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八年前的1901年某日，李鸿章自知不起，给慈禧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奏折里，李鸿章在叮嘱最高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这一点不是自吹，有他们一生的行事为证。张之洞与李鸿章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是少负才名，聪颖过人。李鸿章9岁读完“四书”，24岁考中进士，列全国第39名，授翰林院编修职务，成为当年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之一。张之洞少年时便被人称为“神童”，13岁考中秀才，名列第一，15岁考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
　　比如两人都有卓越的政治才能。1853年，28岁的李鸿章开始办团练，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显露出军政才华。1861年，他编练淮军，逐渐形成淮系集团，后来又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义，为挽救清王朝立了巨功。1881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设立清源局清理山西30多年的悬案、积案，根据个人表现，对县官严加奖惩，还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创办令德书院等学校，建立山西铁矿等实业，深受当地老百姓称赞。同样，两人还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
　　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远在李鸿章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了，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的东西。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过张之洞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正因为官做得“清洁卫生”，所以他敢在遗嘱中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即从道胜银行获得沙俄给予的回扣300万卢布，时值50万两白银。他从办洋务、办海军中得到过多少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居然有田100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因为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写给慈禧和光绪的最后一通奏折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而后世诟病李鸿章的除了他对外签订了许多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外，贪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两份遗嘱表面上大致相近，深究起来却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