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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赋史上，有很多题图赋，其中围绕《流民图》写作的《流民图赋》与围绕《耕织图》写作的《耕织图赋》，堪称一对创作实践，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复写“经义”，展示历代王朝重农固本的思想，同时也呈现出赋家“美”（颂）、“刺”（讽）两端的整体意义。
题图赋的对象是图画，考查《流民图》与《耕织图》的绘制，均成于两宋时期。《流民图》系宋神宗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所绘，这其中还包括了一幅画打败一位宰相的传说。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于是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并奏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两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相。于是人谓郑侠为旧党唆使，其《流民图》也成了党争的工具。这里有两点可加以说明：其一，图像的直观性对视觉的冲击力远大于文字，两太后流泪与神宗因疑而罢王安石相位，当与该图的画面展示的流民凄惨形象及境遇相关。其二，天灾大旱是事实，画面之流民的流离失所“困苦之状”自然是写实，所以后世续绘此图以及题图歌咏者却鲜有拘于“党争”之说，而均体现于哀惜民生的主题。
存世较早的《耕织图》是南宋高宗朝临安府于潜县令楼所编制的图集，共45幅图画（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均配以其自撰的五言八句诗以述其义。有关楼编制《耕织图》的最初文献，当为其侄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中兴后，伯父为于潜令，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赐对之日，遂以进呈，玉音嘉奖。”明人王增祐的《耕织图记》认为此图“使居上者观之，则知稼穑之艰难，必思节用，而不殚其财，时使而不夺其力，清俭寡欲之心油然而生，富贵奢靡之念可以因之而惩创矣！在下者观之，则知农桑为衣食之本，可以裕于身而足于家，必思尽力于所事而不辞其劳，去其放辟邪侈之为而安于仰事俯育之乐矣”。又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仁宗宝元初，尝图耕织于延春阁”，可知在楼之前已有《耕织图》的绘制，而此图谏上与劝下的双重功用，正切合于赋家以“赋”继“诗”的颂上德与抒下情的美刺观。
赋体创作，彰显“图物品貌”（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观清人四篇《流民图赋》，皆以画面的形象为主构，以表达对流离之民的同情与以农为本之耕织文明的赞美。试观盛徵玙《啸雨草堂集》卷七所载的《郑侠绘流民图赋》，该赋开篇介绍历史本事与写作情氛，即“有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者，届秩满入京，指洛阳而就道。周览郊衢，遍寻村堡。野馆春残，荒原秋老。日黯黯而云愁，风萧萧而叶槁。……爰寓目而生悲，辄忧心之如捣”;继而描述画面中的图像：
其绘之为图也：或曳菅鞋，或拥絮被，或操竹箪，或携土篑;或剥其肤，或灭其鼻，或跛其足，或挛其臂;或半途而弟妹重逢，或分道而妻孥竟弃;或涉水而沾濡，或登山而颠坠。前有伏莽之兵戎，后有食人之魑魅。
赋中排列的十二个“或”字，又分人物穿戴操携、形体残态、亲人遇合与艰困行径四层面，平面再现画中“流民”的人像与事象，然其表情动作，艰难困苦，更能“曲尽形容”，既是画面的生动描摹，也是赋家的笔力所致。有此描摹，方有继后对画者及画作的评价：
