨长伟等就是他们未来的希望。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集团副总经理李佳琦对《经济》记者表示，高球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预计未来5到10年进入井喷期，而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普及运动。
何来变异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但关于厦门大学开设高尔夫必修课程的讨论仍未停止——高尔夫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程度与遭到的抵制是同样强烈的。鉴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意识形态上的抵触，以及社会腐败而产生的迁怒，高尔夫在中国毁誉参半。
奢侈的高消费是高球饱受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国外，高尔夫球却是地地道道的大众运动。在高尔夫发源地的英国，政府投资新建大量公立球场。这些球场不以营利为目的，设计很简单，没有豪华的附属设施和会所，收取的费用也相当低廉。纯粹的商业性球场，在英国所有的高尔夫球场中只占约10%。而在美国的廉价公共球场，打场球所需费用一般不超过20美元。
高尔夫到了中国，为何就摇身一变，就成了奢侈的贵族运动呢？追根溯源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大批海外商人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聚集投资，由是产生了巨大的高尔夫消费需求。
1984年，李嘉诚察觉此间的商机，在广东中山建设了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此后，一场高尔夫球场建设高潮席卷内地。到2006年底，国内大小高尔夫球场已经超过500多家。球场的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广东、上海、北京聚集了绝大多数的高尔夫球场，而在老少边穷省份这一项目仍是空白。
先天的高端定位，注定了后天的奢侈路线。由于大部分球场都是服务于来华投资的外商，因此大都实行会员制管理方法，除高尔夫球场外，一般还附属建设大量会所建筑，提供系列休闲娱乐以及会展服务，因此国内的高尔夫球场收费大都不菲。
近年来，国家出于保护耕地的目的，对于新建高尔夫球场采取了限制政策。2003年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项目、别墅项目、高尔夫项目，一律不得报批用地。” 当时许多待建和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一时停摆至今。
打高尔夫球不易，建高尔夫球场更是难，然而高尔夫的消费人群在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爱好者超过100万人，自2004年以来，发展尤为迅猛，年均增长率接近三成。
供需矛盾进一步推高了高尔夫的消费价格。《亚洲华尔街日报》曾撰文指出，高尔夫球在中国是有钱人的运动，但却不是高尚运动。高尔夫球在中国似乎演化成了一个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游戏。
迷失的高球
尽管国内的高球运动远未普及，诸多玩家对于高球精髓尚未心领神会，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建设顶级的球场。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就坐落于深圳和东莞接壤处的一片丘陵之中。
1994年香港骏豪集团董事长朱树豪决定兴建高尔夫球场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由于土壤酸性比较高，不适宜种植，因而常年抛荒，无人问津。13年后，该球会已经拥有180洞，10座高尔夫球场，占地20平方公里，视力所及之处，郁郁葱葱。
相对于国外的大众球场，观澜高尔夫球会更像一个高档的社区。豪华会所、别墅、大宅、五星级酒店、乡村俱乐部、大卫利百特高尔夫球学院、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用品专卖——这些奢华的场所星罗棋布在10个高尔夫球场之间。
观澜湖高尔夫是中国众多高端高尔夫球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高尔夫的存在，除了体现在那一片片如茵的球场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高尔夫被湮没在地产、会展和旅游之中。
“开始意识到高尔夫的价值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南中国和它蕴藏的巨大潜力。”朱树豪介绍说，在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一小时车程以内有几十万家企业，而他坚信这些企业主能够为观澜湖带来如潮客流。
但在球会成立之初，在此挥杆者大部分仍然来自海外。据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副总经理李佳琦介绍，去年海外游客和本地游客的比例已经各占一半了。但是，高尔夫业务在整个集团占据的份额比例仍然是个谜。
在中国，球场建设的巨大成本和建成后惊人的日常维护开支，使绝大多数球场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高尔夫和房地产联姻——这一“中国特色”的高尔夫产业形态诞生了。随着观澜湖高尔夫的风生水起，这个地处深圳北部边界的小镇的房价也涨了起来，各大房地产商纷纷在周边置地开发。
2004年，观澜湖大宅带着“我家住在观澜湖，来我家打高尔夫吧”的广告语上市发售，在地产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时大宅均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最便宜的一栋也要1000多万元，最高叫价高达3000万元，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深圳算是天价。三年后，这些大宅的价格已经翻了数倍，而且基本售罄。当初的大宅投资者早就赚得盆满钵溢。
上海一家高尔夫球场的总裁认为，单靠纯粹经营高尔夫球场盈利，简直是不可能的。他透露说，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球场60%都处于亏损的状态，绝大多数靠别墅的开发来生存，这早已是圈内人人皆知的秘密。他表示，如果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每人每天的花费是600元左右，那么一个球场如果想在经营上持平的话，一年必须接纳4万人次的打球者，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这个数字对任何一家球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普及之难
现如今，高尔夫推广者正试图让更多的精英阶层接受这项运动，借此扭转目前尴尬的盈利模式——收入主要源自附属于高尔夫的会展业、旅游业和房地产，而不是高尔夫。
