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创作的千古名篇。词人借古抒怀，用雄奇的文字抒发了对古代英雄的缅怀，对周瑜功业早就的仰慕，对自己年岁将老、事业无成的感慨。对于词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中的“多情”一词，历来有不同理解。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对本句的注释为：神游故国，应笑我多愁善感，过早地长出了花白的头发。将“多情”解释为“多愁善感”。相较34岁就指挥赤壁之战的周瑜，此时的苏轼已经45岁了，不仅政治上没有大的建树，反而以戴罪之身远徙黄州，屈居团练副使之职，心生愁苦亦为人之常情。但本词的创作还存在具体的现实与历史的背景，即苏轼“乌台诗案”之前的从政经历与历史上周瑜在赤壁之战时的际遇，在这个大语境中，“多情”二字还有超出“多愁善感”更深长的意味。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曾先后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嘉祐二年，苏轼应礼部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崭露头角，深得欧阳修的赏识。他怀着一颗炽烈的报国之心踏入仕途，且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满怀经世之志的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中诸多于民不便的内容，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如熙宁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苏轼在奏议指出这将导致“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徒为纷乱”，提出仍可沿用舊制。任职地方时，苏轼依然坚持为政利民的原则，如在凤翔府签判任上，为岐下县修订法规，使输木之害减去一半。除直接对新法提出异议外，外放湖州时他还“又以事不便宜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利于国”，在诗文中对不合时宜的某些新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以苏轼在文坛上的名望，这些做法肯定会对变法的执行在舆论上造形成较大的阻力。于是变法派中舒亶、李定等人，开始从苏轼的诗文中摘取讽刺新法的文句，罗织了“诽谤新法”的罪名，将其下狱并欲置之死地，史称“乌台诗案”。于是事件的发展开始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由政见之争变成了司法诉讼。因为无论苏轼对新法持有何种不同意见，都属于政见分歧，不存在是否违法的问题。但在当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中，是非观念已被党派利益所绑架，当权者出于一党之私利，以“有罪”的眼光来对待苏轼。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神宗皇帝本人也改变了立场，不再信任苏轼。即使后来那些出面救援苏轼的人，所持的理由也多与苏轼的清白无关。如王安石劝神宗赦免苏轼的话：“安有圣世杀才士乎？”是把他当作一个才能出众的文人来看待的。在他看来，苏轼是有罪的，只不过杀掉他有损皇帝的名声罢了。
　　 苏轼一心为国，却以清白之身陷入党争被治罪，自然是委屈万分，于是借赤壁故地怀想史事以消胸中块垒。站在传说中的赤壁之战旧地，雄奇壮丽的景色激发了他对当年英雄往事的向往。在赤壁之战中涌现的“一时多少豪杰”中，作者为什么偏偏中意于周瑜呢？其实写周瑜年少即成就功业只是表象，苏轼真正仰慕的是周瑜与孙权那种契合无间的君臣关系。《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周瑜以才华出众曾先后受知于孙策和孙权兄弟二人。在曹操率军南下欲兼并江东时，周瑜力排众议，坚决抗曹，而赢得孙权的更大信任。孙权说：“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周瑜死后，孙权说过这样一句话：“孤念公瑾，岂有已乎？”所以孙权与周瑜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历史上少有的遇合，正是因为有孙权的绝对信任，周瑜才能在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成就不世之功业。
　　 而与孙权和周瑜的君臣遇合相比，苏轼满怀忠君报国之志，却不被皇帝和当权派所容，四处碰壁，甚至锒铛入狱，内心苦楚复杂难言。所以在赤壁这个古战场上，他才会神游故国，着力刻画周瑜这一人物形象来反衬自己，发出“多情应笑我”的嘲讽之语：落得如此下场，只怪你自作“多情”！在这里，“多情”既饱含自己一心为国，却屡遭打击的辛酸悲苦，又充满了对朝廷的失望与不满之情。
　　 [作者通联：湖北十堰市郧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