其纸笔方拈，丹青是托。洒泪点兮斑斓，和墨痕而错落。椎髻蓬头之状，描摹曲尽形容;风沙霾曀之天，点染别成邱壑。独运精心以构象，毫端自具神通;直凭只手以回天，腕力何虞薄弱！
正因其“椎髻蓬头之状，描摹曲尽形容”，才能达到“独运精心以构象，毫端自具神通”的境界。赋家对图画的赞美，是基于对“流民”的同情与“失时”的讽喻，完全离开了《宋史》所载郑侠呈图的狭隘意图，以及其所谓“党争”的实际功用，而回馈给读者的只是哀惜民生之多艰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流民图赋》是以“刺”世为主以彰显民本思想，那么《耕织图赋》的民本观则以“颂”德为立意而呈现。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收录清人《耕织图赋》15篇賦，15位作者分别是黄达、顾堃、吴廷燮、陈沆、蔡家轩、陆桂林、吴大昌、李文安、黄士瀛、姚济雯、赵新、毕子卿、邓方、严炯、袁杰。另有李恩绶《楼上耕织图赋》一篇叙述宋人楼上《耕织图》本事。李赋为律体，以“玉音嘉奖，宣示内宫”为韵，指明楼上图本事，故于序中先述图画之兴，再写上图原由：“唐内殿无逸图，玄宗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之所由分;宋内阁耕织图，哲宗亦易以山水，宝元、元符勤怠所由判。……以高宗中兴之初，念农夫蚕妇之所苦，制为二图，并系以五言诗……南渡之君臣，如勤求民瘼，岂有沉溺湖山，储藏翰墨，而蹈道君之覆辙乎？”楼以唐代“天宝”、北宋之“元符”及“靖康之耻”为教训而上图，李恩绶复以南宋君臣“沉溺湖山”为教训而作赋，书写兴亡的主旨非常明显。于是在赋中再三致意：
斯时值宋之南渡也，高宗方将求民瘼，矢德音。以性情为耕耨，以仁义为织纴。……其图乎耕事也，桑鸠载听，秧马频牵。戴笠荷蓑而不息，涂足沾体而堪怜。浸种年年春雨棠榆之社，入仓处处秋风之天。……然则有斯一图，既治乱之机寓其中，亦观省之法存乎内也。
授时种作，勤耕趣味，既在画师一图之间，又在自然陇亩之际。读清人围绕《耕织图》而创制的十余篇《耕织图赋》，除黄达一篇为古赋，余皆律赋，观其“官韵”用字，可知大义，如吴廷燮赋之“耕织是务画图传之”、陈沆赋之“先知稼穑之艰难”、黄士瀛赋之“敦俗劝农桑”、严炯赋之“于潜作令耕织绩图”、袁杰赋之“衣食本原民生至计”等，无不明本事，阐义理，以赞述耕织稼穑之要务。
虽然清以前也有类似的赋作，如明人何孟春的《晚耕图赋》等，但作为“耕织图”题材的群体赋作，仍在清代，其因是清圣祖康熙帝曾亲为《御制耕织图》，如连瑞瀛《豳风图赋》序称“圣祖廑念民依惓惓”，再于赋文推衍“灵苗秀发，当知稼穑艰难;瑞茧香凝，须识蚕桑利倍”之义。颂今德在于继传统，试观蔡家轩的《耕织图赋》，其开宗明义即谓“古王者政勤无逸，念切知依。元辰耒秉，上巳蚕祈。凤粟则万方玉食，龙裳则五色云辉。俗劝农桑，下枫陛宽仁之诏;图呈耕织，洞茅檐作息之微”，关键词在“图呈耕织”与“政勤无逸”。于是赋家在赋的收束处再致意“从此丰衣足食，合吹豳祭蜡以兴谣;岂徒摛藻扬芳，谱秧马缫车而入画”，讽荒怠而颂勤德，致用思想彰明。当然，忆往是为了咏今，讽旧是为了布新，所以清人同题创作更多的是“颂圣”。如吴廷燮赋首彰“六府之修，谷为最重;五官之职，衣亦匪轻。揆厥本原，固王道所自始;究其美利，实斯民所由生”，耕织即民生，民生即王道，讽颂之义，由兹而起。因此，作者继后赋颂当朝云： 于时帝沛恩膏，天敷甘澍。秋获非遥，春耕是务。主伯偕来，亚旅毕赴。望曙光而遽动，策他柳岸乌犍;当午日而犹勤，飞起水田之鹭。……观条桑于蚕月，缅想西陵;按时省于春耕，惟咨保介。睇绣错之江山，识天成之图画。
此承历代赋中“省耕”“籍田”之义，颂扬帝德，假题图而明旨趣。
在诸家赋作中，或如李恩绶赋序称“唐内殿无逸图”，或如蔡家轩赋称“合吹豳祭蜡以兴谣”，皆意指《无逸》与《豳风》，至于陈沆赋以“先知稼穑之艰难”为韵，则取词《尚书·无逸》，其官韵字尝与《无逸图赋》《豳风图赋》共用。又如杨棨《豳风图赋》所言“盖比宋璟之《无逸图》而尤觉周详，与楼之《耕织图》而堪永久”，可知同类题材中，有因《无逸图》而作之《无逸图赋》、因《豳风图》而作之《豳风图赋》，与围绕《耕织图》而作之《耕织图赋》属同类作品，皆指向于《诗》《书》“经义”，共呈“俭德”与“勤耕”的王政主旨。如宋末陈普《无逸图赋》云：
