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淇打工者的跨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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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淇镇已经有23个越南媳妇,她们都有合法身份,在朋友和工友的介绍下,短则10天,长则3个月,迅速嫁给了去越南打工的临淇人,随后跟丈夫回到中国,在小镇里安心生活。他们的跨国婚姻没有专门的中介机构牵线搭桥,也没有赤裸裸的明码标价,却也都带着些“交易”的味道。
  去越南打工结婚
  临淇镇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南部,距离县城50公里左右,有大约10万人口,是林州市的几个大镇之一。镇子本身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最近却因为23名越南媳妇,几乎在一夜间声名鹊起,其实,故事早在6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林州出国打工的人很多,2007年,临淇镇上开始有人去越南打工,因为都是同乡,有个人去越南包工程,所以镇上一批一批就去了不少人。那人还在当地娶了个越南老婆带回家,是镇上的第一个,所以很多在老家没娶上媳妇、年纪又不小了的人也去越南打工,想找个越南媳妇。慢慢地就有不少越南女人嫁过来了。”林州市公安局民警马军说。
  村民张仲发说道,邓强就是去越南打工并且结婚的人之一。他当过兵,退伍回到临淇老家的时候已经二十六七岁了。“现在不好找媳妇啦,在我们这里,过了二十三四岁还没结婚的就很难再找到媳妇了,他家里条件还不是很好,别人家房子都是两层的新房子,他们家还是一层的老屋。现在结婚女方都要看家里条件的,要车要房,还要好几万元的彩礼,没个二三十万元下不来。”
  2009年,鄧强29岁,去了越南,工地上的越南当地人把自己的朋友梁氏姐妹介绍给他。邓强去了梁氏家里,一眼挑中了梁氏秋。梁氏秋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二,比邓强小十几岁,高挑清秀,对于她和邓强的结合,梁氏秋认为是“缘分”。“我当时在上‘高二’,姐姐的朋友说了这事,我们就答应见见,反正也没见过外国人,可以看看外国人长什么样,我们家在凉山,离中国的友谊关只有一小时车程。”
  “但是,我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其实不是很好。中国人来做生意,卖东西很便宜,但质量很差,买回去用两三天就坏了。还有人把越南人拐走卖掉,以前我们村里就有被拐卖到中国的,所以家里人也很小心。”梁氏秋说。见过梁氏秋后,邓强就常去找她,两人语言不通,他就经常带着工地上的翻译到她家,带她出去玩,给她买东西,也跟梁氏秋的爸妈表达了想跟她结婚的想法,梁的家人没有反对。
  虽然感情基础并不牢靠,梁氏秋还是在认识一两个月之后便退学跟邓强结了婚。在越南,很多男人不干活,天天喝酒打牌,还打老婆,用毒品的也很多,他比很多越南男人好,我愿意嫁给他。”梁氏秋说。她并不提及她的家庭从这场婚姻中收获了什么,而娶了越南媳妇的临淇男人也不太愿意提及自己付出的钱财,他们更愿意讲述自己的婚后生活。
  小镇生活
  跟邓强一样,刘卫华也是2009年去越南打工,不同的是,他娶的媳妇何氏欢比他还要大两岁,他也比邓强更快结婚。“我们认识10天就结婚了,我老婆对我很好。”刘卫华说。他36岁,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个12岁的女儿。离婚后,他有6年时间一个人在全国各地打工。2009年到越南后他托人介绍,闪婚,一年后,带着老婆回到临淇,再也没出国打工。
  “虽然我老婆已经来中国两三年了,但是别人跟她讲话她还是有些听不懂,我儿子去年刚出生。”看上去,两人相处得非常开心自然。
  刘卫华说,“她呀,人特别抠,跟我去买东西,就一句话,‘贵死了’,所以,我都很少带她去买东西,她舍不得花钱,都是我自己买回来给她。”何氏欢抱着孩子,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嗔怪他“少说几句吧。”刘卫华笑笑,拿起手绢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汗,又转身说道:“跟她过日子觉得很踏实,不会为一点小事就走掉了,我要好好对她。”
  按照刘卫华的说法,娶了越南媳妇基本上没怎么花钱,请了家里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吃饭,按照当地规矩给东西,像烤全猪什么的,给了1000万越南盾,合人民币不到3000块钱,与在临淇镇娶媳妇的二三十万元花费相比,几乎能忽略不计。
