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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公共资源丰富，但不可否认，其在利用问题上存在着较大问题。为了减少公地悲剧的出现，使得资源可以可持续利用，本文以海洋资源和草场资源的利用为例，分析我国的公共资源管理现状，寻找现有公共资源利用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寻找到解决方法，从而探索出使中国的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而长期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根据问题的存在，本文提出可以从产权制度和监督体制入手进行合理改革，并且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自主治理模式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公共资源；自主治理；产权制度；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7-0000-02
一、中国公共资源利用现状
近年来，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破坏的现象频发，由于过度放牧加上全球气候变暖，中国90%可利用天然草原退化，西北草地退化近4成，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严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目前由于失灵的禁漁制度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威胁，流域体制管理失效导致黄河断流形势加剧；另外，由于对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土地塌陷，矿难频发等种种悲剧。这些都是中国的“公地悲剧”。以下，我们将着重从海洋资源管理和草场资源管理两个方向来看中国公共资源的管理现状，以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渔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股份合作形式，使渔业投资主体转移至民间，极大地激励了渔民的积极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实现了公共渔业资源实际上的“私有化”。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实际上是股东渔民、雇工渔民和地方政府三方面的利益博弈，博弈的外部规则则是国家渔业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法律，在这个规则之下选择自己的策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股东渔民本身也是渔民，但是他们具有财力、强制力或所拥有的渔船网具适合出海作业，并且拥有合法的渔业资源生产经营自主权，即合法捕捞权，可以对所得海产品占有和处分，并且可以提供渔船网具等生产资料及工资与其他渔民的劳动进行交换，即可以雇佣渔民。雇工渔民就是由于受财力和工具的限制，尽管拥有捕捞技术和捕捞许可，但是却不适宜出海作业而无法或者仅少量获得海产品这种公共资源，于是渔民就用自己的劳动力与股东渔民交换，以获得工资，但是他们没有渔业资源的占有权和处分权。为了获取更多地工资，雇工渔民会竭泽而渔，为了获得更多地利润，股东渔民会鼓励捕捞，造成海洋资源的损失。
在草场资源利用上，中国的牧区模仿农区，开始了“牲畜私有、草场承包”的“草畜双承包”产权制度改革。进入21世纪后，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为了改善日益恶化的牧区生态，增强牧民抵御生态脆弱性的能力，一系列生态治理政策陆续实施。“双权一制”的产权制度使得上千年的“逐水草而居”的具有集体合作制特征的游牧作业，在几十年内迅速转换为以市场导向，并以定居的家庭牧场为基本特征的竞争性农业。这种改变，使得千年以来的动态调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出现了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去组织化和生计困难的“三牧”问题的出现。（周立，董小瑜，2013）研究中国草场资源的管理历史我们发现，在草畜双承包之前，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集体劳动监督困难和“搭便车”的问题，但是并不存在“公地悲剧”问题，因为从前采取的是类似社区管理的模式：未经约定俗成的游牧制度允许，其他地区的牲畜不允许到当地草场上放牧，这类似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模型。并且本地区的牧户因牲畜共有或者统购统销而不可能有过度放牧的利益动机。而恰恰是类私有化产权改革，开始让“公地悲剧”成为现实。牲畜承包到户，收益开始归私人所有，但是草场仍然公有使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度放牧的情形，逐渐施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牧民更加趋于经济理性，从而逐渐离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生态观，变为以人为中心，使得过度放牧现象前所未有。而进一步的，当草场也包产到户之后，使牧民放弃游牧，围封草原甚至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草场退化。
二、中国公共资源中存在的问题
就以上对我国的海洋资源与草场资源利用现状，我们可以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1.我国海洋资源的产权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明晰，实行明确产权、管理权、使用权的产权制度改革，但是依然存在过度捕捞的现象，原因是没有一个有效的作用机制，使得渔民为过度捕捞的后果承担责任，另外，产权的明晰程度也值得重新思考，渔民所拥有的捕捞权太过宽泛也不利于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渔民一旦拥有的捕捞权，就可以四处捕捞，他们尽可以在某一水域竭泽而渔，等到资源枯竭再重新寻找新的海域继续相同方式的捕捞，这样过于宽泛的捕捞权和捕捞制度导致整个海洋公共资源管理对象过于复杂，从而为渔业资源的有效管理造成的巨大的不便并使管理成本急剧增加。
