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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是一项内涵丰富深刻、外延广博开放的宏大理论命题和复杂实践过程，需要凝聚强劲的发展动力，需要不断深化思想认识与理论阐释，需要不断创新实践方案和行动路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年历程中不断坚持和推进自我革命，就在于始终保持对自我革命丰富内涵的参悟，生成和巩固对自我革命多维动力结构：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客观必要，凝聚和保持党的自我革命外在动力;提升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生成和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动力;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组织实施，培育和激活党的自我革命的行为动力。
【关键词】自我革命;党的建设;发展动力;思想自觉
【中图分类号】K201;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05-12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核心密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行动，衍生和演绎了一系列思想理念及实践方案，生成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基础与杰出能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实践行动是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自我革命，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我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参悟，并将这种理解和参悟转化为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发展动力，对深化党史学习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客观必要：百年自我革命的外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表现出了对自我革命的重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多次提到“监督”的必要性：“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就是自我控制和约束，自我控制和约束就有自我革命的意蕴。中共一大将自我革命的要求写入了党纲，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对自我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带有先天的本能性。所谓先天的本能性，就是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组织基础的政党的必然要求，是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是共产国际建党指导和苏俄建党经验在中共一大文件上的体现。从建党初期的理论水平与认知状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必要性理解还处于外在客观需要的维度上，是一种“知其然”的状态，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中共二大对于自我革命的参悟有所深化。中共二大文件写道：“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唯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有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自我革命的价值指向和行动目标有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也就是对为什么要开展自我革命、开展什么样的自我革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在中国政治形势极其复杂的“内乱”时期，很有必要依靠“铁”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行动，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才能实现行动的目标;纪律和集中的权威就是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具有服从精神，要服从中央的权威，就要约束和控制自己，就需要有自我革命精神。二是明确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就是外在严峻形势的自我清洁和淘汰。中共二大认为，自我革命的一项重要实践行动，就是执行淘汰和清理，对于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意志立场动摇者进行坚决的“洗刷”。“洗刷”和“淘汰”是具体的也是最为严格的自我革命行动。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外在必要性认识的深化，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參悟进度很快，已经结合中国革命形势需要和阶级结构特征来认识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中共二大所分析的客观形势要求下自我革命的必要性问题，在革命实践发展中迅速得到体现。在井冈山革命斗争过程中，根据地的复杂形势和多元阶级意识给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来了极大的妨碍甚至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实行党的自我革命的“洗刷”和“淘汰”行动，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洗党”。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性清理的整党行动，是中共二大所要求的“洗刷”和“淘汰”的落地，是客观形势压力下通过自我革命适应形势需要的具体实践。事实证明，“洗党”形式的自我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因为自我革命式的“洗党”将党内一些消极因素清理出去，更加有利于党的政策有效执行，减少在行动中的错误，“通过这次洗党，留下的党员劲头更大，能够很快完成任务，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被清洗了的党员，有的感到过去那样做得不对，对不起党，他们在平时也能为革命做点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从外在需要向内在自觉上前进了一大步，对自我革命的认识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延安时期中共对自我革命的参悟，是从回顾与研究党的历史开始的，在回顾和研究党史中总结自我革命的经验，认识自我革命的内在必然性。到达延安后不久的1937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之际，周恩来撰写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最早一篇高级别文章《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文章从总结经验，特别是修正错误的维度进行了叙述和评论，体现了明显的自我革命的理念。周恩来写道：“然而党终究是揭发了这些错误，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从错误中站了起来。凡是不肯承认错误，或甘心制造更多错误的人，我们是不容情的，将他们最后驱逐出党——我们曾经与无政府派分裂，我们曾经洗刷过谭平山等第三党分子，我们曾经开除托陈取消派，我们曾经与罗章龙□□□派分裂，我们曾洗刷过若干异己分子，我们曾驱逐过不少叛徒。中国共产党便从这样的锻炼中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党的16年历史进程中的自我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总结。党的16年历史进程中，自我革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思想上纠正自身的错误，敢于揭发自身的错误，敢于纠正思想错误;二是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坚决清洗党内各级组织中的异己分子和反党派别，将他们清除出党。正是因为从思想上、组织上的自我纠正和自我清洗，才得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并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和系统的自我革命实践，体现了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和实践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已经将自我革命的外在客观需要转移到自身的思想状态和组织结构的内在主观需要。客观环境需要中国共产党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但中共本身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问题，使其不能很好地应对客观环境的挑战。这就要求改善自身的结构，优化自身的功能，才能更好地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使党在斗争中强大起来。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一次自我整顿。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写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但是，当时党的队伍还不整齐，思想还不统一，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毛泽东认为，党内错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存在三种作风和三大主义：“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三大错误必须通过整党整风的方式来进行清除，存在的这三大错误是严重而且顽固的，所以整党整风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和坚决的手段进行坚决纠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重合，增強了革命的难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这场革命。自我革命的方法和路径就是以纠正错误为主要目标，以批评和团结的方式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和朋友：“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条件下自我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断提升，对自我革命必要性及其实践方式的把握有了新发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如何避免“历史周期率”、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会议认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段分析十分深刻而且精准，将高度重视自我革命、有效开展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呈现在全体党员面前，而且特别强调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转变：过去外部环境是武装镇压，今后的外部环境是利益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启了执政党条件下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自身建设中，十分注重自我革命，并对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解释逻辑进行了探索和建构，把握了客观形势和主观需要的双重逻辑及其新变化。