对于会员制的高尔夫球场而言，普及化的目的在于，吸纳更多的精英阶层加入这一运动，而非在价格上接近平民。因此，在未来的宣传中，他们会着重强调，作为一种高级社交语言，高尔夫是沟通政商两界精英的不二法门。
“一些外省的家长趁暑期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学习高尔夫。”大卫利百特高尔夫球学院一位教练说，很多中产阶层人士已经认识到，高尔夫是进入上流社会之前的必修课，因此得从娃娃抓起。
高尔夫毁誉参半的名声也是业者的一块心病。一位上海的媒体记者表示，高尔夫在上海远不如在广东流行，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的政界和商界的人士更热衷网球运动，而不是高尔夫。看来如何划清与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的界限，同样是高尔夫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高尔夫球场的环境污染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政策的缰绳也未松弛。经济学家迟福林表示，政府对待高尔夫应该由政策歧视转向政策扶持。迟说，土地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国高尔夫产业的发展。
但也有乐观主义者，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高尔夫球俱乐部负责人日前表示，“被赋予‘贵族运动’的高尔夫球运动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平民化、大众化，尽管现在尚未大面积普及，但未来的几年时间内将会有更快的发展。”
事实上，当前高尔夫业者所做的普及化努力，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重塑和推广。他们并未试图要把高尔夫变得和乒乓球一样平民——这也不太可能。在北京一家中档高尔夫球会，打一场18洞高尔夫球大概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个费用相对于该市居民月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强。
当然消费者的持续增长是高尔夫业者最乐意看到的事情。但如何让更多的精英接受并热爱高尔夫则是他们更为关心的，因为这更为现实和可行。
迟福林预测，未来10年内，区域不均衡发展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发展越快，而高尔夫人口也将快速增加。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脑力劳动者将成为利益主体，潜在的高尔夫消费者现在是2000万，2020年可能是5000万。
5000万消费者足够为高尔夫行业撑起利润的蓝天。然而面对侵占土地、污染环境、以及与贪污腐化相互联系等因素，高尔夫球在中国的推广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
在2008北京奥运会光环之下，其他体育赛事不免逊色三分。即便是享有高尔夫“奥林匹克”之称的高尔夫世界杯，虽自2007年起连续12年落户中国，但欧米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的轰动性仍然有限，圈外人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作为一家体育杂志的经理人，杨长伟曾经这样调侃高尔夫运动：“和农民抡锄头耕地没两样。”虽然对高尔夫也有所了解，但他却从未想过自己会喜欢上这项运动。但一个月前的一次高尔夫球会经历，让杨长伟彻底改变了看法。年近40岁的杨发现，打高尔夫和他现在的年龄、心态非常相称——平静、舒缓又能恰到好处地锻炼身体。
在北京，高尔夫球也被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所认同，各种档次的专业高尔夫球场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是，“目前的高尔夫球还没有形成产业。”北京某高球俱乐部负责人说，即便在高收入阶层，高球运动仍远未普及。这也正是当前中国高球行业的烦恼所在。
对于中国高尔夫球会来说，杨长伟等就是他们未来的希望。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集团副总经理李佳琦对《经济》记者表示，高球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预计未来5到10年进入井喷期，而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普及运动。
何来变异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但关于厦门大学开设高尔夫必修课程的讨论仍未停止——高尔夫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程度与遭到的抵制是同样强烈的。鉴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意识形态上的抵触，以及社会腐败而产生的迁怒，高尔夫在中国毁誉参半。
奢侈的高消费是高球饱受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国外，高尔夫球却是地地道道的大众运动。在高尔夫发源地的英国，政府投资新建大量公立球场。这些球场不以营利为目的，设计很简单，没有豪华的附属设施和会所，收取的费用也相当低廉。纯粹的商业性球场，在英国所有的高尔夫球场中只占约10%。而在美国的廉价公共球场，打场球所需费用一般不超过20美元。
高尔夫到了中国，为何就摇身一变，就成了奢侈的贵族运动呢？追根溯源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大批海外商人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聚集投资，由是产生了巨大的高尔夫消费需求。
1984年，李嘉诚察觉此间的商机，在广东中山建设了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此后，一场高尔夫球场建设高潮席卷内地。到2006年底，国内大小高尔夫球场已经超过500多家。球场的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广东、上海、北京聚集了绝大多数的高尔夫球场，而在老少边穷省份这一项目仍是空白。
先天的高端定位，注定了后天的奢侈路线。由于大部分球场都是服务于来华投资的外商，因此大都实行会员制管理方法，除高尔夫球场外，一般还附属建设大量会所建筑，提供系列休闲娱乐以及会展服务，因此国内的高尔夫球场收费大都不菲。
近年来，国家出于保护耕地的目的，对于新建高尔夫球场采取了限制政策。2003年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项目、别墅项目、高尔夫项目，一律不得报批用地。” 当时许多待建和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一时停摆至今。
打高尔夫球不易，建高尔夫球场更是难，然而高尔夫的消费人群在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爱好者超过100万人，自2004年以来，发展尤为迅猛，年均增长率接近三成。
