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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项目竟然成了“官二代”的专利。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哥加的不是分，是特权。“从摇篮到坟墓”的梦想，没有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政府，有个“好爸爸”一样能实现。而在这些“好爸爸”中，最让人们反感的无疑是将“为人民服务”变成“为儿女服务”乃至“为人民币服务”的“官爹”。
有官爹，好入园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官爹”的 “呵护”从幼儿园阶段开始便见端倪。
目前，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比较重视公办园中的示范园，而在示范园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员子弟。
陕西山阳县一公立幼儿园在报名条件中就赫然规定：“父母双方都必须在县直机关单位上班者才符合报名条件。”
不少幼儿园入园，要对家长进行面试，让家长填写简历，有的幼儿园甚至连近亲的社会关系也要调查。大家心知肚明的是，那些官位显赫、腰缠万贯的家长，大受欢迎。
以著名的北京一幼为例，进入的许多都是“条子生”，多是政府官员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条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儿园，4个班，100多个名额，就被占得差不多。
家长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了幼儿园的“人际生态格局”。27岁的陈女士是成都某幼儿园的老师，有一次听到小朋友们笑嘻嘻地喊一个小男孩“小局长”，原以为是小朋友之间开玩笑或过家家，一问，那个男孩自己先嚷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局长啊，我就是小局长啊。”在陈老师看来，他们小小年纪，却完全知道家长在争什么。“家住哪个方位？多大房子？父母开什么车来接？妈妈用什么化妆品？”这些都是小朋友们攀比的内容。
分数不够权力凑
高考在中国被称为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异常激烈，倘若有个“官爹”，这独木桥则宽敞得多。
2010年6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示了当地普通高校招生加分考生名单，台州一中有4个考生获得20分加分，他们的家长都是当地的官员。4个考生的爸爸分别是台州一中校长、椒江区科技局局长、市信访局副局长、街道党委书记。4人获得加分理由是，曾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过奖。事实上，该比赛主观性很强，负面评论很多，能否作为加分凭据，争议很大。
其实此前一年，浙江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绍兴一中19名航模加分考生中，13名是官员子女，其余6名是教师子弟。
同样靠加分进入清华大学就读的王心 （化名）并不讳言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王心的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王心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他的高考成绩离清华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现实。他说自己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没有社会资源，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然而，在某些地方，高考加分项目竟然成了“官二代”的专利。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哥加的不是分，是特权。”
大学转学不是传说
有了“官爹”，许多在常人看来难以企及的事情也能信手拈来，譬如鲜有人听说过的“大学转学”。
专业相同，学校不同，录取分数线也不同。天津西青区副区长女儿李颖通过“转学”轻松跨越近30分的门槛，从西安工程大学转到了天津工业大学。
李颖是2004年上的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当时在本地的文科最低录取分数是490分，而西安工程大学法学专业在津的最低分只有462分，两者相差28分。
天津工业大学招生办负责人查阅相关资料后说：“当年，李颖是被西安工程大学录取，后来才转学到我们学校的。”对此，西安工程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查询后表示确认，李颖在大一结束后，就办理了转学手续，相关手续在2005年9月办理。
蹊跷的是，李颖大学四年都是在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读的，专业为法学，其班主任倪娟确认了这一信息。其父天津西青区副区长李治阳亦明确表示：“李颖四年大学都在天津工业大学读的，一步都没离开那儿。”
对女儿入学和转学的详情，李治阳称不太清楚，只是说，2003年和2004年，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的新校区落户西青区，正开工建设，他作为当时的建委主任，负责了大量的征地、拆迁事宜等。
“当时，天津市领导说了，大学建好之后，对学校建设有贡献的都要照顾。”李治阳也坦承，自己和天津工业大学相关领导过从甚密。
毕业送上金饭碗
当毕业季来临，许多学生奋战于公务员考试时，“官爹”们已经为自己的儿女“量身定制”了体制内的金饭碗。
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了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揭示了“官爹”为子女寻找金饭碗的五种手法：考前漏题、违规进人、内部招聘、因人画像和擅改规则。因人画像，即是“量身定制”，曝光的“屏南事件”就属于此类。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前文所述能够神奇转学的李颖也是如此。李颖在毕业当年没考上公务员，曾任西青区国土资源和西青区规划局局长一职达7年之久的李治阳，就找到区领导想让女儿到分局工作。“我再和市国土局沟通，市局的领导最后经过研究也通过了。”西青区国土分局一位负责人说：“那次招聘只招了李颖一个人，算是‘特招’吧。”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中央党校教授林？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