维叔旦相厥孤宅洛，后归政，初虑君德之不勤，乃《无逸》而为书。远引商哲，近陈祖谟，进艰难之药石，攻耽乐之痈疽。……万世之龟鉴……有若臣璟，图而献之。……出入起居，莫不观省。……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者多矣，周公岂我欺也哉！
图示《尚书·无逸》周公戒成王之“俭德”，与赋题图而引起“君德之不勤”的鉴戒，尤其是批评唐玄宗沉湎山水而“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也成为清人如李恩绶《楼上耕织图赋序》所称“玄宗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之所由分”的拟效蓝本。而清人创作的多篇《豳风图赋》，又与《耕织图赋》相同，乃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王政书写。再看清人钱福昌《豳风图赋》中的一段话语：
万古农桑之计，七篇衣食之谋。……看挥洒兮淋漓，画工克绚;信谋猷之具备，穑事维艰。方今圣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俗劝则农桑克务，恩覃而雨露承欢。人安耕凿之天，不知不识;帝策治平之业，其慎其难。
并列“治平之策”与“耕凿之天”，于“颂圣”当朝的敷衍词藻间，也不乏警戒之意。这一点也是与《耕织图赋》主旨相同的。
古代的农业文明本身就是一幅男耕女织的画卷，中国学人倡言的“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管子·揆度》）、“帝亲耕，后亲蚕”（《吕氏春秋·孟春纪》）、“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淮南子·主术训》）、“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盐铁论·园池》）、“生民之术，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颜氏家训·治家》），既是现实的理性思考，也是理想的政治态度。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其与历代诗人如陶渊明的“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夏日田园杂兴》），也是治平思想与田园情趣的契翕。作为题图之文，《流民图赋》与《耕织图赋》所再现的“流民”疾苦之像与“耕织”田园之境，寄托美刺，正从对立统一的视点对王政之本与耕织文明的诗性诠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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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诗词集》
《涉江诗词集》是著名学者、诗人、词人沈祖棻的诗词集，包括涉江词稿五卷、涉江词外集一卷、涉江诗稿四卷，由程千帆整理笺注。《涉江词》将兴亡之痛与身世浮沉、时事感愤融为一体，相思念远、乡关迢递、羁旅行役、病怀愁苦等传统婉约题材，在时代激变和忧患意识的共同铸就下展露出宏阔深沉氣象。作者既以诗为词运用时事题材、游仙组诗等美刺手法讽喻现实，又自然妥帖地纳入流线轻车、摩天楼阁、电扇霓灯等新鲜事物，旧体文学由此焕发出现代气息。《涉江诗稿》大多谱写日常生活中的情思感触以及友朋唱和，风格淡而弥永。最具代表性的《岁暮怀人》四十二首，是知交半零落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组歌。而长篇古体《早早诗》，正如舒芜所言：“《早早》一篇用童心的灯火照亮了苦难和屈辱的灵魂的暗隅。”
作者始终怀着真诚热切的心灵，对关注的世事、对怀抱的希望进行书写，个人恩怨与家国情怀须臾不离，以学者型女性的知性、感性、情性，将之完美地融合在古典诗词创作中，赋予了诗词现代的容量与美感。全书贯以程千帆先生精准细密的笺注，使这部《诗词集》在作为沈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就的同时，又呈现出学术史与社会史的多元价值。
