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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山东的教育世家，本想长大以后或学水利，或学教育。但按照组织的安排，1956年起我到苏联学习了6年的计算机专业，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由此与中国科技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调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专门研究学科发展和国内外科技管理体制比较。1983年10月至1984年12月，我担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1985年初，调到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国家科委综合局副局长、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等职，直至1988年离开国家科委。由于工作关系，我亲历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很多事情。现就那一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尤其是我参与制订“863”计划的政策框架过程作一简要回顾。
因缘际会，从事中国科技体制研究
我因为在苏联一直学习计算机，1962年回国以后，就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一直从事我国当时最高速度的计算机研制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打成“反革命”。1979年平反后，就想离开计算所。恰好当时电子工业部干部局派一个处长跟我谈话，让我去从事电子科技工业的政策研究。后来我的档案关系调到院部，被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谷羽，也就是胡乔木的夫人知道了了她听说我要走，就让中科院干部局把档案扣下，并跟我谈了三次话。因为我不希望做研究工作，她说，现在国家要改革，你就研究国外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国内这方面的改革，从此我留了下来做研究工作。谷羽之所以对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份特殊纪要的缘故。
1978年11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从美国回来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朱传榘夫妇（朱传榘夫人荣智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实业家荣鸿元的长女），院、所领导派我参加接待工作。会见时，朱传榘向方毅同志谈了一系列对国家发展的建议，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培养有国际经济竞争观念的高级公务员和企业经理人才”等。会谈结束后，我觉得，他的建议对当时解放思想、形成改革的全面构思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按照当时外事要求，参加完中央领导接见外宾的活动回来后，第一要写纪要，第二必须写简报。因此我在研究所写了方毅和朱传榘见面的简报和纪要。在我写的这个纪要中，主要记录了朱传榘提供的两个国家振兴经济的案例：一个是日本振兴的情况，尤其是麦克阿瑟如何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的；另一个是在欧洲，“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帮助德国复兴的。写完之后，通过计算所报给科学院院部。后来我问所领导，中央对纪要有什么反应？回答说，根本就没送。我只好直接给谷羽打电话，汇报这件事，因为她也参加接见了。谷羽就说，你下午给我送过来。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们所长，当时她实际上已经看完了我写的纪要。她说，让小杨子（谷羽对我的称呼）把方毅同志接见朱传榘的资料带着，上我这里来。我一进门，她就说，你的纪要写的非常好，简明扼要，题目清楚，我看完了给乔木看。乔木看了一半，就把纪要带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这就说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急切需要了解国际上发展的一些信息，但没有人提供。就这样，谷羽对我有了进一步认识，就调我到计划局。从1979年7月至1983年9月，我就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远景规划处工作。
苦干四年，全身心研究国外
科技体制改革
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的4年，谷羽同志只让我专心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差距和国内外科技体制管理以及中科院和我国改革有关的问题，实际上是“比较研究”。我一直精心研究了4年，每天凌晨3点睡觉，早上6点多起床，8点到三里河上班。
我的研究办法是：搜集资料和实际调查。我首先趁科学院的各次院所大会的机会访问专家，倾听他们的意见；到有关的单位访问。科学院12个分院遍布在全国，每次开全院会议，我就走访学者。其次是广泛收集国外的情况。在收集国外的情况时，有一个窍门让我发现了：当时最早对外开放的是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直属各学部纷纷派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访问，但是许多考察团出去之后，给领导写出报告就完成任务，对方赠送的资料很多。每年国庆节、春节有两次各部门打扫卫生、清理资料时，各部门保存的资料该销毁的销毁，该上交就入库。每到这时，科学院各学部门口都放着装满准备销毁资料的大麻袋，统一由机要室人员收集在一起，用车子推到焚烧坑里去烧。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技术学部门口，看见麻袋里有许多考察报告及国外资料，里面有一本《美国阿波罗号项目经理管理条例》。我一看，马上意识到是非常好的东西。我就进去问，你们门口的两麻袋是不是都要烧的？他们说是。我说，能不能让我挑完了再烧？他们就让我随便挑。从此以后，各学部、各单位都知道我渴求这些材料，只要他们要烧东西就通知我去挑，我就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挑。把报告收来后，按国别分类，一份一份看，有用的做记号，抄到资料卡上，包括研究这个国家的企业如何开展科研，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是什么关系，大学和企业科研机构是什么关系，等等。分门别类，一套一套地弄出来，自己提炼。后来，我向中科院外事局请求，如果有某个国家的科学家来访问科学院，一定给我留40分钟，我有问题问。外事局很支持我，每次都给我机会。他们觉得我重视这类资料，很高兴，每有新的资料也让我先挑。为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我通读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的科学动态，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专家。
由于我涉猎较广，国家科委有关介绍外国情况的培训也常常让我去讲课，如每年都办的全国科协主席培训班，全国科委主任培训班，各大院、所的院长、所长培训班，讲授科技体制改革也有我的课。又如，关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尽管我当时没有出过国，但也能讲清楚NSF的工作方法我也能讲清楚。因为我把材料整理出来，理解了材料，再请教那些在NSF工作过的美国科学家。
