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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理想，黄氏实行”，黄兴的历史功绩一语可窥。百年家族枝叶繁茂，虽从政者不在少数，但均未能在这条路上走太远。
北京前门西大街一栋普通居民楼，黄力工老先生的家稍显狭窄，卧室兼会客厅的墙面挂着一幅笔锋俊朗的横联：“爽气秋高”，这是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手迹。
横联是1913年秋天黄兴写给第二个儿子黄一中的。黄力工是黄兴之孙，黄一中之长子。彼时，清政府已经垮台，但黄兴及其战友亲手缔造的民国却处在危险之中，倡导议会民主的宋教仁被刺杀，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在此危难关口，黄兴特向儿子赠送此联，鼓励他保持勇气和正气。那一年，黄一中刚满12岁，黄家又一次搬家，从长沙搬到了上海。
黄兴英年早逝，出生于1940年代的黄力工未曾见过他，只能通过文字、老照片和父亲仅有的讲述来追忆祖父。
有一次经历很特别，当时在外贸公司工作的黄力工接待了几个日本客户。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黄力工。告别前，这些日本人告诉黄力工：“你长得很像中国的革命家黄兴。”
卧室墙角的书柜里，摆放着几本有关黄兴的书籍。黄力工从中取出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外三层，里三层，是一本《黄克强先生上国父述革命计划书》。这本书出版于民国时期，书页泛黄，详细记录了黄兴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谋划和蓝图。
黄兴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随着时间车轮，轰隆隆过去一百多年。但每次翻开此书，依然会勾起黄力工及家人对百年家史的感叹。
散尽家财
多年前，黄力工追随祖父的足迹，东渡日本，到访祖父好友宫崎寅藏的老宅子。宫崎寅藏的后人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指点了黄兴生前住过的房间。当晚，住在这个房间的黄力工，久久难以入睡，他颇有时空交错之感，似乎寻觅到了与祖父的交集。
更多时候，他透过历史书籍试图走近祖父。
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湖南长沙保甲局巷的一处宅院里，20多个穿着新派的年轻人正在聚会。其中一位身材敦实、短发蓄须、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是聚会的中心。他是黄兴，字克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
这一天是1903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是黄兴虚岁30的生日。这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以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彭宅办了两桌酒席。在举杯碰盏的掩护下，一个以推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宣告成立，黄兴被公举为会长。
从成立华兴会到缔造民国，黄兴奋斗了8年，为此变卖家产，散尽家财。
黄兴出生在浏阳河畔，湖南长沙县一处古朴典雅的大庄园里。从1874年出生到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念书，黄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
老宅门前三口水塘并列，屋后是花园，护庄河环绕四周，终年活水流淌。黄兴的父亲早年曾经在此设馆授徒，并担任过地方上的都总，后又到长沙教馆，家境颇宽裕，添置了田产。
黄兴长女黄振华曾经回忆，1897年，家中田地租与邻居种植稻米，一季稻米的收成约700-800石，折合70000-80000斤。
华兴会成立后，需要联络新军、会党，组织起义活动，但没有经费来源。于是，黄兴劝说继母和妻子，卖掉了老家凉塘的“祖遗田产近300石”，最初是卖给了张家，后来张家又转卖给王家。
30虚岁生日到30周岁生日的一年间，黄兴积极谋划在湖南率先发动起义，实现把湖南作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意图。1904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黄兴满30岁生日。这一天，长沙紫东园黄家很热闹，黄兴的三个姐姐来到城里，一家人准备吃团圆饭。那时，黄兴已有三个孩子，长子一欧12岁，长女振华8岁，次子一中2岁。
危险悄然逼近，华兴公司密谋在慈禧生日（阴历十月初十）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已经走漏了风声。11月初某一天的黄昏，在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等人的掩护下，黄兴化装出城，后辗转到达日本，这时他被湖南巡抚行文通缉。
父亲这一走就是八年。黄振华后来回忆，母亲隐姓埋名，拖儿带女，四处躲藏，日子过得拮据艰难。黄一欧年龄稍长，有被抓的可能，只好退学，四处躲藏。