客观形势对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影响会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这种影响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少数敌对阶级残余腐蚀和演变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有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出现，属于敌我矛盾范畴;另一种是内部的利益阶层和群体拉拢掌握管理权的领导干部，这属于内部矛盾范畴。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成之后，威胁和危害党的政治健康和社会形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党和政府之中的官僚主义，这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重视自我革命必要性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官僚主义是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导因：“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官僚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以就需要在精简机构上进行自我革命，下大力气撤销或合并一些机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党的自我革命？毛泽东认为还是要继承和发挥延安整风的有效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消除错误倾向、纠正错误行动的目的。“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威信与能力是十分有益的。但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的倾向和行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简单地将人民内部矛盾下的自我革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革命方式，结果造成党内团结统一局面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进程中的一种严重偏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就是从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整顿党员干部的作风开始的。邓小平在谈到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时尖锐指出：“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整党整风的自我革命方式来进行，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自身的形象，增强自身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才能应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反复告诫全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才能抵住腐败、抗住诱惑”。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忘记初心和使命，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这就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象与执政能力提出新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形象建设，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如何理解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理念，实施了党的自我革命新行动。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进入了内在自觉阶段。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自觉性要求非常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这种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提高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必要性的重要论述，标志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和实践的重大飞跃，对党的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认识由客观需要升华为主观自觉。这一升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我革命定义为一种政治本色，本色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和底色;二是党员干部遵守廉政准则，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自觉主动的。
二、思想自觉：百年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
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认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已复礼”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体现，但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将自我革命由必要变成可能。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无论是古代的王朝政权还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缺乏自我革命的可能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所派生出来的思想特质和精神品格，才使政党的自我革命由必要变成可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一种思想特征。共产党员只有在学习中加强自身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才能适应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自我学习与自我提升的思想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最初始可能性的基因，随着这种思想特征的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可能性认知与实践不断深化与自觉，最后从思想特征升华为内在精神品格，奠定了自我革命可能性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自我革命可能性的政党。在早期建党问题与社会运动的讨论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将工人的自我思想改造看成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也就是将自我革命看成是社会革命的前提，要搞社会革命必须先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既然把自我的思想改造作为一个前提性的工作来推进，自我革命当然就有了很强的可能性。“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只有在对党员和工人阶级改造与训练的前提下，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是其重要思想特征的最早参悟。中共二大将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确认下来：“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不仅仅是一种行动上遵守党纪的体现，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表征，服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就是共产党的党性思维，反之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坚持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原则才是正确的党性思维。
土地革命阶段，党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遇到的最大思想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而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小农阶级的自发散漫性，没有很好地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的自我革命精神。为了克服党内和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毛泽东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目的之一就是强化党在小农阶级中的自我革命精神。毛泽东在谈到党员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时，着重指出了享乐主义，认为这是小农意识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侵蚀与破坏的具体表现，具有很强的危害性，如果不从思想深处清除这种意识，必将影响党和红军的战斗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这种思想就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放任自身本能欲望的小农意识作祟。要反对享乐主义，加强自我革命精神，必须在改善党员和红军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注重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真正从思想上提高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从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原则约束享乐主义的低端本能。“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清理非无产阶级意识是体现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和重要行动的话，那么，延安整风则是自我革命由思想特征向精神品格转化的重要体现。因为思想上的不纯洁，所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原则体现得不突出，影响了党的形象与战斗力。