1980年4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正式确定中美两国在工业科学技术管理领域合作举办管理培训项目——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成为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两国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的一个子项目。美方派来以李文翰（后为美方教学团团长）为首的美国商务部学术顾问组，该团成员有加州伯克利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曾任肯尼迪总统商务部部长助理的赫尔顿教授，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迪尔教授（后为美方教务主任），著名的华裔财务金融教授任奇峰等，他们分别负责制订培训计划、聘请美方专家教授并提供教学设备和书籍。我也被科学院派去学习。当时我们班一部分学员听了美国专家讲课后，认为资本主义这一套没有用。后来我们在党内开会，我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签订这个协议，就是要叫我们解放思想，开阔视野，要了解美国的情况。美国毕竟在世界上是强国，它有强的道理。即使退一万步说，要对付美国，你也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课听好，而且开大课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发言，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敢发言，害怕说错话。我们可以采取集体分组准备发言的办法，使课堂活跃起来，每当课堂讨论的时候，先就问题案例分小组讨论，结果效果很好，美国教授因我敢提意见，很关注我。有一次，他听取学员对教学的意见，我就说，你们讲的课太落后，是不是教授太老化，讲不了新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讲些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后来他们就增加了科技发展与技术转让的课程。不打不成交，从此我和这些教授保持了长期交流。
我还建议：“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个合作项目不能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再设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简称“MBA”）班，学员在中国学两三年后，再到美国学一年，两边都发学位证书。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来华访问，作为其访华的成果之一，中美双方签署延长合作协定书，即：培训中心从当年起，大连工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1986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合作举办的第一个MBA班39名学员，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被授予美国学位。期间，有一期的一个学员赴美滞留未归，曾在国内引起舆论轰动，此时我已任国家科委科干局局长，便以“不回，让他多学点东西也无妨”为由，平息了当时要取消该项目的动议。
水到渠成，“863”计划应运而生
实际上，“863”计划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其主要思想也不是一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讨论基础上完成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1985年3月，有关专家又一次集中，就如何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策略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发展高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国家的财力有限，于是到底发展不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专家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可以不予理会；而大部分人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高技术，中国对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不有所作为，将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到21世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由于专家意见有分歧，发展高技术的设想在具体行动上没能真正落实。
1983年，我在担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后，曾经参与进去，因为要搞科技体制改革，就得了解学科发展，了解国际上的科学和技术的动向。我是学计算机的，电子行业这一套比较熟，但是其他专业我并不熟悉，为了解各专业技术的前沿，我又系统地阅读了一批资料，初步了解了技术前沿能力的国际分布状况。现在我手头上还保留着一批关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调研资料，包括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调研过程的资料，包括1983年底至1984年到各行业、各省市调研获得的相关材料，以及在调研基础上产生的改革思路框架和主要策略。
1983年，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质，既是军备发展计划，又是高技术发展计划。它的出台，预示着一个全球性的高科技时代即将到来。“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世界各国纷纷作出反应，西欧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制定了“今后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一时间，国际国内形势逼人。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向邓小平同志递交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写了一封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看完科学家们的信和《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后，于1986年3月5日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的批示引起中央领导层和专业职能部门的重视。1986年3月8日，国务院召集很多科学家，对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充分讨论。会议认为，这封信与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完全合拍，它对中国目前高技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但会议也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不能单指国防，还应包括民用，“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为使这一计划更加切实可行，把风险降到最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200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计划进行反复研讨和论证。后来又经过三轮极其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并确定了“863”计划的总体目标：积极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动向，有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实现高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为21世纪国家发展储备后劲。
