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蔡聪还是湖北沙市的一个10岁少年。这一年他患上了青光眼，视力急转直下，跌至0.02。辗转全国各地的眼科医院，几次手术下来，由于视神经已经彻底损坏，医生给蔡聪的眼睛判了“死刑”。
　　好在老师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没有抛弃他，他们组成读书小组为他读书。他努力学习，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还想尽一切办法像普通少年那样生活。他掏钱买球，只为了和同学一起踢球，哪怕当个肉盾也好。他和朋友们溜冰、打台球、玩扑克、打电玩……视障人也可以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观念就已经埋在了蔡聪的心里。
　　高考前，他的视力又一次下降，这次连试卷都看不清了。他申请由工作人员读题来辅助他高考，却被教育考试院拒绝，理由是没有先例。无奈之下，他走进了接收盲人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盲人，也第一次被告知盲人未来的职业定位：按摩。蔡聪暗下决心，要尽力改变命运，改变盲人的人生轨迹。
　　蔡聪的大学生活过得异常精彩。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几个同学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还收过垃圾，摆过地摊，写过小说，尝试了很多身体健全的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毕业后蔡聪在网上看到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在招聘广播节目制作人。他记得这个公益机构——2010年，南昌百盛商场曾张贴“禁止轮椅乘坐者入内”的歧视性标识，当时“一加一”用一場行为艺术表达了抗议。
　　蔡聪发了封简历过去，成功进入“一加一”工作。他跟同事尝试做广播节目，认识了英国BBC的盲人主持，邀请他来中国培训他们，此后还得到了去上海报道特奥会等许多机会。2008年，“一加一”成为中国奥运会首家来自民间的残障人媒体，开通了自己的网络电台，奥组委还授权他们做了100集残障人广播宣传片。这一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蔡聪一直在义无反顾地为改变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奔走。滴滴收购Uber之后，新做的Uber中国版APP放弃了针对盲人开发的系统，给视障人出行带来不便，蔡聪组织残疾群体联名维权，发起“一星运动”，通过在评价区给差评倒逼系统改革，推动信息无障碍进程。华为、Oppo手机初入市场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蔡聪支持大家网络签名维权，还帮助大家修改倡议信件。事件在得到澎湃新闻等媒体关注后，最终顺利解决。
　　如今的蔡聪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有人文化CEO，哈佛大学法学院残障事业发展项目培训师，联合国残障平等意识培训引导师社区成员，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培训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目标培训师，非视觉摄影培训师。
　　常规解读：不要因为挫折放弃自己。
　　尼采说：“那些杀不死我的，让我变得更强大。”即使生活抛弃了我们，给予我们不可逆转的创伤，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蔡聪没有因为视障放弃学习，他甚至没有放弃像正常孩子一样玩耍。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什么都能干。最终，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核心观点：残障人士需要社会认知支持。
　　对于残障人士，让他们生活遇到困难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限制，更是社会物理环境的障碍，以及公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人作为一种社会化动物，所需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供给，更重要的是社会认知的支持。如果能在全社会普及这样一种认知：残障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是全部的标签。残障人士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换一种方式生活而已。这比宣扬“身残志坚”更能帮助他们。
　　选择的权利
　　自信、幽默、思维敏捷、表达流畅，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蔡聪冲破了重重阻力，才赢得了这样的人生。相比之下，有些国家盲人的就业情况就比较多元，律师、教师、程序员等都有人做，视障学生也会在普通学校上学。让我们把残障人士当做普通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有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从而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 / 李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