一年后，黄一欧流亡到东京，父子得以重逢。1906年冬，在孙中山、章太炎的介绍下，14岁的黄一欧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当时同盟会最小的会员。
随后几年间，黄兴组织策划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在枪林弹雨中，黄兴成为革命军中的一把剑，与孙中山一起被称为“孙黄”。
为了组织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把18岁的儿子黄一欧也召集参战。以日本人身份作掩护，黄一欧把装了四个大行李箱的武器护送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随后，黄兴又派儿子和其他三人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
1911年10月10日，因计划泄密，武昌起义提前爆发。湖北军政府及宋教仁等人急催正在香港筹款的黄兴赴武昌主持大计。黄兴抵达后，军政府派人骑马举着上书“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了一圈，革命军顿时人心大振，黄兴的个人声望可见一斑。
黄兴在汉阳鏖战时，儿子黄一欧在上海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南京前线，黄一欧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8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
多年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发出感慨：“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呼将军。何可多得！”
就在父亲和兄长都忙于革命的时候，黄一中在长沙的家中慢慢长大。他很少见到父亲。在1903年秋至1904年秋，黄一中和父亲有过短暂的相处，那时他不满两岁。他在祖母、母亲和大姐的关爱下，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已无从知晓长辈们如何跟他解释这一切。1912年，黄兴一家在分离八年后，难得地在南京和上海团聚，一家人拍了张全家福。
不断有人提议让黄一欧去谋个官职，黄兴拒绝了，告诫儿子“现在不是当官的时候，要好好读点书”。他甚至连写两封信给继母，劝说她和妻子尽快搬离长沙的住宅，因为“现住之卢宅，今已捐入国民党”，用作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选举，还郑重地说：“此事关系我之信用。”
走不远的从政路
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
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创建了中华革命党，但黄兴对加入该党需“以打手印为信誓”的做法不认同，认为这样做帮会习气太重，不愿参加。因分歧严重，孙中山要求黄兴“静养两年”，并要求黄兴禁止其亲信部下再公开说诸如“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的流言。
1914年7月初，黄兴离开日本，远走美国。两年后，42岁的黄兴病逝于上海。他的灵柩沿江而上，从长江进入湘江，最后被国葬在岳麓山。
黄兴病逝后，长子一欧、次子一中、三子一美、长女振华、幼女德华都为他守灵，四子黄一球还在襁褓之中。两个多月后，五子黄一寰（黄乃）降生，随母亲从上海返回长沙，参加了当局为父亲举行的国葬。黄一美、黄一球为黄兴的第二位夫人徐宗汉所生。
黄兴给五个儿子分别命名：欧、中、美、球、寰，女儿的名字都有一个“华”字。他曾经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
遵从父愿，黄兴的子女都先后在国外学习。黄一欧、黄振华留学美国，黄一中留学日本，黄一美留学法国，黄一球留学德国和美国。父亲去世后，尚未成年的黄德华和黄乃在长沙和祖母、母亲一起生活，黄乃后来留学日本，黄德华则在内战爆发后去了美国。
子女中涉足政坛的虽然不算少，但都因各种原因，他们的从政之路走得不太远。
黄一欧曾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长沙市市长）、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兼特一区主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但他厌倦了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1943年以养病为由离开国民政府，回到湖南老家。程潜主持湘政，他向程潜提出“走不得、打不得、只和得”的九字建议。国民党败离大陆前，先后三次安排黄一欧一家赴台湾，但黄一欧都拒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黄一中在国民政府担任过铁道部参事、内务部统计司司长等职。黄力工告诉记者，建国前夕常说的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这个数字，就是父亲黄一中统计出来的。