有官爹，好入园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官爹”的 “呵护”从幼儿园阶段开始便见端倪。
目前，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比较重视公办园中的示范园，而在示范园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员子弟。
陕西山阳县一公立幼儿园在报名条件中就赫然规定：“父母双方都必须在县直机关单位上班者才符合报名条件。”
不少幼儿园入园，要对家长进行面试，让家长填写简历，有的幼儿园甚至连近亲的社会关系也要调查。大家心知肚明的是，那些官位显赫、腰缠万贯的家长，大受欢迎。
以著名的北京一幼为例，进入的许多都是“条子生”，多是政府官员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条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儿园，4个班，100多个名额，就被占得差不多。
家长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了幼儿园的“人际生态格局”。27岁的陈女士是成都某幼儿园的老师，有一次听到小朋友们笑嘻嘻地喊一个小男孩“小局长”，原以为是小朋友之间开玩笑或过家家，一问，那个男孩自己先嚷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局长啊，我就是小局长啊。”在陈老师看来，他们小小年纪，却完全知道家长在争什么。“家住哪个方位？多大房子？父母开什么车来接？妈妈用什么化妆品？”这些都是小朋友们攀比的内容。
分数不够权力凑
高考在中国被称为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异常激烈，倘若有个“官爹”，这独木桥则宽敞得多。
2010年6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示了当地普通高校招生加分考生名单，台州一中有4个考生获得20分加分，他们的家长都是当地的官员。4个考生的爸爸分别是台州一中校长、椒江区科技局局长、市信访局副局长、街道党委书记。4人获得加分理由是，曾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过奖。事实上，该比赛主观性很强，负面评论很多，能否作为加分凭据，争议很大。
其实此前一年，浙江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绍兴一中19名航模加分考生中，13名是官员子女，其余6名是教师子弟。
同样靠加分进入清华大学就读的王心 （化名）并不讳言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王心的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王心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他的高考成绩离清华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现实。他说自己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没有社会资源，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然而，在某些地方，高考加分项目竟然成了“官二代”的专利。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哥加的不是分，是特权。”
大学转学不是传说
有了“官爹”，许多在常人看来难以企及的事情也能信手拈来，譬如鲜有人听说过的“大学转学”。
专业相同，学校不同，录取分数线也不同。天津西青区副区长女儿李颖通过“转学”轻松跨越近30分的门槛，从西安工程大学转到了天津工业大学。
李颖是2004年上的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当时在本地的文科最低录取分数是490分，而西安工程大学法学专业在津的最低分只有462分，两者相差28分。
天津工业大学招生办负责人查阅相关资料后说：“当年，李颖是被西安工程大学录取，后来才转学到我们学校的。”对此，西安工程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查询后表示确认，李颖在大一结束后，就办理了转学手续，相关手续在2005年9月办理。
蹊跷的是，李颖大学四年都是在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读的，专业为法学，其班主任倪娟确认了这一信息。其父天津西青区副区长李治阳亦明确表示：“李颖四年大学都在天津工业大学读的，一步都没离开那儿。”
对女儿入学和转学的详情，李治阳称不太清楚，只是说，2003年和2004年，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的新校区落户西青区，正开工建设，他作为当时的建委主任，负责了大量的征地、拆迁事宜等。
“当时，天津市领导说了，大学建好之后，对学校建设有贡献的都要照顾。”李治阳也坦承，自己和天津工业大学相关领导过从甚密。
毕业送上金饭碗
当毕业季来临，许多学生奋战于公务员考试时，“官爹”们已经为自己的儿女“量身定制”了体制内的金饭碗。
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了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揭示了“官爹”为子女寻找金饭碗的五种手法：考前漏题、违规进人、内部招聘、因人画像和擅改规则。因人画像，即是“量身定制”，曝光的“屏南事件”就属于此类。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前文所述能够神奇转学的李颖也是如此。李颖在毕业当年没考上公务员，曾任西青区国土资源和西青区规划局局长一职达7年之久的李治阳，就找到区领导想让女儿到分局工作。“我再和市国土局沟通，市局的领导最后经过研究也通过了。”西青区国土分局一位负责人说：“那次招聘只招了李颖一个人，算是‘特招’吧。”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中央党校教授林？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