当时我担任国家科委综合局副局长，主要负责起草“863”计划的政策框架（包括实施该计划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措施），供大家讨论补充。1986年5月25日，我先向讨论小组提出了“863”计划中的政策措施。
我在讨论稿中首先分析了当时高技术发展的特点：一是综合性强：学科（知识）密集（多学科）；技术（支持）密集（多专业）；资金（投资）密集（强度大）；基础机构密集（配套）。因此要求组织协调有力、高度集中。二是变化快，风险大：不定因素多，探索性强，人员、知识、技术老化快，要求不断创新、更新。搞得好带动变革，搞不好造成大浪费，贻误时机，拉大差距。因此要求有好的战略、策略，高适应能力、高应变能力，以承受风险，取得效益。三是竞争激烈：高技术是形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支柱，是未来产业的技术关键，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世界各国通常的做法来看，“863”计划作为国策应处于优先地位，给予优惠政策。增加投资，记得当时启动资金为100亿元：前沿性的政府投资承担风险，技术开发鼓励企业承担；与此同时，鼓励各种联合协作，如跨国合作、合作研究、联合资助共享成果，特别鼓励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合作；最后是重视成果转移：沟通转移渠道，完善转移环节，提供转移的优惠政策。一般情况下，各国以应用研究为主开拓新技术的工作，在大学设立基地，以充分利用其多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新工艺、新产品、新产业为目标的工作，则以大企业或大企业的联合为主要形式，以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缩短转移周期，东西方国家皆然。为此，我在讨论稿中，把“863”计划的性质拟为：从经济、国防需要提出的高技术任务，要求计划面向21世纪的支柱产业，在20世纪作必要的储备（知识、技术、人才），并形成一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因此，在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安排上和组织管理上，必须同整个科技计划的交叉协调，避免重复分散，另搞一套；必须同经济计划、国防计划衔接配套，避免造成脱节，“干一个扔一个”；要兼顾体制改革的方向，不要走老路、错路。
我提出，在实施“863”计划的时候必须对以下问题加以充分考虑：
对达到“一定能力”的理解。一是跟踪能力，逐步实现，并曾提出，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而不能分散力量打“消耗战”。能够吸收当时国际先进科技成就，大大缩短差距，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消化吸收；二是开拓能力，创新、特色、突破、迎头赶上，有自己的一支队伍，一批基地。
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是：我国具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集中优势，配套协调，可以少花钱多办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一定的科研能力，有一支好的科技人员队伍。在国际上，由于我们实施开放政策，能够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少走弯路。
“863”计划的“蓝图”，是要以有限的财力、人力，实现有限目标，在一些重要领域建立起适合高技术发展（脱颖而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即基础结构。一是一批前沿生长点和技术开发基地（设点布网）；二是人才成长与培训系统；三是软、硬（件）支持系统（情报、技术、手段、制造、学术、市场等）；四是管理方式与制度，集中与灵活，摆脱现行体制弊端，进行试验示范（铺轨开路）；五是稳定发展的政策，积少成多，通过储备形成积累的优势。
另外，还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高技术特区”政策。一是在现有的体制下的唯一对策；二是特事特办的特殊政策；三是可先行改革实验，以推动、促进体制改革。
至于实施“863”计划的具体政策、措施，必须处处体现高度集中的权威与控制以确保目标实现；体现高度灵活的组织与制度以抵御风险。当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组织措施。一是要建立“863”领导小组，中央授权其全权实施“863”计划，对有关重大问题及时决断和协调，以摆脱现行体制的限制；二是要按项目聘请首席科学家，主持专家委员会，就实施中的科技问题对领导小组提出咨询意见，对业务活动起指导作用，并定期进行评议。首席科学家及专家委员会实行任期制和聘任制，不脱离原工作岗位，不设专门建制；三是各主题项目设专家组，推选或由主管部门聘任一名项目负责人主持专家组的活动，负责项目的业务实施和有关学术交流；四是人才队伍要少而精，采用聘用和流动两种人员结构，用不断更新的办法，保持创新能力；五是组织形式，采用多种模式，鼓励、优先支持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联合，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单位，进行柔性研究与开发组织的实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六是承担“863”计划任务的研究与开发单位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实行责任科学家制和合作人员聘任制，责任科学家有权根据计划规定的目标和本领域发展的情况，对工作内容、人员和经费进行调整。同时由项目的专家组、项目负责人对责任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监督、考核、评议。
2．保证计划实施的经费与条件。20世纪按100亿安排；经费、条件按任务配套，可以接转机动使用，并提供现代化水平的装备；采用滚动式计划办法，定期对计划内的项目进行评议、审查、调整；实行项目指标制，凡联合承担项目的，应优先支持；为参与“863”计划的科学家、工程师提供必要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日常的计划执行与控制（行政性工作），不另设办事机构，分别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承担。
3．积极执行开放政策，不误时机地、有计划地做好引进（包括）人才、派遣、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可以派专家长期到国外研究机构工作，以保持对前沿水平的跟踪；学术活动有充分的灵活性，可根据需要随时派专家参加有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些方面，应不受现行审批手续的限制，为此须拨出专门的外汇。