2.海洋资源的利用中，同样拥有捕捞权，渔民的内部资源差异导致对于公共资源利用不均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两个主体，一个是雇佣渔民，一个是股东渔民，渔民获得资源在获得捕捞权的情况下，还需要工具，相当于草场资源利用模式中的草场，雇工渔民为了获得工具而形成雇佣关系，从而产生了相互的掠取资源的利益驱使，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双方均鼓励过度捕捞。
3.草场的双承包制是否符合草场资源的利用现实值得思考。虽然实行了以家庭或畜群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双承包制，但在强化牧民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地位，使牧民既有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又有保护草场资源的责任权方面做得不足。一方面，畜群承包和草场承包的不同步性造成了草场的过度放牧，另一方面，中国的草场利用中出现了哈丁所提到的，当牧场所有权归一个人拥有，而畜群则归租用者个人拥有时，租用者必然以牺牲长期的资源保护为代价来榨取短期收益的问题。所以说，在双承包制度下，出现了畜群所有权主体与草场所有权主体分离的状况。在牧场施行的双承包制，最终造成了牧民获得收益的两个基本条件的所有者分离，进而导致利益群体的分离并博弈。实施双承包制之后，反而使从前牧民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打破，变成以人为中心的过度放牧的现状。所以说，解决中国草场利用问题的重要点在于，解决双承包主体的一致性问题。 4.我们从从前中国牧民的游牧生活看到了自组织管理的先进性。古代的游牧社会以较少的人式和游牧的方式利用草原，实际上是以最低的成本维护草原、维持生产、躲避自然灾害，现如今的定居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传统，直接影响是必须用一种高成本来保护草原。游牧本土知识不仅是以“风险感知”为中心的关系型的知识分类系统和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放牧技术，更是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周立，董小瑜，2013）。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双承包制，如果运用以往的本土知识和管理经验，也许会更加有效。
三、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关于中国海洋资源以及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一）明晰产权，细化产权。在我国，公共资源归国家所有的地位不可动摇，决定了所有权及其连带的收益权也只能属于国家，但其余的各项产权，如使用、支配、交易等权利仍然可以以有償转让或以协议的方式建立排他性的权力，所以说，产权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割，从而完善产权机制，从而得到有产权变革带来的管理效果。首先，要保证公共资源的使用有偿，即资源利用的有偿性，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和社会公众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可以得到相应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使得资源的使用者因为使用有偿而更加谨慎地使用资源，从而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公民对于公共资源使用的理性意识。另外，可以建立经营权的流转机制，使得公共资源的利用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经营权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流转，从而可以使得资源利用者更加具有危机意识，从而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资源收益问题，就不会在短时期内进行过度利用，导致手中的经营权不再具有价值，影响未来的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作为“免费午餐”被浪费和破坏。
当然，目前我国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方面已经达到。但是政府需要将国家所有的一级产权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分割为具有竞争性的二级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市场、价格机制、流转机制等辅助性制度（韩方彦，2009）。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的草场资源，可以如上分析，使使用权、支配权、交易权等的有偿转让或以协议方式建立排他性，从而实现对草场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保护。另外，针对中国草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必要建立草场租赁权以及畜群租赁权的绑定机制，使得两项权利主体的一体化，从而避免由于权利主体不一致所带来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而导致草场资源使用不合理的情况。
对于中国的渔场资源，需要着重注意做到的是促使权利客体的细化。进一步明晰所有权和经营权，区分所有权和收益权。尽可能地分割可分割的渔业公共资源，将权利细化，责任者明确，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由于权利的模糊地带过多而带来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尤其是相对于空间可分割的滩涂、小睡眠，在明晰和细化的产权制度下实行承包、承租、流转，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的合理性。