在任务艰巨的抗日战争中，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净化和洗礼，从思想上确立和强化自我革命的意识，用自我革命的意识，同党员干部的错误意识和自由散漫行动作斗争。“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行动不是经过一次整风就能解决的，是必须时时刻刻地坚持“清洗”，像“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成为一种习惯和品質。 新中国成立后，自我革命的外在压力变小了，而人性本能中的非党性意识却面临滋生甚至膨胀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外在压力变小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我革命的张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思想认识上追求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张力，把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转化为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来源就是对一种高远精神目标的追求，对人性自私意识的批判和改造。正是基于这种理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的思想文化学习和改造十分重视。毛泽东认为，要在党员的灵魂深处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员干部甚至人民群众都培养成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的人，就必须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式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发展的党员没有经过斗争的洗礼和教育，他们的思想中存在不纯洁因素，更加需要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加以锤炼，以去除这些错误的思想。“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那就要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和行动，对错误行动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改正错误是共产党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把这种思想特征进一步发展为行为习惯。“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甚至提到工作的主要日程上，后来又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命题，就是要用思想文化上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和平时期的自我革命问题（然而，由于对“文化革命”特别是对“文化革命路径”认识的偏差，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自我革命习惯性地理解和操作为一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而进入了一个误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要求甚至新挑战：既要通过价值规律来推动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又要保持党在思想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防止出现享乐主义和腐败行为。所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思想改造和自我革命任务更为繁重。无论是老革命还是新党员，都面临着思想上自我革命的新任务。邓小平指出：“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这段论述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自我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对自我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对自身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自身的思想指导和行为习惯，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与繁重任务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关于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在从思想特征向精神品格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真正从思想特征升华为精神品格，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求，促使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进行新时代的参悟和实践。自我革命必须成为一种作风和习惯，不仅仅是思想特征，而是一项伴随党的自身建设的常规化内在精神需求，必须升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精神品格。这一要求是由两个方面的新时代要求决定的：
一是改革开放主体和对象的重合性决定的。改革是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是对原有利益藩篱的消解。这些利益藩篱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领导者和管理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是改革主体，是改革的推动者。改革对象是传统体制机制，这些传统体制机制由领导者和管理者制定。以改革主体身份对自身主导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就是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如果没有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就很难实施和完成改革。因此，必须在党的建设中培育养成自我革命精神品格。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是解决党风方面突出问题的需要决定的。中共十八大前夕，党风廉政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长期而坚决的自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长期而坚决的自我革命必须以一种精神品格为前提。“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统括起来就是成为一种精神品格。中共十九大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百年参悟和实践经验，最终将这种思想参悟和实践经验确认为党的精神品格，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的升华：“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三、组织监督：百年自我革命的实践动力
政党的自我革命不是一项个体孤立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行动，它必须以一种结构性整体状态和格局出现，是一种集体行动。只有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下，党的自我革命意识才能生成和强化，自我革命的实践行动才能实施和推进。所以，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从一开始就要以组织行为来推动。从中共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强调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一切行动，必须在党的组织监督下实施和开展，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都规定了组织监督问题。“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种组织监督是出于一种权威性的督促，以保证党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自我革命意识和行动的生成和强化。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和繁重，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而党员干部往往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自我革命的意识和行动还不能自动生成，需要组织加强监督和推动。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对个别党员不能很好约束自身、贪图享乐作风和腐化行动进行了警告和处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对党员贪污腐化问题进行监督和惩处的文件。“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了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面对不时出现的党内违反纪律和贪腐的现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监察机构，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自我革命。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精神，中央政治局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修改，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组织机构和职能权限进行详细论述。其中对设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导思想和必要性是这样叙述的：“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与权限赋予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职能权限的高位赋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组织约束程序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酷条件与环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必须以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有效执行。192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致莫斯科中国学生同志书中，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做出前所未有的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你们需更要锻炼自己之坚忍刻苦的精神，注意日常生活之军事化、纪律化，战胜生活上之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在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组织约束必须以严格的标准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发展和壮大根据地的力量。