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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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6日至20日,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先生邀请,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0月19日晚做了题为《相遇中国文学》的演讲,演讲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本刊特约发表这次演讲的全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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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歌的特征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然而迄今却未见有人系统梳理清代与之一致的诗学理论。作为宋诗派主将,在性情与学问的对峙上,郑珍虽亦循宋诗派性情自学问中出的合一理论;但作为清代诗风创作上的代表,他更注重在创作实践中探二者合一之径。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作诗先做人之论、养气说、“自打自唱”等主张,以旧论焕新意,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从而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
古希腊哲学与诗“争吵”可谓千古公案,众说纷纭,而波普尔对柏拉图“极权主义”的指控尤引人注目。戴着现代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这场“争吵”,必然对哲学所代表的古代启蒙运动及其历史贡献视而不见。其实哲学反对的并非诗歌本身而是藉之传播的旧神话思维,但哲学虽发动了针对旧思维的话语争夺战,却因其散文性、精英性远不如诗歌那么容易争取听众,突破旧思维的任务最终还得由基督教来完成。考虑到柏拉图所主张的道德审查即便在今日欧美也至关重要,而早期基督教对异见的态度远比哲学决绝,波普尔对柏拉图指控之不公允,之不能成立,就更清楚了。
朱光潜对《会饮篇》的诠释是独特和深刻的,至今未受到学界的足够注意。在对柏拉图“很浓厚的唯物的倾向”这一判断不同于学术界的看法背后,实际隐藏着朱先生从现代反形而上学的非实体化去理解“唯物”一词的积极方面,也是在这样的理解下才把《会饮篇》主题确定为爱、美、智慧统一的思想。更加重要的是朱光潜对《会饮篇》“第俄提玛启示”的哲学修养之路的解释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他用了宋明理学家用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一旦豁然贯通”等来说明柏拉图的“启示”和中土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致的思想。由于当时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所以读
在“红色的30年代”,《现代》杂志“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美国文学译介实践具有鲜明的兼容并包的立场。编者在阐释美国现代文学时,突出了其自由精神、创造精神、独立性和现代性,塑造出了全新的美国文学形象。这是中国现代的美国文学塑形史上出现的一次重大变化。编者基于多元共存的话语立场,以开放的译介姿态呈现美国现代文学的多元生态,与当时中国文坛偏重左翼文学的译介取向有显著差别。这次译介实践也具有深切的中国现实关怀意识,体现了编者与功利主义文艺主张和潜在的霸权话语展开对话的冲动,蕴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学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演
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后,清华校方决定出版全集以作纪念,并成立了编委会,上海的开明书店也允诺承印全集。但1949年之后编委会成员对政治风向的谨慎把握,朱自清其人其作评价的起伏,出版社遭遇的经济困境及人事变动等种种因素,导致这项“遗产”直到1953年3月才以删减后的《朱自清文集》面貌问世。对于“文学”与“出版”而言,《朱自清文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出版方式之间的一块“界碑”,此后私营出版社逐步撤离文学出版领域,作者和编辑在出版过程中退居弱势地位,读者批评则作为重要力量介入其中,一整套与“当代文学
2009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赵稀方的《后殖民理论》一书,此书分为“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旅行”等章节,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来胧去脉及其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进行了系统梳理。鉴于书中所涉及的多数后殖民理论著作都没有汉译,北大出版社决定接着出版“后殖民经典译丛”,将较有价值的后殖民原作系统翻泽过来。经过数年努力,2014年“后殖民经典译丛”第一批面世。因为这套书的出版,京内部分学者于2014年8月26日聚集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举行“后殖民经典译丛研讨会”。大家由这套
《吕氏春秋》与《道德经》相关的篇目,集中在两个板块,一是《孟春纪》,二是《审分览》。从篇目的分布格局考察,《吕氏春秋》主要吸纳老子的养生和治国理政理念。《本生》篇出自道家学派,它对老子全性理念的书写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原型。《审分览》秉持法家本位,在援老入法过程中,列举历史故事和传说对老子的命题加以阐发,与《韩非子·喻老》篇异曲同工。这种书写模式所构成的文本形态,属于说体文类,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滥觞,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为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学理论领域的国际对话与协作,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学科的科学发展,2014年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际美学协会、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面向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以“新村”、“工读互助”、“小组织试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为代表的诸多讨论与实践,构成了浓郁的时代氛围,也影响到早期新文学的形态、气质、观念、工作方式及伦理意涵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将相关思潮、群体、实践,纳入“社会改造”这一整体的研究视域中,或许能突破“思想启蒙”“工具革新”等叙述框架,把握“五四”新文学之历史独特性的同时,也能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分化、冲突的线索中,透视新文学运动更为纵深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秉持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学者多否定“文以载道”。钱锺书不赞同这种看法,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他反对文学进化论,分析了文学定义的困难;质疑“文学的自觉”这一流行观点,强调要在“杂文学”观念下认识“文以载道”;将“载道”与“言志”并列,认为它们只关涉文学的体裁与题材而不关涉文学的审美评价。钱锺书主张“还其本来面目”,具有重要的方法示范意义,用于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领域,可防止简单地运用现代文学观念来框限古代文学与文论现象,从而尊重文学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