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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煤电僵局是企业之争，不应该放大为行业之争。国务院高层不能因为电力企业或者煤炭企业的呼吁，就轻易出手干预。
这是两个行业间的较量，持续了十多年，事关垄断国企，都有游说政府、左右政策的能力与实力，“不时直接打报告给国务院”，势均力敌。政府也在煤、电两个行业之间摇摆，政策妥协平衡之势明显。
2009年6月5日，在山东省政府的协调之下，五大国家电力公司与山东煤炭企业签订了2009年省内重点电煤供应合同。这距离2009年煤电冲突僵局的出现，已过去了半年。
煤电冲突，是个长久的问题。不过，这一次，作为能源价格的管理者——国家发改委一直沉默，迟迟没有出手。
“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向市场化更迈进一步的表现。”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秘书长梁敦仕对本刊记者说。
能源价格的改革之路，显得格外漫长。
“这是电企的一场炒作”
当五大电力央企和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代表的煤企坐在一张谈判桌上的时候，这样的谈判，在合同之内，又在合同之外。
1992年，煤炭统配时代结束，煤炭价格实现双轨制——非电煤价格随行就市，电煤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2002年，国家取消政府指导价，但同时对重点合同的煤价进行干预。在这一年的煤电双方订货会上，山西煤炭管理部门的与会代表因不满电企，甚至掀翻了谈判桌。
这一吵就没完没了。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47号文下达，规定电价调整后，电煤价格不分重点合同内外，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但这个半拉子的煤价改革实际一直拖延到了2007年，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将煤电双方的订货会改为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宣布发改委不再干预双方价格谈判。
这被称为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订货会”的结束，煤炭价格开始正式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然而，在2008年，由于煤炭价格的大涨，发改委还是两次出手干预，根据2005年煤电双方吵架的成果——煤电联动机制，进行了两次上网电价小幅提高。
时至今日，“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实际上是一个协调铁路运力的会，主要是签量。”梁敦仕说。为什么把价格问题扩大化?“那是电企故意做给国家发改委看的，把价格问题炒热，期望发改委重新出手干预，提高电价。”
然而，电力系统也有一肚子苦水，2008年，电企亏损得厉害。由于电煤价格占了发电成本的70％，2008年电煤价格上涨幅度超过50％，导致电力陷入全行业亏损，呼吁国家注资补贴的声音高涨。
“电价是最基础的能源价格，社会波及面太大，国家发改委把控最紧，由于2008年出于防控通货膨胀的考虑，电价上涨幅度明显滞后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好在电力企业历史底子厚，账面上做出来的亏损应该没有实际承受的压力那么重，电力行业福利好，工资高，尤其是电网企业，这是社会的共识，不能因为一时压力就持续哭叫给政府转移压力，电力企业自身在管理以及财务控制上的挖潜实力还是很大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目前煤电顶牛形态下，电力企业有夸大转移压力的嫌疑。
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五大发电企业声称与煤企的重点合同“一单未签”，但事实上，“这对整体的供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梁说，原因在于，“重点合同不签，现货可以买，现货也可以签一年合同。况且，五大电企并不是他们声称的一单未签。”
五大发电厂虽不直接与煤企签，但通过经销商等中介公司与煤企签，山西省煤炭局4月8日公布了2009年煤炭销售合同的最新进展情况——省内煤炭企业共签订煤炭销售合同总量54267万吨，其中包括五大电力集团下属电厂通过中介签订的2079万吨电煤购销合同。
“都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拿着现金来提货，有人会拒绝吗?”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政研室副主任蔡开东对记者说。最主要的是，“现在的现货价已经跟2008年初的合同价差不多了”。