黄一球是程潜之婿，留学归国后他没有从政，而是选择了技术工作，在航空部门任机械工程师。1949年去了台湾，1964年在台湾病逝。黄一美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女儿结婚。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黄一美留在了上海，在国民党特务搞的一次暗杀活动中，被误伤，1951年在上海去世。黄振华则去了台湾，续任“立法委员”，1989年回到大陆，三年后在苏州病逝。
在黄兴的子女中，小儿子黄乃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参加了左翼的世界语运动，1937年6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兄长黄一欧专程赶往日本，联络旧友，将他营救出狱。
黄乃晚年回忆：“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思想转变的基础就是在日本奠定的。”虽然他和父亲黄兴未曾谋面，但他们父子俩都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在人生的关口完成了最关键的思想储备。只不过，黄兴接受的是革命、共和、议会制，黄乃则转向了共产主义。
1937年9月，在南京参加“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会”后不久，黄乃决定去延安。那时，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延安是不少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二哥黄一中，为弟弟送行。
然而，黄乃的路途并不顺畅，由于早年读书时右眼受伤，加上长期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和写作，黄乃的眼睛后来完全失明。家庭也几经变故，但他不断摸索，新创了双拼盲文，被称为“盲文之父”。
要文斗，不能武斗
由于父亲和兄长忙于革命，黄一中较早地成了家里的当家人。他担心父亲的安危，在家要照顾祖母、母亲和小妹。抗战爆发后，黄一中把一家老小带到了重庆，并设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先后主持了母亲廖淡如和“广东妈妈”徐宗汉的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一中在上海民政局工作，一家人则生活在苏州。黄力工在苏州出生，念完了小学和中学。
1959年的一天，黄一中从上海返回苏州的家中，他找儿子谈话，聊到了辛亥革命。
那时，黄力工被报考的清华大学拒录，只收到了南京动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让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的黄力工非常诧异。
黄力工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志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但清华没有把绣球抛给他。张家口一所解放军外语学院，也准备招收他，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空军来招收飞行员，体检后剩下7个人，到了南京只剩两人。又经过一轮竞争，只剩黄力工一个，但他还是没被录取。
黄力工不清楚自己未被录取的真实原因，但他打算放弃南京动力学院，再考一年。
那是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年代，而且黄力工出身特殊，不合常规的举动有可能引发一场风波。父亲反对黄力工的决定。
于是，父子之间第一次正式谈到了辛亥革命，谈到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所在地，祖父在那里担任过陆军总长。
在父亲的劝说下，黄力工到了南京就读，没过多久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并援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段名言激励他。父亲还在信里说，“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影响了你的入学。我很抱歉。但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没有错，只不过因为碰到了政治运动。”
黄力工这时候才明白，他之所以没被清华录取，是因为政审没有合格，父亲在单位被打成了右派，但对组织上提出要求，向家里隐瞒了。
母亲曾经受过刺激，这也和政治运动有关。“建国后，搞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我母亲好强，受不了，精神上受过刺激，在上海住院很长时间，后来好了，但还是不能受刺激。”黄力工说。
由于财政紧张，动力学院办不下去了，黄力工读了三年就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一机部，来到北京。没多久，中央领导人提出中央机关搞“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在岗位上做工作，三分之一派下去调研，还有三分之一接受改造和培训。黄力工成为需要接受改造和培训的一员，先是到了太原，不久后又到了江西的一所干校。
劳动改造了两年多。有一天，黄力工突然接到通知，“开会”，开会是个好的待遇。会上，军代表说，“你们以前援助马里和阿尔巴尼亚的项目没做完。”黄力工参加了这个项目，所以开会有他的份。