  何氏欢的父亲是村长,家里条件还不错,她高中毕业后去学了近一年的医护,回来给村里人打针开药,还帮村里人裁衣服挣钱。她从来没结过婚,跟梁氏秋一样,她也不喜欢越南男人。“我妹妹的老公对她非常不好,不干活,喝酒打人,还有毒瘾,如果不能嫁个好点的越南男人,是很可怜的。”何氏欢说。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我老公对我好,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我每天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不用出去干活,这边的生活条件比在越南好多了。他女儿还教我写字认字,教我用电脑。”
  遗憾的是离家太远。“有时候很想家,也没有朋友。”何氏欢说。她来中国后,只出了一次远门,就是跟丈夫去了趟北京。之后,除了要去安阳办理签证和居留手续,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村里,跟当地人也几乎没有交流。
  “镇上虽然有不少越南媳妇,但是在一个有10万人口的大镇,分散在不同的村里,平时并不容易见到,要聚在一起就更难了,有的跟着老公出去打工了,有的住得很远,比如梁氏秋,她在林州市卖茶叶,很少回来。”刘卫华说。
  越南媳妇的迷惘
  而虽然住在县城,梁氏秋的生活也没有多丰富,她的儿子快3岁了,去年11月份,他们一家一起从越南回到临淇,不再打算回越南打工。“我老公前段时间去云南打工了,我在家带孩子,也在我姐的茶叶店里帮忙。”梁氏秋说。她每天早晨7点多钟到茶叶店坐下,一直到晚上22点左右离开,一天的工作就是守在店里招呼客人,顺便做饭,看孩子。“有时候挺无聊的,也没有朋友,会想家。”她学会了上网,申请了QQ号,闲着的时候用手机上网,跟陌生网友聊聊天打发时间。
  她是23个越南媳妇里汉语说得最好的一个,有时还会给公安局的民警充当翻译。“我老公以前送我去越南的语言学校学汉语,学校晚上上课,晚上我老公要上班,我骑着摩托车自己过去,路有点远,晚上还有很多吸毒的人,我很害怕,再加上怀孕了,只学了四五天就不去了。”   “之后拿了书在家自学,看电视、听歌,翻字典,现在基本的听和说没问题,但是我只认识拼音,很多东西还是不会表达。”梁氏秋说。
  她学会了逛淘宝,看上了衣服鞋子会托姐姐的朋友帮她买下来,邓强给她钱和银行卡,她也会带着孩子去逛超市,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活动了。
  在越南的朋友偶尔会给她打电话聊天,她说有时候聊完了会有点后悔。“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在国内工作,我回去探亲经过学校的时候特别怀念,但是那时年纪小什么都不懂,现在懂了也没办法,有老公有孩子,只能这样子。”
  也有人主动去开拓交际圈,可这也仅仅局限在“越南媳妇”这个小圈子里。团氏红泰在中国住了两三年,今年丈夫又去了印度打工,公公、婆婆都去世了,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老家,有时候她会去林州城里的姑姑家住几天,有时候则会带着孩子去拜访别的越南朋友。
  跨国婚姻的难题
  实际上,离家远、孤单并不是远嫁中国的越南媳妇面临的唯一问题,现实比这要严峻得多。尽管在中国登记结婚,但是越南媳妇们没有中国身份,她们要每3个月去公安机关签证,才能合法地留在中国。
  居留权和中国身份的获得更是遥遥无期,按照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满5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才可以按照要求提出申请,但是临淇镇上已经符合条件的家庭依然没有。
  而對刘卫华一家来说,还有一件更迫切的事情等着他来解决。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10个月,户口还没办理下来,最开始,村里通知他交2000块钱办理入户,他交钱后,又告诉他,想给小孩上户口,他的越南老婆必须先去做绝育手术。
  他很坚决地拒绝了:“村里有什么权利让外国人去做绝育手术?这个说不过去,我不会同意的。”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帮儿子落下户口。“我儿子生病住院了四五天,花了一两千块钱了,没有户口也办不了医疗保险,也没办法带他回越南探亲,我们想着今年冬天带他回越南看看姥姥、姥爷的。”
  他还接到很多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有要采访的,有让我介绍越南媳妇的,山西的、内蒙古的都有,有人问我怎么去越南打工、怎么认识越南姑娘,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但是让我帮忙找越南媳妇的我都拒绝了,这个要花费时间、精力,我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万一是骗子或者拐卖人口的怎么办?不能害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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