4．建立“863”计划情报网，统一计划协调，编辑内部系统参阅资料。
5．设立“功勋科学家”、“功勋工程师”称号，建立“火炬计划奖金”，以奖励作出突破性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不专设，而是从“863”计划实施开始起步）。
1986年6月19日，我拟出实施“863”计划的体制措施概要：
作为一项战略性计划，“863”计划直接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领导，宋健、丁衡高两位同志具体负责，聘任首席科学家，建立专家委员会，请专家委员会就“863”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进行经常的咨询，同时，对项目的执行定期进行评议和业务指导，确保项目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计划的实施，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和科工委，在统一的计划中优先安排，以保证计划目标分步实现和综合协调，由有关人员组成联合办事班子，挂靠在国家计委。
各技术领域的项目确定后，通过招标打破部门界限，把任务落实到确有水平和人才的优势单位，特别要积极扶持一些多学科交叉跨部门联合的新型研究与开发机构，使这样的机构能够摆脱现行体制的束缚，通过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把水平搞上去，做到有所突破，造就人才，成为基地。
在各领域建立专家小组，并按主题项目和研究与开发课题分别任命项目主任和责任科学家，建立明确的责任制，放手使用中青年科技人才，让他们有职有权地担当起开拓未来高技术的重任。
鉴于“863”计划的跟踪性质，需要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具有对外交流与合作、派出与引进等方面的灵活性，要简化外事审批手续，掌握一定的外汇使用权，以便不误时机地根据需要，跟踪国际先进动向，引进关键技术和人才，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各国的最新科技成就。
对那些预见到确能掌握或突破的技术，要及早在计划上配套衔接，及时转移应用和推广，尽快获得应有的效益，缩短周期。
为了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承担国家远期攻关项目，要制订相应的鼓励、奖励办法，使科技人员安心探索和开拓，使主管单位支持他们的攻坚研究。
为了确保“863”计划目标的落实，在制订研究与开发计划的同时，还要制订一系列管理细则和具体政策，使远期计划扎扎实实地分阶段推进，保持不断不散，逐步累积，成长实力，缩短差距。
拟定的“政策框架”经过讨论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一部分。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呈送给邓小平同志后，他当即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由于4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所以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也被称为“863”计划。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批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政策，可见中国政府对这个计划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批准拨款100个亿给“863”计划，以推动这个计划的顺利启动。
比较借鉴，跟踪世界前沿课题
现在回过头去看，“863”计划之所以对我国社会尤其是科技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863”计划中的很多思想都不是凭空想出来，而是在结合本国的情况和国际的情况基础上形成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下有共性的东西，那就是都要讲效果、效率。共性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学他们的管理，学他们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学习的时候，在IBM公司当过营销副总裁的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迪尔教授，曾详细给我介绍IBM公司的一种管理模式：该公司内有个“IBM”小组，大概有六七个科学家，其中有的还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IBM公司给这个小组的人什么特权呢？其中一项，就是世界上任何与计算机发展有关的国际会议，这些科学家随时都可以参加，所有经费实报实销。所以制订“863”计划相关措施时，就用了他这个办法。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家能够不用办出国手续和换外币，而是说他要有一个方便的渠道，随时出去，随时参与讨论，回来就能够变成他们的研究动力，而且带回的都是当时国际上先进经验的综合。一旦需要这些科学家的时候就能用上。
而建立国家实验室的概念，就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概念想到的。美国对行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采取的是“吃小亏赚大便宜”的办法，不是浪费的办法。在某方面有专长的某个大学的系里，建立工业技术中心。平时由这个学校负责管理这个国家实验室，但是所有国家投资的设备不属于这个学校，是公用的，以后可以转到其他单位。另外，这个实验室如果是转移技术成果性质的，例如发动机，可能汽车也用，飞机也用，造船也用，就要求各个需要这门技术的大公司投资到实验室，最后无偿转让技术。各公司的人员也可以到实验室去研究。制订“863”计划的时候，就是仿照美国工业技术中心的办法。我国工业部门的研究院、研究所已经老化，人员臃肿，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社会保险、安置，等等。又没有好的办法把它们分解掉，只好先易后难。我们就在某个有专长的院所内建立一个点，叫“国家实验室”，使其拔高水平，提高效率。再分别从各个同一行业的院所分别抽调一些人来这个实验室参与工作。由于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懂这个行业的技术，知道全国有哪些技术人才可以用，分别让各地的技术人员在这里作短时间的研究，因此人员也就是流动的：你研究完了走人，他再来研究。行业共享，无偿享受，国家给你投资，该出国就出国，该引进技术就引进。后来外专局管这些技术和人才引进，甚至可以请外国专家。当时的政策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少而精的实验室，就能发挥出最高的效率，能够扩散到各个行业的企业，达到国家投资的目的。
其次，“863”计划就是跟踪前沿，其主导是跟踪式的，就是事先准备了人才队伍接受别国的成果。准备了力量，就不会落后太多。对特别长远的项目，不要跟在后面死拼，而是少而精地跟踪。例如中科院安徽分院的托克马克项目，就由全面开展的项目，改为跟踪式项目，让科学家到国外访问，长期在人家的实验室工作。这个思想是哪里来的？是去匈牙利参观时得到的启发，当时他们介绍说匈牙利小，没有能力各学科都自己发展。所以，只发展近期对匈牙利经济有用的东西，着重投资这些。而长远一点的技术发展，匈牙利都是派这方面有造诣、权威专家到世界各国的大实验室去参加合作研究，当匈牙利有需要又有钱时，就把他们召回来。我觉得这个办法好，所以在设计“863”计划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加进了这种模式。为此，关于托克马克项目，当时就建议派相关方面的专家在别国工作。