一番讨论后，由于“祖国的需要”，黄力工等人奉命离开江西，来到上海。这段经历令他感慨：“那时候，没有选择权，人的尊严也没有。说你不行，需要改造，学习，天天思想汇报，却还要让你做技术项目。人，怎么忍受这些事情？”
黄力工回到上海从事技术援助项目时，他年近70岁的“右派”父亲黄一中在上海的农场接受改造。
找到父亲接受改造的地方并不容易，黄力工费了不少周折。到了地点，一个造反派头头挡住了他，“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黄说，“这些事跟你说不着，我要见我父亲。他被判刑了没有？”
造反派头头说：“没有。”黄说：“合法的公民，为什么见不着？”
经过这番交涉，过了二十分钟，两个红卫兵押着父亲走了进来。
看着父亲蹒跚的脚步，黄力工很难过，但他安慰父亲，好好地在这里改造，事情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父亲很快又被带走了。黄力工决定告诫造反派头头，他怕他们胡来，“这是辛亥革命的后人，这是对国家有用的人。”“辛亥革命的时候，我父亲虽然年纪小，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受过苦难。颠沛流离，四处逃亡。你怎么可以对他这样？你一定要听周总理的，认真地执行政策。要文斗，不能武斗。”
黄家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大团聚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10月，湖南各界在长沙纪念黄兴诞辰130周年。在众多来宾中，黄兴的亲属团最为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加拿大等地。第二代多已过世，第三代传承祖训，第四代风华正茂，而第五代初长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黄家祖屋收归政府，分配给7户农民居住。1980年，黄兴故居纪念馆成立，一年后，农户们迁出，祖屋开始进行修复，直到2004年完成第三期修复工程。
与许多革命领袖的故居相比，黄兴的故居显得有些落寞。黄兴手书的“笃实”、“无我”祖训，依然挂在凉塘祖屋的正厅里。这座祖屋几易其主，还见证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迭。
为了纪念黄兴，当地被命名为黄兴镇。黄兴的雕像矗立在黄兴镇的中心位置。
黄家并无后代留住于镇上，自上世纪初黄兴变卖家产投身革命后，黄家人便与家乡的凉塘渐行渐远，回首已有一百余年。而掩盖在他那把战刀上的厚重灰尘，仍没有拭去。
（资料来源：《黄兴年谱》、《黄兴集》、《百年家族：黄兴》、《黄兴传》等。感谢黄兴的后人黄力工、黄伟民、傅建中以及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刘强伦的协助。实习记者曾明瑞对此文亦有贡献。）
北京前门西大街一栋普通居民楼，黄力工老先生的家稍显狭窄，卧室兼会客厅的墙面挂着一幅笔锋俊朗的横联：“爽气秋高”，这是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手迹。
横联是1913年秋天黄兴写给第二个儿子黄一中的。黄力工是黄兴之孙，黄一中之长子。彼时，清政府已经垮台，但黄兴及其战友亲手缔造的民国却处在危险之中，倡导议会民主的宋教仁被刺杀，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在此危难关口，黄兴特向儿子赠送此联，鼓励他保持勇气和正气。那一年，黄一中刚满12岁，黄家又一次搬家，从长沙搬到了上海。
黄兴英年早逝，出生于1940年代的黄力工未曾见过他，只能通过文字、老照片和父亲仅有的讲述来追忆祖父。
有一次经历很特别，当时在外贸公司工作的黄力工接待了几个日本客户。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黄力工。告别前，这些日本人告诉黄力工：“你长得很像中国的革命家黄兴。”
卧室墙角的书柜里，摆放着几本有关黄兴的书籍。黄力工从中取出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外三层，里三层，是一本《黄克强先生上国父述革命计划书》。这本书出版于民国时期，书页泛黄，详细记录了黄兴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谋划和蓝图。
黄兴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随着时间车轮，轰隆隆过去一百多年。但每次翻开此书，依然会勾起黄力工及家人对百年家史的感叹。
散尽家财
多年前，黄力工追随祖父的足迹，东渡日本，到访祖父好友宫崎寅藏的老宅子。宫崎寅藏的后人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指点了黄兴生前住过的房间。当晚，住在这个房间的黄力工，久久难以入睡，他颇有时空交错之感，似乎寻觅到了与祖父的交集。
更多时候，他透过历史书籍试图走近祖父。
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湖南长沙保甲局巷的一处宅院里，20多个穿着新派的年轻人正在聚会。其中一位身材敦实、短发蓄须、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是聚会的中心。他是黄兴，字克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
