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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回忆儿时生活的作品，文章以孩童的口吻讲述童年趣事，使读者在感受到童心、童真、童趣的同时，也为那份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情所动容。也正因为这份童真与深情，《冬阳-童年-骆驼队》被选人人教版和西师大版等多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人教版教材为拓宽学生知识面，还在这篇课文后面附设“资料袋”，介绍作者林海音及其作品《城南旧事》等相关文学常识。在“资料袋”中，编者指出“这篇课文是小说《城南旧事》的序言”。
但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徐如松老师“注意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5篇小说之前有‘《城南旧事（代序）》’一篇”。据此，他反驳教材观点，认为“这就更加明确了《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后记’的性质了”。
其实，徐老师宣称“更加明确”的问题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明确，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5篇小说之前确实有《城南旧事（代序）》一篇，并且将《冬阳·童年·骆驼队》安排在全书的最后一篇，不仅如此，还用括号标注“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城南旧事》也作类似处理，将《冬阳·童年·骆驼队》编为全书最后一篇，并且用括号标注“《城南旧事》后记”。
如果我们仅凭这两个版本的编排方式就得出“《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小说《城南旧事》后记”的结论未免显得有些草率。因为本身上述两个版本就存在“后记”和“《城南旧事》后记”的文字差异，说明这“后记”并非作者所加，而是编者并不严谨的行为，其说服力是很有限的。
与此同时，在大陆出版的众多版本《城南旧事》中，还有一种与上述出版社截然相反的处理方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插图本《城南旧事》第一篇文章就是《冬阳·童年·骆驼队》，虽然没有明确标注“序言”字样，但是在目录中呈现时采用了与“后记”同样的形式，故意与目录中正文标题间隔一定距离，从形式上看，编者应该是将其认定为序言。在这之前的花城出版社1983年9月版《城南旧事》的第一篇文章是《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虽然副标题中有“后记”字样，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其完整表述——“《城南旧事》出版后记”，二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能断章取义，并且其位于全书的开篇，也不符合“后记”的编排习惯。同样处理的还有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版《城南旧事》。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林海音作为台湾作家，她的作品大多都是先在台湾发表、出版，而后传播到大陆。我们要明确《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到底是“前言”还是“后记”，不能仅仅看大陆出版的相关图书;而是要找到《城南旧事》在台湾最早的版本，最好是经过其本人审定的版本，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权威、可靠。
林海音《城南旧事》最早由台湾的光启出版社在1960年7月出版。该书的扉页标注有“小说丛刊之十二”。为便于讨论，现将该书目录照录如下：
城南旧事（代序）
惠安馆传奇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由目录我们可以知道，光启1960年版《城南旧事》并没有《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而是有一篇与书名同名的“代序”。实际上，《冬阳·童年·骆驼队》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比光启版《城南旧事》出版要晚，是在光启版《城南旧事》出版三个月后的10月。
1960年10月1日，或许是为了推广新书《城南旧事》，或许是为了表达未尽的感想，抑或是为了满足读者进一步了解《城南旧事》的愿望，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日报·副刊》上刊发了《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一文。这篇文章交代了《城南旧事》的写作缘起——“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冬阳·童年·骆驼队》确实是属于序跋一类的文章。
根据书籍出版和文章发表的先后关系，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出版后记”中“后记”的确切含义，即“出版以后的记述”，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后记”，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录在《城南旧事》的最初版本中。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冬阳-童年·骆驼队》后用括号标注“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城南旧事》在《冬阳·童年·骆驼队》后用括号标注“《城南旧事》后记”，应该是误会了这里“出版后记”的意思，径自将“出版”二字删掉，直接在括号中标注“后记”，这一行为是極不负责的。这样也导致前述徐如松老师产生错误的判断。
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收入《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的当是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城南旧事》。同样，将这本书的目录照录如下：
超越悲欢的童年
齐邦媛
《城南旧事》重排前言
冬阳童年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后记
这里的《后记》实际上是1960年光启版《城南旧事》中的《城南旧事（代序）》，而《冬阳·童年-骆驼队》删去了报纸初稿中的副标题“《城南旧事》出版后记”，并且放在《（城南旧事）重排前言》之后，采用与“重排前言”以及《后记》相同的装帧设计，说明作者是将其当作“序言”使用的，正因为如此，才特意将“出版后记”删掉，避免读者混淆。这是经作者审定的版本，当是最具说服力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的副标题中有“后记”字样，但是在经过作者审定的诸多版本中，这篇文章从没有被当作“后记”使用过。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冬阳-童年-骆驼队》n叫这篇文章并不是《城南旧事》的“后记”，而极有可能是全书的序言。之所以说极有可能，是因为从重排本目录装帧来看，这篇文章具有和“《城南旧事》重排前言”相同的设计，并且紧接在“《城南旧事》重排前言”之后，或许在“重排本”出现以前，这篇文章就承担着“序言”的使命。而光启出版社1960年版、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之间的两个版本的《城南旧事》，我们暂时无从得见，无法肯定地下这一结论。