这也是在此时机，五大电厂向外界透露已与山东煤企签订重点合同消息的原因所在。虽然按照合同，比2008年初上涨了4％。但由于去年煤炭行业的增值税从13％上涨到17％，4％的涨幅其实相当于没涨。
4％，也正是五大发电集团呼吁发改委干预时提出的涨幅建议，但至目前为止，国家发改委并未理会这一建议。
既是市场的价格，就会有涨也有跌。“这是市场化的进步。重点合同、区域定货、市场采购，三条腿走路，但最终都由交易双方去谈判，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各个地方的重点合同价都统一呢?”梁敦仕建议国家发改委继续坚持市场定煤价的既有政策。
垄断者之间的PK
虽然是涨了4％，但这相当于电企为煤炭企业支付了增值税的税单，这对电企而言，难言心甘情愿。
“这是垄断与相对垄断之间的较量。”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观察员李朝林对记者说。垄断地位本身或许并无过错，可忧的是滥用垄断地位。
虽然电力投资体制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五大电力巨头的全国市场占有量接近了50％，并仍在继续整合地方企业，这使得五大国家电力公司容易形成价格联盟。
而在煤炭行业，也有着“价格垄断”的嫌疑。虽然煤电问题一直被称为“市场煤、计划电”，但实际上在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上，目前并不完善，除了价格双轨制所留下的问题，还有煤炭行业自身的问题。
“一是煤炭价格不能完全反映煤炭成本，二是煤炭行业的集中度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并不讳言当下煤炭价格中的弊端。
由于煤炭属于一次性能源，长期以来，煤炭的勘查、安全、退出成本在价格中得不到体现，导致煤炭的低价。而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管理的提高，资源使用税费征收都在提高，这是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历史必然。
而由于流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非煤因素的中间成本又造成了煤炭成本的扭曲。在这其中。煤炭的运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煤炭运输占了中国铁路运力的一半以上，在这其中，电煤运输又占据了煤炭运输的90％。在电煤运输的高峰期，铁路运力往往扼制煤炭供需的咽喉。
中国煤炭的供应格局，是北煤向中、东、南运，山西、内蒙、陕西作为产煤大省，三条铁路运输路线支撑着这一格局，分别是大秦铁路、神朔黄线、以及正在建设的集宁到曹妃甸线。
“除了大秦铁路经过扩能之后运力能够满足之外，中通道和南通道的运力都有问题。”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
电、煤双方的谈判，实际变成了“抢运力”，运力的供不应求，导致了铁路运价的高企，从山西大同至秦皇岛港，电煤的坑口价与港口价之间，翻了一倍。将“豆腐运成了猪肉价”。
“一是运价不合理；二是征收建设基金、点装费等费用，这都导致推高了煤炭终端价格。”王宏英说，“由于铁路的国有垄断，投融资体制迟迟不对其他资本放开，导致了铁路建设速度的缓慢，缺乏竞争使得铁路成了 运价制度的完全垄断者。”
与此同时，由于大型煤炭集团对运输环节的控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众多中小煤矿，被隔离在全国大市场之外，而大型煤炭集团则逐渐垄断国内电煤市场，并具备了定价权。以大同为例，除了同煤集团掌握的铁路发煤计划以外，山西省煤运集团大同分公司还垄断着当地所有的公路运输，其货源几乎全部来自当地中小煤矿。
山西省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认为自己对煤炭价格一直缺乏主导权，“原来中央管理的矿务局下放给山西省自己管理之后，电煤的谈判成了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谈判，发改委一干预，山西不得不听。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提倡煤炭开采‘有水快流’，导致小煤矿太多，资源浪费，竞争无序，价格混乱。”王宏英认为山西其实在这场煤争中实际是劣势地位。
为了加强对煤炭的主导权，在以往的电煤订货会上，山西省由政府出面，按区域和煤种进行联合、统一谈判、统一订货，严禁所谓的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现在山西又重新强化煤运集团的地位，“随着山西关闭重组小煤矿的推开，运销公司的地位有所加强。”蔡开东说。