供需矛盾进一步推高了高尔夫的消费价格。《亚洲华尔街日报》曾撰文指出，高尔夫球在中国是有钱人的运动，但却不是高尚运动。高尔夫球在中国似乎演化成了一个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游戏。
迷失的高球
尽管国内的高球运动远未普及，诸多玩家对于高球精髓尚未心领神会，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建设顶级的球场。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就坐落于深圳和东莞接壤处的一片丘陵之中。
1994年香港骏豪集团董事长朱树豪决定兴建高尔夫球场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由于土壤酸性比较高，不适宜种植，因而常年抛荒，无人问津。13年后，该球会已经拥有180洞，10座高尔夫球场，占地20平方公里，视力所及之处，郁郁葱葱。
相对于国外的大众球场，观澜高尔夫球会更像一个高档的社区。豪华会所、别墅、大宅、五星级酒店、乡村俱乐部、大卫利百特高尔夫球学院、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用品专卖——这些奢华的场所星罗棋布在10个高尔夫球场之间。
观澜湖高尔夫是中国众多高端高尔夫球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高尔夫的存在，除了体现在那一片片如茵的球场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高尔夫被湮没在地产、会展和旅游之中。
“开始意识到高尔夫的价值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南中国和它蕴藏的巨大潜力。”朱树豪介绍说，在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一小时车程以内有几十万家企业，而他坚信这些企业主能够为观澜湖带来如潮客流。
但在球会成立之初，在此挥杆者大部分仍然来自海外。据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副总经理李佳琦介绍，去年海外游客和本地游客的比例已经各占一半了。但是，高尔夫业务在整个集团占据的份额比例仍然是个谜。
在中国，球场建设的巨大成本和建成后惊人的日常维护开支，使绝大多数球场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高尔夫和房地产联姻——这一“中国特色”的高尔夫产业形态诞生了。随着观澜湖高尔夫的风生水起，这个地处深圳北部边界的小镇的房价也涨了起来，各大房地产商纷纷在周边置地开发。
2004年，观澜湖大宅带着“我家住在观澜湖，来我家打高尔夫吧”的广告语上市发售，在地产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时大宅均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最便宜的一栋也要1000多万元，最高叫价高达3000万元，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深圳算是天价。三年后，这些大宅的价格已经翻了数倍，而且基本售罄。当初的大宅投资者早就赚得盆满钵溢。
上海一家高尔夫球场的总裁认为，单靠纯粹经营高尔夫球场盈利，简直是不可能的。他透露说，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球场60%都处于亏损的状态，绝大多数靠别墅的开发来生存，这早已是圈内人人皆知的秘密。他表示，如果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每人每天的花费是600元左右，那么一个球场如果想在经营上持平的话，一年必须接纳4万人次的打球者，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这个数字对任何一家球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普及之难
现如今，高尔夫推广者正试图让更多的精英阶层接受这项运动，借此扭转目前尴尬的盈利模式——收入主要源自附属于高尔夫的会展业、旅游业和房地产，而不是高尔夫。
对于会员制的高尔夫球场而言，普及化的目的在于，吸纳更多的精英阶层加入这一运动，而非在价格上接近平民。因此，在未来的宣传中，他们会着重强调，作为一种高级社交语言，高尔夫是沟通政商两界精英的不二法门。
“一些外省的家长趁暑期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学习高尔夫。”大卫利百特高尔夫球学院一位教练说，很多中产阶层人士已经认识到，高尔夫是进入上流社会之前的必修课，因此得从娃娃抓起。
高尔夫毁誉参半的名声也是业者的一块心病。一位上海的媒体记者表示，高尔夫在上海远不如在广东流行，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的政界和商界的人士更热衷网球运动，而不是高尔夫。看来如何划清与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的界限，同样是高尔夫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高尔夫球场的环境污染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政策的缰绳也未松弛。经济学家迟福林表示，政府对待高尔夫应该由政策歧视转向政策扶持。迟说，土地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国高尔夫产业的发展。
但也有乐观主义者，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高尔夫球俱乐部负责人日前表示，“被赋予‘贵族运动’的高尔夫球运动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平民化、大众化，尽管现在尚未大面积普及，但未来的几年时间内将会有更快的发展。”
事实上，当前高尔夫业者所做的普及化努力，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重塑和推广。他们并未试图要把高尔夫变得和乒乓球一样平民——这也不太可能。在北京一家中档高尔夫球会，打一场18洞高尔夫球大概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个费用相对于该市居民月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强。
当然消费者的持续增长是高尔夫业者最乐意看到的事情。但如何让更多的精英接受并热爱高尔夫则是他们更为关心的，因为这更为现实和可行。
迟福林预测，未来10年内，区域不均衡发展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发展越快，而高尔夫人口也将快速增加。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脑力劳动者将成为利益主体，潜在的高尔夫消费者现在是2000万，2020年可能是5000万。
5000万消费者足够为高尔夫行业撑起利润的蓝天。然而面对侵占土地、污染环境、以及与贪污腐化相互联系等因素，高尔夫球在中国的推广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