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对湘鄂西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经常不断的在工作中斗争中改造党的基础，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生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教训，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经常在工作过程中纠正同志不正确的倾向，引进积极的分子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在集中指导之下发展党内的讨论与自我批评，带教育性的执行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对自我革命精神的最好督促，铁的纪律执行本身就需要高度的自我革命精神，对铁的纪律的规定和执行，就是对自我革命的组织号召和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具体体现。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不仅体现在思想教育和觉悟提升，而且从组织监督与纪律约束上也有所明确。严格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配合思想教育和作风整顿，使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处于积极而主动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大大改善了党的形象，增强了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堅实的组织基础。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和行为，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严明组织纪律的方式来加以克服：“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集体组织，每个党员都是集体组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有机性，就是去掉党员个体行为中的自发性，强化服从党组织的集体性。党员必须对其个体自发性进行约束和改造，经过自我革命之后，才能成为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自我革命并不是一个自动或者本能的过程，需要组织约束。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中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已经上升到一个较为明确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严格控制和约束在党的纪律要求的范围内，防止作为经济社会生活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违犯党的宗旨，损害党的形象。这就需要加强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进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发展，从组织监督方面推进自我革命的力度不断加大。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强调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要性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该决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各级民主联合政府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我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事务已日益繁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保守国家的与党的机密，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地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特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特别是从政治关系即中共与民主党派、与群众方面考虑组织纪律性的认识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执政党承担着团结其他政治势力和人民群众共同管理与建设社会的任务，在与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团结合作过程中，必须严格规范和控制自我行动，以免伤害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感情。因为中共是执政党，手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和资源，很容易造成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局面，不利于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来防止这种局面出现，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自我约束，推进自我革命。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置规格很高，由朱德担任书记，体现了中共中央对这一机构的高度重视。在实际生活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制止了进入和接管城市之后出现的自我失范和享乐腐化现象，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和行动的连续性。1951年，中共华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了天津地委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批示，将案情通报给全党，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从纪律实施到行为惩治，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后来的复杂形势下，在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在组织监督控制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那就是过分强调对抗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忽略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员行动的制度建设，导致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员行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范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是市场经济和国际交往的复杂环境，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有了新的滋生土壤。如何克服和防止特权思想与行为，中国共产党从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高度进行了新的参悟与实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深刻指出制度建设在推进党员干部自我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和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执行还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导致党内特权思想和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蔓延，损害了党的形象甚至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中共十八大之后，在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狠抓思想教育的同时，将制度建设和纪律执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用制度和纪律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保障和推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纪律约束和组织监督发展到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的新阶段。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党的自我革命所面临的形势有了充分估计和研判。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就对党的自身建设形势进行了分析，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复杂形势：“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其次，将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作为遏止严重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用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习近平指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的最深刻认识和最系统阐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我革命既需要思想教育所激发的内在动力，更需要制度约束和推进的外在动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
最后，狠抓制度的落实和纪律的执行。中共十八大之前，党的自我革命方面的深刻教训就是制度落实和纪律执行失之于松，执纪不严给少数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國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制度落实和纪律执行高度重视，态度十分明确，措施十分严厉，将党的自我革命置于毫不妥协的格局之下。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制度建设在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长远规划，指明了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未来方向：“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百年历程的风雨淬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的价值导向，保持了对自我革命的高度重视。在革命、建设、改革和进入新时代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自我革命本质内涵的坚守，同时又赋予了自我革命的历史时代意蕴，特别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自我革命的行动路径，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性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保持着领导社会发展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力。正是自我革命前提下的“三个保持”，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开辟了世界政党发展史上全新模式与道路，展示了自我革命对政党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者系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键词】自我革命;党的建设;发展动力;思想自觉