2008年10月间，秦皇岛港大量煤炭压港，但在山西却出现无煤供应的现象，被认为是山西省有意的“限产保价”。但在王宏英看来，这不算地方垄断，只是煤企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做出的调整而已。而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煤企关停和重组是产业发展必须的，“黑龙江只有一家煤炭集团，河北、陕西只有两家，就不会出现价格混乱的问题。”
关键在政府是否放权市场
在谈判桌上，煤企指责电企以央企地位盛气凌人，而电企同样认为，煤炭行业也是依靠垄断主导价格控制权。争吵得激烈了，双方都将最终的矛头指向另一个更大的市场垄断巨头——电网。
煤电价格长期冲突的根源，在煤电双方普遍看来，是半市场化的改革后遗症，市场化的煤价，计划性的电价。煤价随行就市，但终端电价最终受国家控制，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之后，发电侧虽说“竞价上网”，但电网的市场垄断使这一切实际流于空谈。
为保持低电价，煤企叫疼，认为富了电企、穷了煤企。“煤炭行业60年，有20多年是全行业亏损，以低煤价补贴电企。”濮洪九说。这催逼国家放开煤价管制，“价格放开3年，找回补贴3年”——煤价市场化，但取消对国有煤炭企业的财政补贴。据统计，1985～2003年中央财政动用512亿多元资金补贴煤矿亏损。
终端电价的上调幅度低于电煤价格上涨的幅度，富了煤炭，却又穷了发电企业。于是年年吵，年年争。最后。发电企业也就屡屡向发改委求助价格干预，向国家财政申请亏损补贴。
最好的比较，是在焦煤领域，这一情况就没有出现过，1995年放开焦煤价格管制后，由于钢铁行业和化工行业的市场化，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顺畅，双方并没有出现冲突。
“要解决目前的煤炭价格机制的问题，就要破解两个垄断，一是铁路垄断，二是电网垄断。实行电网的输配分开、差别定价，竞价上网、直供电改革，理顺电价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钱平凡对记者说。
3年之前，钱平凡参与了国家和区域煤炭交易中心的建设，希望煤炭交易中心能通过市场信息的汇总，给交易双方提供价格谈判的依据，并推进煤炭的储备机制。但由于煤炭价格没有完全并轨，电力价格信号不明显，再加上运力的垄断，大大地影响了交易中心的运作效果。
“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就要触及更深更广层面的体制改革。”他认为价格争斗只是这些利益集团的表象，要拆解这些难题，只能靠打破垄断，完全市场化。
这是两个行业间的较量，持续了十多年，事关垄断国企，都有游说政府、左右政策的能力与实力，“不时直接打报告给国务院”，势均力敌。政府也在煤、电两个行业之间摇摆，政策妥协平衡之势明显。
2009年6月5日，在山东省政府的协调之下，五大国家电力公司与山东煤炭企业签订了2009年省内重点电煤供应合同。这距离2009年煤电冲突僵局的出现，已过去了半年。
煤电冲突，是个长久的问题。不过，这一次，作为能源价格的管理者——国家发改委一直沉默，迟迟没有出手。
“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向市场化更迈进一步的表现。”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秘书长梁敦仕对本刊记者说。
能源价格的改革之路，显得格外漫长。
“这是电企的一场炒作”
当五大电力央企和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代表的煤企坐在一张谈判桌上的时候，这样的谈判，在合同之内，又在合同之外。
1992年，煤炭统配时代结束，煤炭价格实现双轨制——非电煤价格随行就市，电煤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2002年，国家取消政府指导价，但同时对重点合同的煤价进行干预。在这一年的煤电双方订货会上，山西煤炭管理部门的与会代表因不满电企，甚至掀翻了谈判桌。
这一吵就没完没了。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47号文下达，规定电价调整后，电煤价格不分重点合同内外，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但这个半拉子的煤价改革实际一直拖延到了2007年，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将煤电双方的订货会改为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宣布发改委不再干预双方价格谈判。
这被称为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订货会”的结束，煤炭价格开始正式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然而，在2008年，由于煤炭价格的大涨，发改委还是两次出手干预，根据2005年煤电双方吵架的成果——煤电联动机制，进行了两次上网电价小幅提高。