（二）充分发挥自主管理的先进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游牧方式看到自主干里的先进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撰写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建立了自主治理理论。传统的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以政府集中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另一种是以私有市场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资源利用中，如果人们因为经常地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就有在此基础上自主地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就可以促进有效的监督，监督的加强进一步提高了承诺的可信度，承诺的可信增强监督，同时也会使制度的供给趋于稳定和有效，如此循环资源利用趋于合理化。因此，制度供给是基础，可信承诺是前提，相互监督是保障，三者相互影响，统一于自主组织制度的设计体系中，从而促进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顺利实施。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缓解生态资源压力，解决污染和过度使用等资源环境问题。
正如从前中国的游牧民族所展现的自主治理的和谐图景一样，中国的渔民也在探索渔业公共资源的自治模式，应该对其进行提倡和鼓励。同样对于中国的草场资源利用，对于牧户而言，社区管理层和牧民是草地最直接的使用者和管理者，他们的能力建设是实现草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可持续的保障，因而在草畜双承包制度赋予产权私地属性之后，“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模式，是实践探索的关键。（周立 董小瑜，2013）
（三）加强公共资源利用的监管体制完善。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源利用方式，都离不开监督和监管。特别是在与产权相关的一系列体制诸如经营权流转制度建立之后，由于市场介入资源的配置，为了避免市场失灵的出现，更加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进一步修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资源使用者的行为，让资源使用者为自己的使用行为负责，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另外运用政府的力量统一提供渔民的出海渔具等，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消除雇工渔民和股东渔民的分化，从而为创造一个无高低等级之分的自主管理模式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
[2]蔡绍洪，向秋兰.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意义[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05）.
[3]林光纪.渔业公共资源管理的制度经济学探讨[J].福建水产，2008（03）.
[4]顾湘，张继平.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博弈分析与制度改进[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5]韩方彦.中国公共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与实践，2009（05）.
[6]范英英.中国草场资源使用与管理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10（07）.
[7]周立，董小瑜.“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和产权制度变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02）.
关键词：公共资源；自主治理；产权制度；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7-0000-02
一、中国公共资源利用现状
近年来，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破坏的现象频发，由于过度放牧加上全球气候变暖，中国90%可利用天然草原退化，西北草地退化近4成，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严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目前由于失灵的禁漁制度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威胁，流域体制管理失效导致黄河断流形势加剧；另外，由于对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土地塌陷，矿难频发等种种悲剧。这些都是中国的“公地悲剧”。以下，我们将着重从海洋资源管理和草场资源管理两个方向来看中国公共资源的管理现状，以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渔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股份合作形式，使渔业投资主体转移至民间，极大地激励了渔民的积极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实现了公共渔业资源实际上的“私有化”。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实际上是股东渔民、雇工渔民和地方政府三方面的利益博弈，博弈的外部规则则是国家渔业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法律，在这个规则之下选择自己的策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股东渔民本身也是渔民，但是他们具有财力、强制力或所拥有的渔船网具适合出海作业，并且拥有合法的渔业资源生产经营自主权，即合法捕捞权，可以对所得海产品占有和处分，并且可以提供渔船网具等生产资料及工资与其他渔民的劳动进行交换，即可以雇佣渔民。雇工渔民就是由于受财力和工具的限制，尽管拥有捕捞技术和捕捞许可，但是却不适宜出海作业而无法或者仅少量获得海产品这种公共资源，于是渔民就用自己的劳动力与股东渔民交换，以获得工资，但是他们没有渔业资源的占有权和处分权。为了获取更多地工资，雇工渔民会竭泽而渔，为了获得更多地利润，股东渔民会鼓励捕捞，造成海洋资源的损失。