最后，我认为，当时参与“863”计划的科学家，包括中央领导人乃至从事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人员，的确相信我们自己国家能行，只要用对了人，我们是能行的。比如，我在苏联实习的时候，曾经到苏联一个核物理研究所实习，该所位于离莫斯科50公里的山里，有苏联和14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在里面共同研究核问题，我在那里负责把高能加速器数据处理机上的数据转换到计算机上，那时候我才20多岁，就能“指挥”一批苏联、匈牙利等国四五十岁的工程师工作。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因缘际会，从事中国科技体制研究
我因为在苏联一直学习计算机，1962年回国以后，就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一直从事我国当时最高速度的计算机研制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打成“反革命”。1979年平反后，就想离开计算所。恰好当时电子工业部干部局派一个处长跟我谈话，让我去从事电子科技工业的政策研究。后来我的档案关系调到院部，被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谷羽，也就是胡乔木的夫人知道了了她听说我要走，就让中科院干部局把档案扣下，并跟我谈了三次话。因为我不希望做研究工作，她说，现在国家要改革，你就研究国外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国内这方面的改革，从此我留了下来做研究工作。谷羽之所以对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份特殊纪要的缘故。
1978年11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从美国回来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朱传榘夫妇（朱传榘夫人荣智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实业家荣鸿元的长女），院、所领导派我参加接待工作。会见时，朱传榘向方毅同志谈了一系列对国家发展的建议，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培养有国际经济竞争观念的高级公务员和企业经理人才”等。会谈结束后，我觉得，他的建议对当时解放思想、形成改革的全面构思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按照当时外事要求，参加完中央领导接见外宾的活动回来后，第一要写纪要，第二必须写简报。因此我在研究所写了方毅和朱传榘见面的简报和纪要。在我写的这个纪要中，主要记录了朱传榘提供的两个国家振兴经济的案例：一个是日本振兴的情况，尤其是麦克阿瑟如何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的；另一个是在欧洲，“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帮助德国复兴的。写完之后，通过计算所报给科学院院部。后来我问所领导，中央对纪要有什么反应？回答说，根本就没送。我只好直接给谷羽打电话，汇报这件事，因为她也参加接见了。谷羽就说，你下午给我送过来。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们所长，当时她实际上已经看完了我写的纪要。她说，让小杨子（谷羽对我的称呼）把方毅同志接见朱传榘的资料带着，上我这里来。我一进门，她就说，你的纪要写的非常好，简明扼要，题目清楚，我看完了给乔木看。乔木看了一半，就把纪要带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这就说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急切需要了解国际上发展的一些信息，但没有人提供。就这样，谷羽对我有了进一步认识，就调我到计划局。从1979年7月至1983年9月，我就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远景规划处工作。
苦干四年，全身心研究国外
科技体制改革
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的4年，谷羽同志只让我专心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差距和国内外科技体制管理以及中科院和我国改革有关的问题，实际上是“比较研究”。我一直精心研究了4年，每天凌晨3点睡觉，早上6点多起床，8点到三里河上班。
我的研究办法是：搜集资料和实际调查。我首先趁科学院的各次院所大会的机会访问专家，倾听他们的意见；到有关的单位访问。科学院12个分院遍布在全国，每次开全院会议，我就走访学者。其次是广泛收集国外的情况。在收集国外的情况时，有一个窍门让我发现了：当时最早对外开放的是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直属各学部纷纷派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访问，但是许多考察团出去之后，给领导写出报告就完成任务，对方赠送的资料很多。每年国庆节、春节有两次各部门打扫卫生、清理资料时，各部门保存的资料该销毁的销毁，该上交就入库。每到这时，科学院各学部门口都放着装满准备销毁资料的大麻袋，统一由机要室人员收集在一起，用车子推到焚烧坑里去烧。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技术学部门口，看见麻袋里有许多考察报告及国外资料，里面有一本《美国阿波罗号项目经理管理条例》。我一看，马上意识到是非常好的东西。我就进去问，你们门口的两麻袋是不是都要烧的？他们说是。我说，能不能让我挑完了再烧？他们就让我随便挑。从此以后，各学部、各单位都知道我渴求这些材料，只要他们要烧东西就通知我去挑，我就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挑。把报告收来后，按国别分类，一份一份看，有用的做记号，抄到资料卡上，包括研究这个国家的企业如何开展科研，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是什么关系，大学和企业科研机构是什么关系，等等。分门别类，一套一套地弄出来，自己提炼。后来，我向中科院外事局请求，如果有某个国家的科学家来访问科学院，一定给我留40分钟，我有问题问。外事局很支持我，每次都给我机会。他们觉得我重视这类资料，很高兴，每有新的资料也让我先挑。为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我通读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的科学动态，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专家。
由于我涉猎较广，国家科委有关介绍外国情况的培训也常常让我去讲课，如每年都办的全国科协主席培训班，全国科委主任培训班，各大院、所的院长、所长培训班，讲授科技体制改革也有我的课。又如，关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尽管我当时没有出过国，但也能讲清楚NSF的工作方法我也能讲清楚。因为我把材料整理出来，理解了材料，再请教那些在NSF工作过的美国科学家。