【中图分类号】K201;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05-12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核心密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行动，衍生和演绎了一系列思想理念及实践方案，生成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基础与杰出能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实践行动是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自我革命，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我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参悟，并将这种理解和参悟转化为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发展动力，对深化党史学习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客观必要：百年自我革命的外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表现出了对自我革命的重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多次提到“监督”的必要性：“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就是自我控制和约束，自我控制和约束就有自我革命的意蕴。中共一大将自我革命的要求写入了党纲，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对自我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带有先天的本能性。所谓先天的本能性，就是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组织基础的政党的必然要求，是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是共产国际建党指导和苏俄建党经验在中共一大文件上的体现。从建党初期的理论水平与认知状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必要性理解还处于外在客观需要的维度上，是一种“知其然”的状态，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中共二大对于自我革命的参悟有所深化。中共二大文件写道：“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唯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有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自我革命的价值指向和行动目标有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也就是对为什么要开展自我革命、开展什么样的自我革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在中国政治形势极其复杂的“内乱”时期，很有必要依靠“铁”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行动，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才能实现行动的目标;纪律和集中的权威就是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具有服从精神，要服从中央的权威，就要约束和控制自己，就需要有自我革命精神。二是明确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就是外在严峻形势的自我清洁和淘汰。中共二大认为，自我革命的一项重要实践行动，就是执行淘汰和清理，对于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意志立场动摇者进行坚决的“洗刷”。“洗刷”和“淘汰”是具体的也是最为严格的自我革命行动。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外在必要性认识的深化，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參悟进度很快，已经结合中国革命形势需要和阶级结构特征来认识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中共二大所分析的客观形势要求下自我革命的必要性问题，在革命实践发展中迅速得到体现。在井冈山革命斗争过程中，根据地的复杂形势和多元阶级意识给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来了极大的妨碍甚至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实行党的自我革命的“洗刷”和“淘汰”行动，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洗党”。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性清理的整党行动，是中共二大所要求的“洗刷”和“淘汰”的落地，是客观形势压力下通过自我革命适应形势需要的具体实践。事实证明，“洗党”形式的自我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因为自我革命式的“洗党”将党内一些消极因素清理出去，更加有利于党的政策有效执行，减少在行动中的错误，“通过这次洗党，留下的党员劲头更大，能够很快完成任务，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被清洗了的党员，有的感到过去那样做得不对，对不起党，他们在平时也能为革命做点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从外在需要向内在自觉上前进了一大步，对自我革命的认识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延安时期中共对自我革命的参悟，是从回顾与研究党的历史开始的，在回顾和研究党史中总结自我革命的经验，认识自我革命的内在必然性。到达延安后不久的1937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之际，周恩来撰写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最早一篇高级别文章《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文章从总结经验，特别是修正错误的维度进行了叙述和评论，体现了明显的自我革命的理念。周恩来写道：“然而党终究是揭发了这些错误，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从错误中站了起来。凡是不肯承认错误，或甘心制造更多错误的人，我们是不容情的，将他们最后驱逐出党——我们曾经与无政府派分裂，我们曾经洗刷过谭平山等第三党分子，我们曾经开除托陈取消派，我们曾经与罗章龙□□□派分裂，我们曾洗刷过若干异己分子，我们曾驱逐过不少叛徒。中国共产党便从这样的锻炼中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党的16年历史进程中的自我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总结。党的16年历史进程中，自我革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思想上纠正自身的错误，敢于揭发自身的错误，敢于纠正思想错误;二是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坚决清洗党内各级组织中的异己分子和反党派别，将他们清除出党。正是因为从思想上、组织上的自我纠正和自我清洗，才得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并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和系统的自我革命实践，体现了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和实践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已经将自我革命的外在客观需要转移到自身的思想状态和组织结构的内在主观需要。客观环境需要中国共产党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但中共本身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问题，使其不能很好地应对客观环境的挑战。这就要求改善自身的结构，优化自身的功能，才能更好地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使党在斗争中强大起来。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一次自我整顿。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写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但是，当时党的队伍还不整齐，思想还不统一，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毛泽东认为，党内错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存在三种作风和三大主义：“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三大错误必须通过整党整风的方式来进行清除，存在的这三大错误是严重而且顽固的，所以整党整风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和坚决的手段进行坚决纠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重合，增強了革命的难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这场革命。自我革命的方法和路径就是以纠正错误为主要目标，以批评和团结的方式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和朋友：“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条件下自我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断提升，对自我革命必要性及其实践方式的把握有了新发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如何避免“历史周期率”、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会议认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段分析十分深刻而且精准，将高度重视自我革命、有效开展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呈现在全体党员面前，而且特别强调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转变：过去外部环境是武装镇压，今后的外部环境是利益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启了执政党条件下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自身建设中，十分注重自我革命，并对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解释逻辑进行了探索和建构，把握了客观形势和主观需要的双重逻辑及其新变化。