时至今日，“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实际上是一个协调铁路运力的会，主要是签量。”梁敦仕说。为什么把价格问题扩大化?“那是电企故意做给国家发改委看的，把价格问题炒热，期望发改委重新出手干预，提高电价。”
然而，电力系统也有一肚子苦水，2008年，电企亏损得厉害。由于电煤价格占了发电成本的70％，2008年电煤价格上涨幅度超过50％，导致电力陷入全行业亏损，呼吁国家注资补贴的声音高涨。
“电价是最基础的能源价格，社会波及面太大，国家发改委把控最紧，由于2008年出于防控通货膨胀的考虑，电价上涨幅度明显滞后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好在电力企业历史底子厚，账面上做出来的亏损应该没有实际承受的压力那么重，电力行业福利好，工资高，尤其是电网企业，这是社会的共识，不能因为一时压力就持续哭叫给政府转移压力，电力企业自身在管理以及财务控制上的挖潜实力还是很大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目前煤电顶牛形态下，电力企业有夸大转移压力的嫌疑。
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五大发电企业声称与煤企的重点合同“一单未签”，但事实上，“这对整体的供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梁说，原因在于，“重点合同不签，现货可以买，现货也可以签一年合同。况且，五大电企并不是他们声称的一单未签。”
五大发电厂虽不直接与煤企签，但通过经销商等中介公司与煤企签，山西省煤炭局4月8日公布了2009年煤炭销售合同的最新进展情况——省内煤炭企业共签订煤炭销售合同总量54267万吨，其中包括五大电力集团下属电厂通过中介签订的2079万吨电煤购销合同。
“都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拿着现金来提货，有人会拒绝吗?”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政研室副主任蔡开东对记者说。最主要的是，“现在的现货价已经跟2008年初的合同价差不多了”。
这也是在此时机，五大电厂向外界透露已与山东煤企签订重点合同消息的原因所在。虽然按照合同，比2008年初上涨了4％。但由于去年煤炭行业的增值税从13％上涨到17％，4％的涨幅其实相当于没涨。
4％，也正是五大发电集团呼吁发改委干预时提出的涨幅建议，但至目前为止，国家发改委并未理会这一建议。
既是市场的价格，就会有涨也有跌。“这是市场化的进步。重点合同、区域定货、市场采购，三条腿走路，但最终都由交易双方去谈判，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各个地方的重点合同价都统一呢?”梁敦仕建议国家发改委继续坚持市场定煤价的既有政策。
垄断者之间的PK
虽然是涨了4％，但这相当于电企为煤炭企业支付了增值税的税单，这对电企而言，难言心甘情愿。
“这是垄断与相对垄断之间的较量。”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观察员李朝林对记者说。垄断地位本身或许并无过错，可忧的是滥用垄断地位。
虽然电力投资体制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五大电力巨头的全国市场占有量接近了50％，并仍在继续整合地方企业，这使得五大国家电力公司容易形成价格联盟。
而在煤炭行业，也有着“价格垄断”的嫌疑。虽然煤电问题一直被称为“市场煤、计划电”，但实际上在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上，目前并不完善，除了价格双轨制所留下的问题，还有煤炭行业自身的问题。
“一是煤炭价格不能完全反映煤炭成本，二是煤炭行业的集中度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并不讳言当下煤炭价格中的弊端。
由于煤炭属于一次性能源，长期以来，煤炭的勘查、安全、退出成本在价格中得不到体现，导致煤炭的低价。而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管理的提高，资源使用税费征收都在提高，这是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历史必然。
而由于流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非煤因素的中间成本又造成了煤炭成本的扭曲。在这其中。煤炭的运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煤炭运输占了中国铁路运力的一半以上，在这其中，电煤运输又占据了煤炭运输的90％。在电煤运输的高峰期，铁路运力往往扼制煤炭供需的咽喉。