1980年4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正式确定中美两国在工业科学技术管理领域合作举办管理培训项目——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成为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两国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的一个子项目。美方派来以李文翰（后为美方教学团团长）为首的美国商务部学术顾问组，该团成员有加州伯克利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曾任肯尼迪总统商务部部长助理的赫尔顿教授，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迪尔教授（后为美方教务主任），著名的华裔财务金融教授任奇峰等，他们分别负责制订培训计划、聘请美方专家教授并提供教学设备和书籍。我也被科学院派去学习。当时我们班一部分学员听了美国专家讲课后，认为资本主义这一套没有用。后来我们在党内开会，我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签订这个协议，就是要叫我们解放思想，开阔视野，要了解美国的情况。美国毕竟在世界上是强国，它有强的道理。即使退一万步说，要对付美国，你也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课听好，而且开大课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发言，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敢发言，害怕说错话。我们可以采取集体分组准备发言的办法，使课堂活跃起来，每当课堂讨论的时候，先就问题案例分小组讨论，结果效果很好，美国教授因我敢提意见，很关注我。有一次，他听取学员对教学的意见，我就说，你们讲的课太落后，是不是教授太老化，讲不了新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讲些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后来他们就增加了科技发展与技术转让的课程。不打不成交，从此我和这些教授保持了长期交流。
我还建议：“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个合作项目不能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再设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简称“MBA”）班，学员在中国学两三年后，再到美国学一年，两边都发学位证书。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来华访问，作为其访华的成果之一，中美双方签署延长合作协定书，即：培训中心从当年起，大连工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1986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合作举办的第一个MBA班39名学员，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被授予美国学位。期间，有一期的一个学员赴美滞留未归，曾在国内引起舆论轰动，此时我已任国家科委科干局局长，便以“不回，让他多学点东西也无妨”为由，平息了当时要取消该项目的动议。
水到渠成，“863”计划应运而生
实际上，“863”计划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其主要思想也不是一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讨论基础上完成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1985年3月，有关专家又一次集中，就如何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策略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发展高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国家的财力有限，于是到底发展不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专家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可以不予理会；而大部分人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高技术，中国对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不有所作为，将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到21世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由于专家意见有分歧，发展高技术的设想在具体行动上没能真正落实。
1983年，我在担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后，曾经参与进去，因为要搞科技体制改革，就得了解学科发展，了解国际上的科学和技术的动向。我是学计算机的，电子行业这一套比较熟，但是其他专业我并不熟悉，为了解各专业技术的前沿，我又系统地阅读了一批资料，初步了解了技术前沿能力的国际分布状况。现在我手头上还保留着一批关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调研资料，包括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调研过程的资料，包括1983年底至1984年到各行业、各省市调研获得的相关材料，以及在调研基础上产生的改革思路框架和主要策略。
1983年，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质，既是军备发展计划，又是高技术发展计划。它的出台，预示着一个全球性的高科技时代即将到来。“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世界各国纷纷作出反应，西欧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制定了“今后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一时间，国际国内形势逼人。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向邓小平同志递交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写了一封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看完科学家们的信和《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后，于1986年3月5日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的批示引起中央领导层和专业职能部门的重视。1986年3月8日，国务院召集很多科学家，对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充分讨论。会议认为，这封信与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完全合拍，它对中国目前高技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但会议也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不能单指国防，还应包括民用，“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为使这一计划更加切实可行，把风险降到最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200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计划进行反复研讨和论证。后来又经过三轮极其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并确定了“863”计划的总体目标：积极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动向，有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实现高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为21世纪国家发展储备后劲。