客观形势对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影响会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这种影响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少数敌对阶级残余腐蚀和演变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有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出现，属于敌我矛盾范畴;另一种是内部的利益阶层和群体拉拢掌握管理权的领导干部，这属于内部矛盾范畴。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成之后，威胁和危害党的政治健康和社会形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党和政府之中的官僚主义，这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重视自我革命必要性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官僚主义是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导因：“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官僚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以就需要在精简机构上进行自我革命，下大力气撤销或合并一些机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党的自我革命？毛泽东认为还是要继承和发挥延安整风的有效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消除错误倾向、纠正错误行动的目的。“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威信与能力是十分有益的。但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的倾向和行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简单地将人民内部矛盾下的自我革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革命方式，结果造成党内团结统一局面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进程中的一种严重偏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就是从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整顿党员干部的作风开始的。邓小平在谈到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时尖锐指出：“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整党整风的自我革命方式来进行，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自身的形象，增强自身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才能应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反复告诫全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才能抵住腐败、抗住诱惑”。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忘记初心和使命，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这就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象与执政能力提出新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形象建设，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如何理解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理念，实施了党的自我革命新行动。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进入了内在自觉阶段。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自觉性要求非常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这种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提高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必要性的重要论述，标志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和实践的重大飞跃，对党的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认识由客观需要升华为主观自觉。这一升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我革命定义为一种政治本色，本色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和底色;二是党员干部遵守廉政准则，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自觉主动的。
二、思想自觉：百年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
自我革命必要性的认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已复礼”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体现，但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将自我革命由必要变成可能。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无论是古代的王朝政权还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缺乏自我革命的可能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所派生出来的思想特质和精神品格，才使政党的自我革命由必要变成可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一种思想特征。共产党员只有在学习中加强自身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才能适应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自我学习与自我提升的思想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最初始可能性的基因，随着这种思想特征的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可能性认知与实践不断深化与自觉，最后从思想特征升华为内在精神品格，奠定了自我革命可能性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自我革命可能性的政党。在早期建党问题与社会运动的讨论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将工人的自我思想改造看成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也就是将自我革命看成是社会革命的前提，要搞社会革命必须先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既然把自我的思想改造作为一个前提性的工作来推进，自我革命当然就有了很强的可能性。“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只有在对党员和工人阶级改造与训练的前提下，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是其重要思想特征的最早参悟。中共二大将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确认下来：“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不仅仅是一种行动上遵守党纪的体现，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表征，服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就是共产党的党性思维，反之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坚持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原则才是正确的党性思维。
土地革命阶段，党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遇到的最大思想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而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小农阶级的自发散漫性，没有很好地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的自我革命精神。为了克服党内和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毛泽东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目的之一就是强化党在小农阶级中的自我革命精神。毛泽东在谈到党员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时，着重指出了享乐主义，认为这是小农意识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侵蚀与破坏的具体表现，具有很强的危害性，如果不从思想深处清除这种意识，必将影响党和红军的战斗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这种思想就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放任自身本能欲望的小农意识作祟。要反对享乐主义，加强自我革命精神，必须在改善党员和红军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注重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真正从思想上提高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从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原则约束享乐主义的低端本能。“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清理非无产阶级意识是体现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和重要行动的话，那么，延安整风则是自我革命由思想特征向精神品格转化的重要体现。因为思想上的不纯洁，所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原则体现得不突出，影响了党的形象与战斗力。在任务艰巨的抗日战争中，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净化和洗礼，从思想上确立和强化自我革命的意识，用自我革命的意识，同党员干部的错误意识和自由散漫行动作斗争。“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行动不是经过一次整风就能解决的，是必须时时刻刻地坚持“清洗”，像“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成为一种习惯和品質。 