在草场资源利用上，中国的牧区模仿农区，开始了“牲畜私有、草场承包”的“草畜双承包”产权制度改革。进入21世纪后，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为了改善日益恶化的牧区生态，增强牧民抵御生态脆弱性的能力，一系列生态治理政策陆续实施。“双权一制”的产权制度使得上千年的“逐水草而居”的具有集体合作制特征的游牧作业，在几十年内迅速转换为以市场导向，并以定居的家庭牧场为基本特征的竞争性农业。这种改变，使得千年以来的动态调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出现了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去组织化和生计困难的“三牧”问题的出现。（周立，董小瑜，2013）研究中国草场资源的管理历史我们发现，在草畜双承包之前，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集体劳动监督困难和“搭便车”的问题，但是并不存在“公地悲剧”问题，因为从前采取的是类似社区管理的模式：未经约定俗成的游牧制度允许，其他地区的牲畜不允许到当地草场上放牧，这类似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模型。并且本地区的牧户因牲畜共有或者统购统销而不可能有过度放牧的利益动机。而恰恰是类私有化产权改革，开始让“公地悲剧”成为现实。牲畜承包到户，收益开始归私人所有，但是草场仍然公有使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度放牧的情形，逐渐施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牧民更加趋于经济理性，从而逐渐离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生态观，变为以人为中心，使得过度放牧现象前所未有。而进一步的，当草场也包产到户之后，使牧民放弃游牧，围封草原甚至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草场退化。
二、中国公共资源中存在的问题
就以上对我国的海洋资源与草场资源利用现状，我们可以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1.我国海洋资源的产权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明晰，实行明确产权、管理权、使用权的产权制度改革，但是依然存在过度捕捞的现象，原因是没有一个有效的作用机制，使得渔民为过度捕捞的后果承担责任，另外，产权的明晰程度也值得重新思考，渔民所拥有的捕捞权太过宽泛也不利于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渔民一旦拥有的捕捞权，就可以四处捕捞，他们尽可以在某一水域竭泽而渔，等到资源枯竭再重新寻找新的海域继续相同方式的捕捞，这样过于宽泛的捕捞权和捕捞制度导致整个海洋公共资源管理对象过于复杂，从而为渔业资源的有效管理造成的巨大的不便并使管理成本急剧增加。
2.海洋资源的利用中，同样拥有捕捞权，渔民的内部资源差异导致对于公共资源利用不均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两个主体，一个是雇佣渔民，一个是股东渔民，渔民获得资源在获得捕捞权的情况下，还需要工具，相当于草场资源利用模式中的草场，雇工渔民为了获得工具而形成雇佣关系，从而产生了相互的掠取资源的利益驱使，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双方均鼓励过度捕捞。
3.草场的双承包制是否符合草场资源的利用现实值得思考。虽然实行了以家庭或畜群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双承包制，但在强化牧民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地位，使牧民既有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又有保护草场资源的责任权方面做得不足。一方面，畜群承包和草场承包的不同步性造成了草场的过度放牧，另一方面，中国的草场利用中出现了哈丁所提到的，当牧场所有权归一个人拥有，而畜群则归租用者个人拥有时，租用者必然以牺牲长期的资源保护为代价来榨取短期收益的问题。所以说，在双承包制度下，出现了畜群所有权主体与草场所有权主体分离的状况。在牧场施行的双承包制，最终造成了牧民获得收益的两个基本条件的所有者分离，进而导致利益群体的分离并博弈。实施双承包制之后，反而使从前牧民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打破，变成以人为中心的过度放牧的现状。所以说，解决中国草场利用问题的重要点在于，解决双承包主体的一致性问题。 4.我们从从前中国牧民的游牧生活看到了自组织管理的先进性。古代的游牧社会以较少的人式和游牧的方式利用草原，实际上是以最低的成本维护草原、维持生产、躲避自然灾害，现如今的定居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传统，直接影响是必须用一种高成本来保护草原。游牧本土知识不仅是以“风险感知”为中心的关系型的知识分类系统和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放牧技术，更是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周立，董小瑜，2013）。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双承包制，如果运用以往的本土知识和管理经验，也许会更加有效。
三、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关于中国海洋资源以及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一）明晰产权，细化产权。在我国，公共资源归国家所有的地位不可动摇，决定了所有权及其连带的收益权也只能属于国家，但其余的各项产权，如使用、支配、交易等权利仍然可以以有償转让或以协议的方式建立排他性的权力，所以说，产权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割，从而完善产权机制，从而得到有产权变革带来的管理效果。首先，要保证公共资源的使用有偿，即资源利用的有偿性，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和社会公众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可以得到相应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使得资源的使用者因为使用有偿而更加谨慎地使用资源，从而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公民对于公共资源使用的理性意识。另外，可以建立经营权的流转机制，使得公共资源的利用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经营权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流转，从而可以使得资源利用者更加具有危机意识，从而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资源收益问题，就不会在短时期内进行过度利用，导致手中的经营权不再具有价值，影响未来的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作为“免费午餐”被浪费和破坏。