当时我担任国家科委综合局副局长，主要负责起草“863”计划的政策框架（包括实施该计划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措施），供大家讨论补充。1986年5月25日，我先向讨论小组提出了“863”计划中的政策措施。
我在讨论稿中首先分析了当时高技术发展的特点：一是综合性强：学科（知识）密集（多学科）；技术（支持）密集（多专业）；资金（投资）密集（强度大）；基础机构密集（配套）。因此要求组织协调有力、高度集中。二是变化快，风险大：不定因素多，探索性强，人员、知识、技术老化快，要求不断创新、更新。搞得好带动变革，搞不好造成大浪费，贻误时机，拉大差距。因此要求有好的战略、策略，高适应能力、高应变能力，以承受风险，取得效益。三是竞争激烈：高技术是形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支柱，是未来产业的技术关键，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世界各国通常的做法来看，“863”计划作为国策应处于优先地位，给予优惠政策。增加投资，记得当时启动资金为100亿元：前沿性的政府投资承担风险，技术开发鼓励企业承担；与此同时，鼓励各种联合协作，如跨国合作、合作研究、联合资助共享成果，特别鼓励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合作；最后是重视成果转移：沟通转移渠道，完善转移环节，提供转移的优惠政策。一般情况下，各国以应用研究为主开拓新技术的工作，在大学设立基地，以充分利用其多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新工艺、新产品、新产业为目标的工作，则以大企业或大企业的联合为主要形式，以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缩短转移周期，东西方国家皆然。为此，我在讨论稿中，把“863”计划的性质拟为：从经济、国防需要提出的高技术任务，要求计划面向21世纪的支柱产业，在20世纪作必要的储备（知识、技术、人才），并形成一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因此，在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安排上和组织管理上，必须同整个科技计划的交叉协调，避免重复分散，另搞一套；必须同经济计划、国防计划衔接配套，避免造成脱节，“干一个扔一个”；要兼顾体制改革的方向，不要走老路、错路。
我提出，在实施“863”计划的时候必须对以下问题加以充分考虑：
对达到“一定能力”的理解。一是跟踪能力，逐步实现，并曾提出，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而不能分散力量打“消耗战”。能够吸收当时国际先进科技成就，大大缩短差距，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消化吸收；二是开拓能力，创新、特色、突破、迎头赶上，有自己的一支队伍，一批基地。
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是：我国具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集中优势，配套协调，可以少花钱多办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一定的科研能力，有一支好的科技人员队伍。在国际上，由于我们实施开放政策，能够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少走弯路。
“863”计划的“蓝图”，是要以有限的财力、人力，实现有限目标，在一些重要领域建立起适合高技术发展（脱颖而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即基础结构。一是一批前沿生长点和技术开发基地（设点布网）；二是人才成长与培训系统；三是软、硬（件）支持系统（情报、技术、手段、制造、学术、市场等）；四是管理方式与制度，集中与灵活，摆脱现行体制弊端，进行试验示范（铺轨开路）；五是稳定发展的政策，积少成多，通过储备形成积累的优势。
另外，还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高技术特区”政策。一是在现有的体制下的唯一对策；二是特事特办的特殊政策；三是可先行改革实验，以推动、促进体制改革。
至于实施“863”计划的具体政策、措施，必须处处体现高度集中的权威与控制以确保目标实现；体现高度灵活的组织与制度以抵御风险。当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组织措施。一是要建立“863”领导小组，中央授权其全权实施“863”计划，对有关重大问题及时决断和协调，以摆脱现行体制的限制；二是要按项目聘请首席科学家，主持专家委员会，就实施中的科技问题对领导小组提出咨询意见，对业务活动起指导作用，并定期进行评议。首席科学家及专家委员会实行任期制和聘任制，不脱离原工作岗位，不设专门建制；三是各主题项目设专家组，推选或由主管部门聘任一名项目负责人主持专家组的活动，负责项目的业务实施和有关学术交流；四是人才队伍要少而精，采用聘用和流动两种人员结构，用不断更新的办法，保持创新能力；五是组织形式，采用多种模式，鼓励、优先支持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联合，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单位，进行柔性研究与开发组织的实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六是承担“863”计划任务的研究与开发单位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实行责任科学家制和合作人员聘任制，责任科学家有权根据计划规定的目标和本领域发展的情况，对工作内容、人员和经费进行调整。同时由项目的专家组、项目负责人对责任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监督、考核、评议。
2．保证计划实施的经费与条件。20世纪按100亿安排；经费、条件按任务配套，可以接转机动使用，并提供现代化水平的装备；采用滚动式计划办法，定期对计划内的项目进行评议、审查、调整；实行项目指标制，凡联合承担项目的，应优先支持；为参与“863”计划的科学家、工程师提供必要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日常的计划执行与控制（行政性工作），不另设办事机构，分别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承担。
3．积极执行开放政策，不误时机地、有计划地做好引进（包括）人才、派遣、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可以派专家长期到国外研究机构工作，以保持对前沿水平的跟踪；学术活动有充分的灵活性，可根据需要随时派专家参加有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些方面，应不受现行审批手续的限制，为此须拨出专门的外汇。
4．建立“863”计划情报网，统一计划协调，编辑内部系统参阅资料。
5．设立“功勋科学家”、“功勋工程师”称号，建立“火炬计划奖金”，以奖励作出突破性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不专设，而是从“863”计划实施开始起步）。
1986年6月19日，我拟出实施“863”计划的体制措施概要：
作为一项战略性计划，“863”计划直接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领导，宋健、丁衡高两位同志具体负责，聘任首席科学家，建立专家委员会，请专家委员会就“863”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进行经常的咨询，同时，对项目的执行定期进行评议和业务指导，确保项目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计划的实施，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和科工委，在统一的计划中优先安排，以保证计划目标分步实现和综合协调，由有关人员组成联合办事班子，挂靠在国家计委。