新中国成立后，自我革命的外在压力变小了，而人性本能中的非党性意识却面临滋生甚至膨胀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外在压力变小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我革命的张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思想认识上追求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张力，把自我革命的思想特征转化为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来源就是对一种高远精神目标的追求，对人性自私意识的批判和改造。正是基于这种理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的思想文化学习和改造十分重视。毛泽东认为，要在党员的灵魂深处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员干部甚至人民群众都培养成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的人，就必须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式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发展的党员没有经过斗争的洗礼和教育，他们的思想中存在不纯洁因素，更加需要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加以锤炼，以去除这些错误的思想。“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那就要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和行动，对错误行动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改正错误是共产党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把这种思想特征进一步发展为行为习惯。“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甚至提到工作的主要日程上，后来又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命题，就是要用思想文化上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和平时期的自我革命问题（然而，由于对“文化革命”特别是对“文化革命路径”认识的偏差，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自我革命习惯性地理解和操作为一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而进入了一个误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要求甚至新挑战：既要通过价值规律来推动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又要保持党在思想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防止出现享乐主义和腐败行为。所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思想改造和自我革命任务更为繁重。无论是老革命还是新党员，都面临着思想上自我革命的新任务。邓小平指出：“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这段论述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自我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对自我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对自身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自身的思想指导和行为习惯，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与繁重任务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关于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在从思想特征向精神品格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真正从思想特征升华为精神品格，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求，促使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进行新时代的参悟和实践。自我革命必须成为一种作风和习惯，不仅仅是思想特征，而是一项伴随党的自身建设的常规化内在精神需求，必须升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精神品格。这一要求是由两个方面的新时代要求决定的：
一是改革开放主体和对象的重合性决定的。改革是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是对原有利益藩篱的消解。这些利益藩篱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领导者和管理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是改革主体，是改革的推动者。改革对象是传统体制机制，这些传统体制机制由领导者和管理者制定。以改革主体身份对自身主导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就是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如果没有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就很难实施和完成改革。因此，必须在党的建设中培育养成自我革命精神品格。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是解决党风方面突出问题的需要决定的。中共十八大前夕，党风廉政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长期而坚决的自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长期而坚决的自我革命必须以一种精神品格为前提。“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统括起来就是成为一种精神品格。中共十九大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百年参悟和实践经验，最终将这种思想参悟和实践经验确认为党的精神品格，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的升华：“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三、组织监督：百年自我革命的实践动力
政党的自我革命不是一项个体孤立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行动，它必须以一种结构性整体状态和格局出现，是一种集体行动。只有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下，党的自我革命意识才能生成和强化，自我革命的实践行动才能实施和推进。所以，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从一开始就要以组织行为来推动。从中共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强调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一切行动，必须在党的组织监督下实施和开展，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都规定了组织监督问题。“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种组织监督是出于一种权威性的督促，以保证党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自我革命意识和行动的生成和强化。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和繁重，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而党员干部往往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自我革命的意识和行动还不能自动生成，需要组织加强监督和推动。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对个别党员不能很好约束自身、贪图享乐作风和腐化行动进行了警告和处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对党员贪污腐化问题进行监督和惩处的文件。“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为了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面对不时出现的党内违反纪律和贪腐的现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监察机构，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自我革命。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精神，中央政治局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修改，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组织机构和职能权限进行详细论述。其中对设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导思想和必要性是这样叙述的：“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与权限赋予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职能权限的高位赋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组织约束程序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酷条件与环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必须以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有效执行。192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致莫斯科中国学生同志书中，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做出前所未有的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你们需更要锻炼自己之坚忍刻苦的精神，注意日常生活之军事化、纪律化，战胜生活上之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在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组织约束必须以严格的标准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发展和壮大根据地的力量。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对湘鄂西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经常不断的在工作中斗争中改造党的基础，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生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教训，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经常在工作过程中纠正同志不正确的倾向，引进积极的分子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在集中指导之下发展党内的讨论与自我批评，带教育性的执行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对自我革命精神的最好督促，铁的纪律执行本身就需要高度的自我革命精神，对铁的纪律的规定和执行，就是对自我革命的组织号召和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参悟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具体体现。