顺带讲几句题外话。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南旧事》声誉日隆，经久不衰，先后获得“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等荣誉，更为重要的是被列为“课标”推荐读物，这本书便有了更为广阔的读者市场。于是，各路出版社纷纷上马，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版本版权不明，内容芜杂，夹带私货之流，不仅戕害辨别力有限的学生，连我们的老师也被蒙骗，前述徐老师便是受害者之一。希望我们的出版市场能加强自律，在“昌明教育，开启明智”之事业上，不可不慎之又慎。
但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徐如松老师“注意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5篇小说之前有‘《城南旧事（代序）》’一篇”。据此，他反驳教材观点，认为“这就更加明确了《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后记’的性质了”。
其实，徐老师宣称“更加明确”的问题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明确，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5篇小说之前确实有《城南旧事（代序）》一篇，并且将《冬阳·童年·骆驼队》安排在全书的最后一篇，不仅如此，还用括号标注“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城南旧事》也作类似处理，将《冬阳·童年·骆驼队》编为全书最后一篇，并且用括号标注“《城南旧事》后记”。
如果我们仅凭这两个版本的编排方式就得出“《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小说《城南旧事》后记”的结论未免显得有些草率。因为本身上述两个版本就存在“后记”和“《城南旧事》后记”的文字差异，说明这“后记”并非作者所加，而是编者并不严谨的行为，其说服力是很有限的。
与此同时，在大陆出版的众多版本《城南旧事》中，还有一种与上述出版社截然相反的处理方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插图本《城南旧事》第一篇文章就是《冬阳·童年·骆驼队》，虽然没有明确标注“序言”字样，但是在目录中呈现时采用了与“后记”同样的形式，故意与目录中正文标题间隔一定距离，从形式上看，编者应该是将其认定为序言。在这之前的花城出版社1983年9月版《城南旧事》的第一篇文章是《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虽然副标题中有“后记”字样，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其完整表述——“《城南旧事》出版后记”，二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能断章取义，并且其位于全书的开篇，也不符合“后记”的编排习惯。同样处理的还有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版《城南旧事》。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林海音作为台湾作家，她的作品大多都是先在台湾发表、出版，而后传播到大陆。我们要明确《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到底是“前言”还是“后记”，不能仅仅看大陆出版的相关图书;而是要找到《城南旧事》在台湾最早的版本，最好是经过其本人审定的版本，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权威、可靠。
林海音《城南旧事》最早由台湾的光启出版社在1960年7月出版。该书的扉页标注有“小说丛刊之十二”。为便于讨论，现将该书目录照录如下：
城南旧事（代序）
惠安馆传奇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由目录我们可以知道，光启1960年版《城南旧事》并没有《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而是有一篇与书名同名的“代序”。实际上，《冬阳·童年·骆驼队》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比光启版《城南旧事》出版要晚，是在光启版《城南旧事》出版三个月后的10月。
1960年10月1日，或许是为了推广新书《城南旧事》，或许是为了表达未尽的感想，抑或是为了满足读者进一步了解《城南旧事》的愿望，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日报·副刊》上刊发了《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一文。这篇文章交代了《城南旧事》的写作缘起——“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冬阳·童年·骆驼队》确实是属于序跋一类的文章。
根据书籍出版和文章发表的先后关系，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出版后记”中“后记”的确切含义，即“出版以后的记述”，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后记”，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录在《城南旧事》的最初版本中。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城南旧事》在《冬阳-童年·骆驼队》后用括号标注“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城南旧事》在《冬阳·童年·骆驼队》后用括号标注“《城南旧事》后记”，应该是误会了这里“出版后记”的意思，径自将“出版”二字删掉，直接在括号中标注“后记”，这一行为是極不负责的。这样也导致前述徐如松老师产生错误的判断。
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收入《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的当是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城南旧事》。同样，将这本书的目录照录如下：
超越悲欢的童年
齐邦媛
《城南旧事》重排前言
冬阳童年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后记
这里的《后记》实际上是1960年光启版《城南旧事》中的《城南旧事（代序）》，而《冬阳·童年-骆驼队》删去了报纸初稿中的副标题“《城南旧事》出版后记”，并且放在《（城南旧事）重排前言》之后，采用与“重排前言”以及《后记》相同的装帧设计，说明作者是将其当作“序言”使用的，正因为如此，才特意将“出版后记”删掉，避免读者混淆。这是经作者审定的版本，当是最具说服力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的副标题中有“后记”字样，但是在经过作者审定的诸多版本中，这篇文章从没有被当作“后记”使用过。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冬阳-童年-骆驼队》n叫这篇文章并不是《城南旧事》的“后记”，而极有可能是全书的序言。之所以说极有可能，是因为从重排本目录装帧来看，这篇文章具有和“《城南旧事》重排前言”相同的设计，并且紧接在“《城南旧事》重排前言”之后，或许在“重排本”出现以前，这篇文章就承担着“序言”的使命。而光启出版社1960年版、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之间的两个版本的《城南旧事》，我们暂时无从得见，无法肯定地下这一结论。
顺带讲几句题外话。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南旧事》声誉日隆，经久不衰，先后获得“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等荣誉，更为重要的是被列为“课标”推荐读物，这本书便有了更为广阔的读者市场。于是，各路出版社纷纷上马，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版本版权不明，内容芜杂，夹带私货之流，不仅戕害辨别力有限的学生，连我们的老师也被蒙骗，前述徐老师便是受害者之一。希望我们的出版市场能加强自律，在“昌明教育，开启明智”之事业上，不可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