各技术领域的项目确定后，通过招标打破部门界限，把任务落实到确有水平和人才的优势单位，特别要积极扶持一些多学科交叉跨部门联合的新型研究与开发机构，使这样的机构能够摆脱现行体制的束缚，通过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把水平搞上去，做到有所突破，造就人才，成为基地。
在各领域建立专家小组，并按主题项目和研究与开发课题分别任命项目主任和责任科学家，建立明确的责任制，放手使用中青年科技人才，让他们有职有权地担当起开拓未来高技术的重任。
鉴于“863”计划的跟踪性质，需要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具有对外交流与合作、派出与引进等方面的灵活性，要简化外事审批手续，掌握一定的外汇使用权，以便不误时机地根据需要，跟踪国际先进动向，引进关键技术和人才，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各国的最新科技成就。
对那些预见到确能掌握或突破的技术，要及早在计划上配套衔接，及时转移应用和推广，尽快获得应有的效益，缩短周期。
为了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承担国家远期攻关项目，要制订相应的鼓励、奖励办法，使科技人员安心探索和开拓，使主管单位支持他们的攻坚研究。
为了确保“863”计划目标的落实，在制订研究与开发计划的同时，还要制订一系列管理细则和具体政策，使远期计划扎扎实实地分阶段推进，保持不断不散，逐步累积，成长实力，缩短差距。
拟定的“政策框架”经过讨论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一部分。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呈送给邓小平同志后，他当即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由于4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所以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也被称为“863”计划。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批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政策，可见中国政府对这个计划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批准拨款100个亿给“863”计划，以推动这个计划的顺利启动。
比较借鉴，跟踪世界前沿课题
现在回过头去看，“863”计划之所以对我国社会尤其是科技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863”计划中的很多思想都不是凭空想出来，而是在结合本国的情况和国际的情况基础上形成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下有共性的东西，那就是都要讲效果、效率。共性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学他们的管理，学他们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中国工业科技高级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学习的时候，在IBM公司当过营销副总裁的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迪尔教授，曾详细给我介绍IBM公司的一种管理模式：该公司内有个“IBM”小组，大概有六七个科学家，其中有的还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IBM公司给这个小组的人什么特权呢？其中一项，就是世界上任何与计算机发展有关的国际会议，这些科学家随时都可以参加，所有经费实报实销。所以制订“863”计划相关措施时，就用了他这个办法。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家能够不用办出国手续和换外币，而是说他要有一个方便的渠道，随时出去，随时参与讨论，回来就能够变成他们的研究动力，而且带回的都是当时国际上先进经验的综合。一旦需要这些科学家的时候就能用上。
而建立国家实验室的概念，就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概念想到的。美国对行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采取的是“吃小亏赚大便宜”的办法，不是浪费的办法。在某方面有专长的某个大学的系里，建立工业技术中心。平时由这个学校负责管理这个国家实验室，但是所有国家投资的设备不属于这个学校，是公用的，以后可以转到其他单位。另外，这个实验室如果是转移技术成果性质的，例如发动机，可能汽车也用，飞机也用，造船也用，就要求各个需要这门技术的大公司投资到实验室，最后无偿转让技术。各公司的人员也可以到实验室去研究。制订“863”计划的时候，就是仿照美国工业技术中心的办法。我国工业部门的研究院、研究所已经老化，人员臃肿，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社会保险、安置，等等。又没有好的办法把它们分解掉，只好先易后难。我们就在某个有专长的院所内建立一个点，叫“国家实验室”，使其拔高水平，提高效率。再分别从各个同一行业的院所分别抽调一些人来这个实验室参与工作。由于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懂这个行业的技术，知道全国有哪些技术人才可以用，分别让各地的技术人员在这里作短时间的研究，因此人员也就是流动的：你研究完了走人，他再来研究。行业共享，无偿享受，国家给你投资，该出国就出国，该引进技术就引进。后来外专局管这些技术和人才引进，甚至可以请外国专家。当时的政策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少而精的实验室，就能发挥出最高的效率，能够扩散到各个行业的企业，达到国家投资的目的。
其次，“863”计划就是跟踪前沿，其主导是跟踪式的，就是事先准备了人才队伍接受别国的成果。准备了力量，就不会落后太多。对特别长远的项目，不要跟在后面死拼，而是少而精地跟踪。例如中科院安徽分院的托克马克项目，就由全面开展的项目，改为跟踪式项目，让科学家到国外访问，长期在人家的实验室工作。这个思想是哪里来的？是去匈牙利参观时得到的启发，当时他们介绍说匈牙利小，没有能力各学科都自己发展。所以，只发展近期对匈牙利经济有用的东西，着重投资这些。而长远一点的技术发展，匈牙利都是派这方面有造诣、权威专家到世界各国的大实验室去参加合作研究，当匈牙利有需要又有钱时，就把他们召回来。我觉得这个办法好，所以在设计“863”计划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加进了这种模式。为此，关于托克马克项目，当时就建议派相关方面的专家在别国工作。
最后，我认为，当时参与“863”计划的科学家，包括中央领导人乃至从事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人员，的确相信我们自己国家能行，只要用对了人，我们是能行的。比如，我在苏联实习的时候，曾经到苏联一个核物理研究所实习，该所位于离莫斯科50公里的山里，有苏联和14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在里面共同研究核问题，我在那里负责把高能加速器数据处理机上的数据转换到计算机上，那时候我才20多岁，就能“指挥”一批苏联、匈牙利等国四五十岁的工程师工作。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