这一天是1903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是黄兴虚岁30的生日。这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以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彭宅办了两桌酒席。在举杯碰盏的掩护下，一个以推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宣告成立，黄兴被公举为会长。
从成立华兴会到缔造民国，黄兴奋斗了8年，为此变卖家产，散尽家财。
黄兴出生在浏阳河畔，湖南长沙县一处古朴典雅的大庄园里。从1874年出生到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念书，黄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
老宅门前三口水塘并列，屋后是花园，护庄河环绕四周，终年活水流淌。黄兴的父亲早年曾经在此设馆授徒，并担任过地方上的都总，后又到长沙教馆，家境颇宽裕，添置了田产。
黄兴长女黄振华曾经回忆，1897年，家中田地租与邻居种植稻米，一季稻米的收成约700-800石，折合70000-80000斤。
华兴会成立后，需要联络新军、会党，组织起义活动，但没有经费来源。于是，黄兴劝说继母和妻子，卖掉了老家凉塘的“祖遗田产近300石”，最初是卖给了张家，后来张家又转卖给王家。
30虚岁生日到30周岁生日的一年间，黄兴积极谋划在湖南率先发动起义，实现把湖南作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意图。1904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黄兴满30岁生日。这一天，长沙紫东园黄家很热闹，黄兴的三个姐姐来到城里，一家人准备吃团圆饭。那时，黄兴已有三个孩子，长子一欧12岁，长女振华8岁，次子一中2岁。
危险悄然逼近，华兴公司密谋在慈禧生日（阴历十月初十）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已经走漏了风声。11月初某一天的黄昏，在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等人的掩护下，黄兴化装出城，后辗转到达日本，这时他被湖南巡抚行文通缉。
父亲这一走就是八年。黄振华后来回忆，母亲隐姓埋名，拖儿带女，四处躲藏，日子过得拮据艰难。黄一欧年龄稍长，有被抓的可能，只好退学，四处躲藏。
一年后，黄一欧流亡到东京，父子得以重逢。1906年冬，在孙中山、章太炎的介绍下，14岁的黄一欧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当时同盟会最小的会员。
随后几年间，黄兴组织策划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在枪林弹雨中，黄兴成为革命军中的一把剑，与孙中山一起被称为“孙黄”。
为了组织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把18岁的儿子黄一欧也召集参战。以日本人身份作掩护，黄一欧把装了四个大行李箱的武器护送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随后，黄兴又派儿子和其他三人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
1911年10月10日，因计划泄密，武昌起义提前爆发。湖北军政府及宋教仁等人急催正在香港筹款的黄兴赴武昌主持大计。黄兴抵达后，军政府派人骑马举着上书“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了一圈，革命军顿时人心大振，黄兴的个人声望可见一斑。
黄兴在汉阳鏖战时，儿子黄一欧在上海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南京前线，黄一欧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8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
多年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发出感慨：“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呼将军。何可多得！”
就在父亲和兄长都忙于革命的时候，黄一中在长沙的家中慢慢长大。他很少见到父亲。在1903年秋至1904年秋，黄一中和父亲有过短暂的相处，那时他不满两岁。他在祖母、母亲和大姐的关爱下，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已无从知晓长辈们如何跟他解释这一切。1912年，黄兴一家在分离八年后，难得地在南京和上海团聚，一家人拍了张全家福。
不断有人提议让黄一欧去谋个官职，黄兴拒绝了，告诫儿子“现在不是当官的时候，要好好读点书”。他甚至连写两封信给继母，劝说她和妻子尽快搬离长沙的住宅，因为“现住之卢宅，今已捐入国民党”，用作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选举，还郑重地说：“此事关系我之信用。”
走不远的从政路
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