中国煤炭的供应格局，是北煤向中、东、南运，山西、内蒙、陕西作为产煤大省，三条铁路运输路线支撑着这一格局，分别是大秦铁路、神朔黄线、以及正在建设的集宁到曹妃甸线。
“除了大秦铁路经过扩能之后运力能够满足之外，中通道和南通道的运力都有问题。”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
电、煤双方的谈判，实际变成了“抢运力”，运力的供不应求，导致了铁路运价的高企，从山西大同至秦皇岛港，电煤的坑口价与港口价之间，翻了一倍。将“豆腐运成了猪肉价”。
“一是运价不合理；二是征收建设基金、点装费等费用，这都导致推高了煤炭终端价格。”王宏英说，“由于铁路的国有垄断，投融资体制迟迟不对其他资本放开，导致了铁路建设速度的缓慢，缺乏竞争使得铁路成了 运价制度的完全垄断者。”
与此同时，由于大型煤炭集团对运输环节的控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众多中小煤矿，被隔离在全国大市场之外，而大型煤炭集团则逐渐垄断国内电煤市场，并具备了定价权。以大同为例，除了同煤集团掌握的铁路发煤计划以外，山西省煤运集团大同分公司还垄断着当地所有的公路运输，其货源几乎全部来自当地中小煤矿。
山西省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认为自己对煤炭价格一直缺乏主导权，“原来中央管理的矿务局下放给山西省自己管理之后，电煤的谈判成了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谈判，发改委一干预，山西不得不听。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提倡煤炭开采‘有水快流’，导致小煤矿太多，资源浪费，竞争无序，价格混乱。”王宏英认为山西其实在这场煤争中实际是劣势地位。
为了加强对煤炭的主导权，在以往的电煤订货会上，山西省由政府出面，按区域和煤种进行联合、统一谈判、统一订货，严禁所谓的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现在山西又重新强化煤运集团的地位，“随着山西关闭重组小煤矿的推开，运销公司的地位有所加强。”蔡开东说。
2008年10月间，秦皇岛港大量煤炭压港，但在山西却出现无煤供应的现象，被认为是山西省有意的“限产保价”。但在王宏英看来，这不算地方垄断，只是煤企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做出的调整而已。而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煤企关停和重组是产业发展必须的，“黑龙江只有一家煤炭集团，河北、陕西只有两家，就不会出现价格混乱的问题。”
关键在政府是否放权市场
在谈判桌上，煤企指责电企以央企地位盛气凌人，而电企同样认为，煤炭行业也是依靠垄断主导价格控制权。争吵得激烈了，双方都将最终的矛头指向另一个更大的市场垄断巨头——电网。
煤电价格长期冲突的根源，在煤电双方普遍看来，是半市场化的改革后遗症，市场化的煤价，计划性的电价。煤价随行就市，但终端电价最终受国家控制，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之后，发电侧虽说“竞价上网”，但电网的市场垄断使这一切实际流于空谈。
为保持低电价，煤企叫疼，认为富了电企、穷了煤企。“煤炭行业60年，有20多年是全行业亏损，以低煤价补贴电企。”濮洪九说。这催逼国家放开煤价管制，“价格放开3年，找回补贴3年”——煤价市场化，但取消对国有煤炭企业的财政补贴。据统计，1985～2003年中央财政动用512亿多元资金补贴煤矿亏损。
终端电价的上调幅度低于电煤价格上涨的幅度，富了煤炭，却又穷了发电企业。于是年年吵，年年争。最后。发电企业也就屡屡向发改委求助价格干预，向国家财政申请亏损补贴。
最好的比较，是在焦煤领域，这一情况就没有出现过，1995年放开焦煤价格管制后，由于钢铁行业和化工行业的市场化，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顺畅，双方并没有出现冲突。
“要解决目前的煤炭价格机制的问题，就要破解两个垄断，一是铁路垄断，二是电网垄断。实行电网的输配分开、差别定价，竞价上网、直供电改革，理顺电价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钱平凡对记者说。
3年之前，钱平凡参与了国家和区域煤炭交易中心的建设，希望煤炭交易中心能通过市场信息的汇总，给交易双方提供价格谈判的依据，并推进煤炭的储备机制。但由于煤炭价格没有完全并轨，电力价格信号不明显，再加上运力的垄断，大大地影响了交易中心的运作效果。
“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就要触及更深更广层面的体制改革。”他认为价格争斗只是这些利益集团的表象，要拆解这些难题，只能靠打破垄断，完全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