《涉江诗词集》，沈祖棻原著，程千帆笺注，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60元。
题图赋的对象是图画，考查《流民图》与《耕织图》的绘制，均成于两宋时期。《流民图》系宋神宗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所绘，这其中还包括了一幅画打败一位宰相的传说。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于是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并奏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两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相。于是人谓郑侠为旧党唆使，其《流民图》也成了党争的工具。这里有两点可加以说明：其一，图像的直观性对视觉的冲击力远大于文字，两太后流泪与神宗因疑而罢王安石相位，当与该图的画面展示的流民凄惨形象及境遇相关。其二，天灾大旱是事实，画面之流民的流离失所“困苦之状”自然是写实，所以后世续绘此图以及题图歌咏者却鲜有拘于“党争”之说，而均体现于哀惜民生的主题。
存世较早的《耕织图》是南宋高宗朝临安府于潜县令楼所编制的图集，共45幅图画（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均配以其自撰的五言八句诗以述其义。有关楼编制《耕织图》的最初文献，当为其侄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中兴后，伯父为于潜令，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赐对之日，遂以进呈，玉音嘉奖。”明人王增祐的《耕织图记》认为此图“使居上者观之，则知稼穑之艰难，必思节用，而不殚其财，时使而不夺其力，清俭寡欲之心油然而生，富贵奢靡之念可以因之而惩创矣！在下者观之，则知农桑为衣食之本，可以裕于身而足于家，必思尽力于所事而不辞其劳，去其放辟邪侈之为而安于仰事俯育之乐矣”。又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仁宗宝元初，尝图耕织于延春阁”，可知在楼之前已有《耕织图》的绘制，而此图谏上与劝下的双重功用，正切合于赋家以“赋”继“诗”的颂上德与抒下情的美刺观。
赋体创作，彰显“图物品貌”（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观清人四篇《流民图赋》，皆以画面的形象为主构，以表达对流离之民的同情与以农为本之耕织文明的赞美。试观盛徵玙《啸雨草堂集》卷七所载的《郑侠绘流民图赋》，该赋开篇介绍历史本事与写作情氛，即“有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者，届秩满入京，指洛阳而就道。周览郊衢，遍寻村堡。野馆春残，荒原秋老。日黯黯而云愁，风萧萧而叶槁。……爰寓目而生悲，辄忧心之如捣”;继而描述画面中的图像：
其绘之为图也：或曳菅鞋，或拥絮被，或操竹箪，或携土篑;或剥其肤，或灭其鼻，或跛其足，或挛其臂;或半途而弟妹重逢，或分道而妻孥竟弃;或涉水而沾濡，或登山而颠坠。前有伏莽之兵戎，后有食人之魑魅。
赋中排列的十二个“或”字，又分人物穿戴操携、形体残态、亲人遇合与艰困行径四层面，平面再现画中“流民”的人像与事象，然其表情动作，艰难困苦，更能“曲尽形容”，既是画面的生动描摹，也是赋家的笔力所致。有此描摹，方有继后对画者及画作的评价：
其纸笔方拈，丹青是托。洒泪点兮斑斓，和墨痕而错落。椎髻蓬头之状，描摹曲尽形容;风沙霾曀之天，点染别成邱壑。独运精心以构象，毫端自具神通;直凭只手以回天，腕力何虞薄弱！