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创建了中华革命党，但黄兴对加入该党需“以打手印为信誓”的做法不认同，认为这样做帮会习气太重，不愿参加。因分歧严重，孙中山要求黄兴“静养两年”，并要求黄兴禁止其亲信部下再公开说诸如“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的流言。
1914年7月初，黄兴离开日本，远走美国。两年后，42岁的黄兴病逝于上海。他的灵柩沿江而上，从长江进入湘江，最后被国葬在岳麓山。
黄兴病逝后，长子一欧、次子一中、三子一美、长女振华、幼女德华都为他守灵，四子黄一球还在襁褓之中。两个多月后，五子黄一寰（黄乃）降生，随母亲从上海返回长沙，参加了当局为父亲举行的国葬。黄一美、黄一球为黄兴的第二位夫人徐宗汉所生。
黄兴给五个儿子分别命名：欧、中、美、球、寰，女儿的名字都有一个“华”字。他曾经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
遵从父愿，黄兴的子女都先后在国外学习。黄一欧、黄振华留学美国，黄一中留学日本，黄一美留学法国，黄一球留学德国和美国。父亲去世后，尚未成年的黄德华和黄乃在长沙和祖母、母亲一起生活，黄乃后来留学日本，黄德华则在内战爆发后去了美国。
子女中涉足政坛的虽然不算少，但都因各种原因，他们的从政之路走得不太远。
黄一欧曾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长沙市市长）、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兼特一区主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但他厌倦了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1943年以养病为由离开国民政府，回到湖南老家。程潜主持湘政，他向程潜提出“走不得、打不得、只和得”的九字建议。国民党败离大陆前，先后三次安排黄一欧一家赴台湾，但黄一欧都拒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黄一中在国民政府担任过铁道部参事、内务部统计司司长等职。黄力工告诉记者，建国前夕常说的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这个数字，就是父亲黄一中统计出来的。
黄一球是程潜之婿，留学归国后他没有从政，而是选择了技术工作，在航空部门任机械工程师。1949年去了台湾，1964年在台湾病逝。黄一美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女儿结婚。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黄一美留在了上海，在国民党特务搞的一次暗杀活动中，被误伤，1951年在上海去世。黄振华则去了台湾，续任“立法委员”，1989年回到大陆，三年后在苏州病逝。
在黄兴的子女中，小儿子黄乃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参加了左翼的世界语运动，1937年6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兄长黄一欧专程赶往日本，联络旧友，将他营救出狱。
黄乃晚年回忆：“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思想转变的基础就是在日本奠定的。”虽然他和父亲黄兴未曾谋面，但他们父子俩都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在人生的关口完成了最关键的思想储备。只不过，黄兴接受的是革命、共和、议会制，黄乃则转向了共产主义。
1937年9月，在南京参加“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会”后不久，黄乃决定去延安。那时，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延安是不少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二哥黄一中，为弟弟送行。
然而，黄乃的路途并不顺畅，由于早年读书时右眼受伤，加上长期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和写作，黄乃的眼睛后来完全失明。家庭也几经变故，但他不断摸索，新创了双拼盲文，被称为“盲文之父”。
要文斗，不能武斗
由于父亲和兄长忙于革命，黄一中较早地成了家里的当家人。他担心父亲的安危，在家要照顾祖母、母亲和小妹。抗战爆发后，黄一中把一家老小带到了重庆，并设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先后主持了母亲廖淡如和“广东妈妈”徐宗汉的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一中在上海民政局工作，一家人则生活在苏州。黄力工在苏州出生，念完了小学和中学。
1959年的一天，黄一中从上海返回苏州的家中，他找儿子谈话，聊到了辛亥革命。
那时，黄力工被报考的清华大学拒录，只收到了南京动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让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的黄力工非常诧异。