当然，目前我国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方面已经达到。但是政府需要将国家所有的一级产权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分割为具有竞争性的二级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市场、价格机制、流转机制等辅助性制度（韩方彦，2009）。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的草场资源，可以如上分析，使使用权、支配权、交易权等的有偿转让或以协议方式建立排他性，从而实现对草场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保护。另外，针对中国草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必要建立草场租赁权以及畜群租赁权的绑定机制，使得两项权利主体的一体化，从而避免由于权利主体不一致所带来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而导致草场资源使用不合理的情况。
对于中国的渔场资源，需要着重注意做到的是促使权利客体的细化。进一步明晰所有权和经营权，区分所有权和收益权。尽可能地分割可分割的渔业公共资源，将权利细化，责任者明确，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由于权利的模糊地带过多而带来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尤其是相对于空间可分割的滩涂、小睡眠，在明晰和细化的产权制度下实行承包、承租、流转，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的合理性。
（二）充分发挥自主管理的先进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游牧方式看到自主干里的先进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撰写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建立了自主治理理论。传统的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以政府集中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另一种是以私有市场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资源利用中，如果人们因为经常地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就有在此基础上自主地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就可以促进有效的监督，监督的加强进一步提高了承诺的可信度，承诺的可信增强监督，同时也会使制度的供给趋于稳定和有效，如此循环资源利用趋于合理化。因此，制度供给是基础，可信承诺是前提，相互监督是保障，三者相互影响，统一于自主组织制度的设计体系中，从而促进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顺利实施。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缓解生态资源压力，解决污染和过度使用等资源环境问题。
正如从前中国的游牧民族所展现的自主治理的和谐图景一样，中国的渔民也在探索渔业公共资源的自治模式，应该对其进行提倡和鼓励。同样对于中国的草场资源利用，对于牧户而言，社区管理层和牧民是草地最直接的使用者和管理者，他们的能力建设是实现草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可持续的保障，因而在草畜双承包制度赋予产权私地属性之后，“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模式，是实践探索的关键。（周立 董小瑜，2013）
（三）加强公共资源利用的监管体制完善。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源利用方式，都离不开监督和监管。特别是在与产权相关的一系列体制诸如经营权流转制度建立之后，由于市场介入资源的配置，为了避免市场失灵的出现，更加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进一步修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资源使用者的行为，让资源使用者为自己的使用行为负责，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另外运用政府的力量统一提供渔民的出海渔具等，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消除雇工渔民和股东渔民的分化，从而为创造一个无高低等级之分的自主管理模式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
[2]蔡绍洪，向秋兰.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意义[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05）.
[3]林光纪.渔业公共资源管理的制度经济学探讨[J].福建水产，2008（03）.
[4]顾湘，张继平.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博弈分析与制度改进[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5]韩方彦.中国公共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与实践，2009（05）.
[6]范英英.中国草场资源使用与管理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10（07）.
[7]周立，董小瑜.“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和产权制度变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