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不仅体现在思想教育和觉悟提升，而且从组织监督与纪律约束上也有所明确。严格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配合思想教育和作风整顿，使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处于积极而主动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大大改善了党的形象，增强了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堅实的组织基础。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和行为，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严明组织纪律的方式来加以克服：“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集体组织，每个党员都是集体组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有机性，就是去掉党员个体行为中的自发性，强化服从党组织的集体性。党员必须对其个体自发性进行约束和改造，经过自我革命之后，才能成为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自我革命并不是一个自动或者本能的过程，需要组织约束。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中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已经上升到一个较为明确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严格控制和约束在党的纪律要求的范围内，防止作为经济社会生活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违犯党的宗旨，损害党的形象。这就需要加强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进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发展，从组织监督方面推进自我革命的力度不断加大。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强调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要性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该决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各级民主联合政府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我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事务已日益繁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保守国家的与党的机密，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地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特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特别是从政治关系即中共与民主党派、与群众方面考虑组织纪律性的认识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执政党承担着团结其他政治势力和人民群众共同管理与建设社会的任务，在与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团结合作过程中，必须严格规范和控制自我行动，以免伤害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感情。因为中共是执政党，手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和资源，很容易造成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局面，不利于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来防止这种局面出现，督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自我约束，推进自我革命。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置规格很高，由朱德担任书记，体现了中共中央对这一机构的高度重视。在实际生活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制止了进入和接管城市之后出现的自我失范和享乐腐化现象，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和行动的连续性。1951年，中共华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了天津地委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批示，将案情通报给全党，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从纪律实施到行为惩治，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参悟与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后来的复杂形势下，在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参悟和实践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在组织监督控制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那就是过分强调对抗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忽略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员行动的制度建设，导致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员行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范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组织监督和纪律约束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是市场经济和国际交往的复杂环境，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有了新的滋生土壤。如何克服和防止特权思想与行为，中国共产党从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高度进行了新的参悟与实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深刻指出制度建设在推进党员干部自我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和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执行还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导致党内特权思想和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蔓延，损害了党的形象甚至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中共十八大之后，在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狠抓思想教育的同时，将制度建设和纪律执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用制度和纪律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保障和推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纪律约束和组织监督发展到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的新阶段。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党的自我革命所面临的形势有了充分估计和研判。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就对党的自身建设形势进行了分析，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复杂形势：“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其次，将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作为遏止严重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用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习近平指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的最深刻认识和最系统阐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我革命既需要思想教育所激发的内在动力，更需要制度约束和推进的外在动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
最后，狠抓制度的落实和纪律的执行。中共十八大之前，党的自我革命方面的深刻教训就是制度落实和纪律执行失之于松，执纪不严给少数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國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制度落实和纪律执行高度重视，态度十分明确，措施十分严厉，将党的自我革命置于毫不妥协的格局之下。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制度建设在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长远规划，指明了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未来方向：“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百年历程的风雨淬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的价值导向，保持了对自我革命的高度重视。在革命、建设、改革和进入新时代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自我革命本质内涵的坚守，同时又赋予了自我革命的历史时代意蕴，特别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自我革命的行动路径，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性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保持着领导社会发展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力。正是自我革命前提下的“三个保持”，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开辟了世界政党发展史上全新模式与道路，展示了自我革命对政党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者系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