黄力工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志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但清华没有把绣球抛给他。张家口一所解放军外语学院，也准备招收他，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空军来招收飞行员，体检后剩下7个人，到了南京只剩两人。又经过一轮竞争，只剩黄力工一个，但他还是没被录取。
黄力工不清楚自己未被录取的真实原因，但他打算放弃南京动力学院，再考一年。
那是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年代，而且黄力工出身特殊，不合常规的举动有可能引发一场风波。父亲反对黄力工的决定。
于是，父子之间第一次正式谈到了辛亥革命，谈到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所在地，祖父在那里担任过陆军总长。
在父亲的劝说下，黄力工到了南京就读，没过多久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并援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段名言激励他。父亲还在信里说，“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影响了你的入学。我很抱歉。但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没有错，只不过因为碰到了政治运动。”
黄力工这时候才明白，他之所以没被清华录取，是因为政审没有合格，父亲在单位被打成了右派，但对组织上提出要求，向家里隐瞒了。
母亲曾经受过刺激，这也和政治运动有关。“建国后，搞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我母亲好强，受不了，精神上受过刺激，在上海住院很长时间，后来好了，但还是不能受刺激。”黄力工说。
由于财政紧张，动力学院办不下去了，黄力工读了三年就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一机部，来到北京。没多久，中央领导人提出中央机关搞“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在岗位上做工作，三分之一派下去调研，还有三分之一接受改造和培训。黄力工成为需要接受改造和培训的一员，先是到了太原，不久后又到了江西的一所干校。
劳动改造了两年多。有一天，黄力工突然接到通知，“开会”，开会是个好的待遇。会上，军代表说，“你们以前援助马里和阿尔巴尼亚的项目没做完。”黄力工参加了这个项目，所以开会有他的份。
一番讨论后，由于“祖国的需要”，黄力工等人奉命离开江西，来到上海。这段经历令他感慨：“那时候，没有选择权，人的尊严也没有。说你不行，需要改造，学习，天天思想汇报，却还要让你做技术项目。人，怎么忍受这些事情？”
黄力工回到上海从事技术援助项目时，他年近70岁的“右派”父亲黄一中在上海的农场接受改造。
找到父亲接受改造的地方并不容易，黄力工费了不少周折。到了地点，一个造反派头头挡住了他，“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黄说，“这些事跟你说不着，我要见我父亲。他被判刑了没有？”
造反派头头说：“没有。”黄说：“合法的公民，为什么见不着？”
经过这番交涉，过了二十分钟，两个红卫兵押着父亲走了进来。
看着父亲蹒跚的脚步，黄力工很难过，但他安慰父亲，好好地在这里改造，事情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父亲很快又被带走了。黄力工决定告诫造反派头头，他怕他们胡来，“这是辛亥革命的后人，这是对国家有用的人。”“辛亥革命的时候，我父亲虽然年纪小，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受过苦难。颠沛流离，四处逃亡。你怎么可以对他这样？你一定要听周总理的，认真地执行政策。要文斗，不能武斗。”
黄家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大团聚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10月，湖南各界在长沙纪念黄兴诞辰130周年。在众多来宾中，黄兴的亲属团最为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加拿大等地。第二代多已过世，第三代传承祖训，第四代风华正茂，而第五代初长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黄家祖屋收归政府，分配给7户农民居住。1980年，黄兴故居纪念馆成立，一年后，农户们迁出，祖屋开始进行修复，直到2004年完成第三期修复工程。
与许多革命领袖的故居相比，黄兴的故居显得有些落寞。黄兴手书的“笃实”、“无我”祖训，依然挂在凉塘祖屋的正厅里。这座祖屋几易其主，还见证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迭。
为了纪念黄兴，当地被命名为黄兴镇。黄兴的雕像矗立在黄兴镇的中心位置。
黄家并无后代留住于镇上，自上世纪初黄兴变卖家产投身革命后，黄家人便与家乡的凉塘渐行渐远，回首已有一百余年。而掩盖在他那把战刀上的厚重灰尘，仍没有拭去。
（资料来源：《黄兴年谱》、《黄兴集》、《百年家族：黄兴》、《黄兴传》等。感谢黄兴的后人黄力工、黄伟民、傅建中以及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刘强伦的协助。实习记者曾明瑞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