正因其“椎髻蓬头之状，描摹曲尽形容”，才能达到“独运精心以构象，毫端自具神通”的境界。赋家对图画的赞美，是基于对“流民”的同情与“失时”的讽喻，完全离开了《宋史》所载郑侠呈图的狭隘意图，以及其所谓“党争”的实际功用，而回馈给读者的只是哀惜民生之多艰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流民图赋》是以“刺”世为主以彰显民本思想，那么《耕织图赋》的民本观则以“颂”德为立意而呈现。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收录清人《耕织图赋》15篇賦，15位作者分别是黄达、顾堃、吴廷燮、陈沆、蔡家轩、陆桂林、吴大昌、李文安、黄士瀛、姚济雯、赵新、毕子卿、邓方、严炯、袁杰。另有李恩绶《楼上耕织图赋》一篇叙述宋人楼上《耕织图》本事。李赋为律体，以“玉音嘉奖，宣示内宫”为韵，指明楼上图本事，故于序中先述图画之兴，再写上图原由：“唐内殿无逸图，玄宗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之所由分;宋内阁耕织图，哲宗亦易以山水，宝元、元符勤怠所由判。……以高宗中兴之初，念农夫蚕妇之所苦，制为二图，并系以五言诗……南渡之君臣，如勤求民瘼，岂有沉溺湖山，储藏翰墨，而蹈道君之覆辙乎？”楼以唐代“天宝”、北宋之“元符”及“靖康之耻”为教训而上图，李恩绶复以南宋君臣“沉溺湖山”为教训而作赋，书写兴亡的主旨非常明显。于是在赋中再三致意：
斯时值宋之南渡也，高宗方将求民瘼，矢德音。以性情为耕耨，以仁义为织纴。……其图乎耕事也，桑鸠载听，秧马频牵。戴笠荷蓑而不息，涂足沾体而堪怜。浸种年年春雨棠榆之社，入仓处处秋风之天。……然则有斯一图，既治乱之机寓其中，亦观省之法存乎内也。
授时种作，勤耕趣味，既在画师一图之间，又在自然陇亩之际。读清人围绕《耕织图》而创制的十余篇《耕织图赋》，除黄达一篇为古赋，余皆律赋，观其“官韵”用字，可知大义，如吴廷燮赋之“耕织是务画图传之”、陈沆赋之“先知稼穑之艰难”、黄士瀛赋之“敦俗劝农桑”、严炯赋之“于潜作令耕织绩图”、袁杰赋之“衣食本原民生至计”等，无不明本事，阐义理，以赞述耕织稼穑之要务。
虽然清以前也有类似的赋作，如明人何孟春的《晚耕图赋》等，但作为“耕织图”题材的群体赋作，仍在清代，其因是清圣祖康熙帝曾亲为《御制耕织图》，如连瑞瀛《豳风图赋》序称“圣祖廑念民依惓惓”，再于赋文推衍“灵苗秀发，当知稼穑艰难;瑞茧香凝，须识蚕桑利倍”之义。颂今德在于继传统，试观蔡家轩的《耕织图赋》，其开宗明义即谓“古王者政勤无逸，念切知依。元辰耒秉，上巳蚕祈。凤粟则万方玉食，龙裳则五色云辉。俗劝农桑，下枫陛宽仁之诏;图呈耕织，洞茅檐作息之微”，关键词在“图呈耕织”与“政勤无逸”。于是赋家在赋的收束处再致意“从此丰衣足食，合吹豳祭蜡以兴谣;岂徒摛藻扬芳，谱秧马缫车而入画”，讽荒怠而颂勤德，致用思想彰明。当然，忆往是为了咏今，讽旧是为了布新，所以清人同题创作更多的是“颂圣”。如吴廷燮赋首彰“六府之修，谷为最重;五官之职，衣亦匪轻。揆厥本原，固王道所自始;究其美利，实斯民所由生”，耕织即民生，民生即王道，讽颂之义，由兹而起。因此，作者继后赋颂当朝云： 于时帝沛恩膏，天敷甘澍。秋获非遥，春耕是务。主伯偕来，亚旅毕赴。望曙光而遽动，策他柳岸乌犍;当午日而犹勤，飞起水田之鹭。……观条桑于蚕月，缅想西陵;按时省于春耕，惟咨保介。睇绣错之江山，识天成之图画。
此承历代赋中“省耕”“籍田”之义，颂扬帝德，假题图而明旨趣。
在诸家赋作中，或如李恩绶赋序称“唐内殿无逸图”，或如蔡家轩赋称“合吹豳祭蜡以兴谣”，皆意指《无逸》与《豳风》，至于陈沆赋以“先知稼穑之艰难”为韵，则取词《尚书·无逸》，其官韵字尝与《无逸图赋》《豳风图赋》共用。又如杨棨《豳风图赋》所言“盖比宋璟之《无逸图》而尤觉周详，与楼之《耕织图》而堪永久”，可知同类题材中，有因《无逸图》而作之《无逸图赋》、因《豳风图》而作之《豳风图赋》，与围绕《耕织图》而作之《耕织图赋》属同类作品，皆指向于《诗》《书》“经义”，共呈“俭德”与“勤耕”的王政主旨。如宋末陈普《无逸图赋》云：
维叔旦相厥孤宅洛，后归政，初虑君德之不勤，乃《无逸》而为书。远引商哲，近陈祖谟，进艰难之药石，攻耽乐之痈疽。……万世之龟鉴……有若臣璟，图而献之。……出入起居，莫不观省。……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者多矣，周公岂我欺也哉！
图示《尚书·无逸》周公戒成王之“俭德”，与赋题图而引起“君德之不勤”的鉴戒，尤其是批评唐玄宗沉湎山水而“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也成为清人如李恩绶《楼上耕织图赋序》所称“玄宗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之所由分”的拟效蓝本。而清人创作的多篇《豳风图赋》，又与《耕织图赋》相同，乃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王政书写。再看清人钱福昌《豳风图赋》中的一段话语：
万古农桑之计，七篇衣食之谋。……看挥洒兮淋漓，画工克绚;信谋猷之具备，穑事维艰。方今圣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俗劝则农桑克务，恩覃而雨露承欢。人安耕凿之天，不知不识;帝策治平之业，其慎其难。
并列“治平之策”与“耕凿之天”，于“颂圣”当朝的敷衍词藻间，也不乏警戒之意。这一点也是与《耕织图赋》主旨相同的。
古代的农业文明本身就是一幅男耕女织的画卷，中国学人倡言的“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管子·揆度》）、“帝亲耕，后亲蚕”（《吕氏春秋·孟春纪》）、“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淮南子·主术训》）、“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盐铁论·园池》）、“生民之术，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颜氏家训·治家》），既是现实的理性思考，也是理想的政治态度。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其与历代诗人如陶渊明的“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夏日田园杂兴》），也是治平思想与田园情趣的契翕。作为题图之文，《流民图赋》与《耕织图赋》所再现的“流民”疾苦之像与“耕织”田园之境，寄托美刺，正从对立统一的视点对王政之本与耕织文明的诗性诠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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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诗词集》
《涉江诗词集》是著名学者、诗人、词人沈祖棻的诗词集，包括涉江词稿五卷、涉江词外集一卷、涉江诗稿四卷，由程千帆整理笺注。《涉江词》将兴亡之痛与身世浮沉、时事感愤融为一体，相思念远、乡关迢递、羁旅行役、病怀愁苦等传统婉约题材，在时代激变和忧患意识的共同铸就下展露出宏阔深沉氣象。作者既以诗为词运用时事题材、游仙组诗等美刺手法讽喻现实，又自然妥帖地纳入流线轻车、摩天楼阁、电扇霓灯等新鲜事物，旧体文学由此焕发出现代气息。《涉江诗稿》大多谱写日常生活中的情思感触以及友朋唱和，风格淡而弥永。最具代表性的《岁暮怀人》四十二首，是知交半零落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组歌。而长篇古体《早早诗》，正如舒芜所言：“《早早》一篇用童心的灯火照亮了苦难和屈辱的灵魂的暗隅。”
作者始终怀着真诚热切的心灵，对关注的世事、对怀抱的希望进行书写，个人恩怨与家国情怀须臾不离，以学者型女性的知性、感性、情性，将之完美地融合在古典诗词创作中，赋予了诗词现代的容量与美感。全书贯以程千帆先生精准细密的笺注，使这部《诗词集》在作为沈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就的同时，又呈现出学术史与社会史的多元价值。
《涉江诗词集》，沈祖棻原著，程千帆笺注，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