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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雄南方
明万历年间有书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即徽州，山右即山西；意思是说，最富有的当属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
清朝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是乾隆时代，当时国库存银高达7000多万两，乾隆皇帝却感叹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他所说的“商”就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主要依靠茶和盐的垄断性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传统商帮之一。
徽商，指的是出自徽州的商人集团。徽州地处“吴头楚尾”，这里山高林密，人口稀少，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晋末、唐末和宋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中原战乱，先后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北方难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迁入徽州，这里才开始繁荣起来。据说徽州的名称来自宋徽宗。
中國古代有四民之分，农本商末，但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统治，而非为了人民生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四个基本行业：有农业，才有饭吃；有虞业（采集业，包括打猎、伐木、捕鱼、采矿等），才能够把重要自然资源开发出来；有工业，才能把各种原料加工成为用具；有商业，才能够把各种货物流通天下。明代王阳明同样主张四民并列，“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人经商，也离不开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最早是向外贩运石材和木材，尤其是南宋初期，首都迁到杭州，城市营建，需要大量的建材；徽州人占有地利之便，从徽州沿新安江下行，就进入浙东富春江，再往下就是钱塘江，最后到达杭州。虽然有崇山峻岭，但水路极其便捷，一路顺风顺水，运输成本很低。
徽州地形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为了多一些土地，人们不得不在山上开垦梯田；但山势陡峭，即使十数级梯田，加起来也不够一亩。这种石头缝里求生存的农耕，条件非常艰辛，远非平原地区的人们所能想象。
穷则思变，徽州人不得不另寻出路。用顾炎武的话说，“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人地矛盾的压力之下，经商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据说在徽州成人男子中，有超过七成的人以经商为生。徽商因此而闻名天下。
“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按照徽州当地的风俗，一般男孩子从十几岁就要跟着长辈外出，从伙计开始，学着做生意。如果学徒期未满就回家，或者生意蚀本，空手而归，都会被家乡人看不起。所以，从一开始，徽州人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意志，他们背井离乡，一年到头四处奔波，为了生意，兢兢业业，不遗余力，不成功便成仁。
徽州人“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由于对经商的执念，有时候他们数年才能回家小住一次，大多数人都要等到年老体衰，才回家养老，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黑发出门白发归。一首新安竹枝词写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无徽不当
在徽州人看来，“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保留至今的徽州黟县西递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里就有一副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徽商经营的主要商品，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徽州有丰富的茶叶和木（竹）材资源。特别是明清时期，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必需品，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出口到全世界的重要商品，徽州商人因此迅速壮大，商业网络甚至延伸到国外。与茶叶类似，盐也是徽商得以纵横天下的核心商品，徽商因茶盐而起。
明朝初年，以“开中法”解决军需，“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一批徽州商人成为盐商。弘治时期，开中制改折色制，两淮和江浙地区成为盐业贸易的中心，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逐渐取代山陕商人，执中国盐业之牛耳。
因为盐业属于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支柱，实行官督商销的垄断政策，徽州商人依靠官商身份，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时期，就不乏百万级的富商。入清之后，徽州盐商的资本更是发展到了千万级别。徽商汪福光手下仅运盐船就上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之半。
徽商与扬州密不可分，与其说扬州因盐而兴，不如说是因徽商而兴。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年间，两淮盐商均以徽商为主体。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的著名徽商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共81人。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掌握着超过四千万两银子的资本，真正是富可敌国。有人甚至这样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
典当业作为古代中国的民间银行机构，在传统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徽商在典当业实力非凡，乃至有“无徽不当”之说。不像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经营当铺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徽州休宁人便长于此道。
除了茶、盐、木、典，徽州商人在粮食、棉布、丝绸、土漆等方面也极其活跃，特别是笔墨纸砚——即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人几乎拥有“文房四宝”的垄断性地位。在餐饮、旅店、药材、杂货、出版、渔业等方面，也不乏徽商的身影。
分家不分店
清代有一部笔记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徽州商人靠一文钱起家的故事——
两位安徽商人到苏州经商，遇到灾祸，沦落为乞丐。晚上二人栖身在破旧的古庙，甲唉声叹气，感叹如今一文不名；乙从身上摸出一文钱，说还有一文钱呢。二人破涕为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这一文钱买了一些面粉，调成浆糊，然后用捡来的鸡鸭羽毛、破纸竹片，做了许多玩具，在集市上卖给妇人小孩，结果赚了几千文。就这样做了两年玩具生意，竟也积攒起一笔不小的资产，他们便在苏州城开了一家大商铺，名字就叫“一文钱”。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生意，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特别是盐和茶，更是如此。在清代两淮盐场，经销一纲盐，往往需要两千多万两本银。如果经营茶叶，就要在茶叶采摘之前先付茶农定金，缴付税款，再加上茶叶的采摘、加工、包装和长途运输，没有巨额资金根本不行。
徽商的这些资本金，一般都是来自宗族范围内的借贷。因为借贷发生在同乡同族内部，所以一般利息较低，甚至无息，这使得徽商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从而发家致富。
作为传统商帮，徽商有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山陕商人建设了大量的会馆，供奉着关公；徽商也修建了许多会馆，供奉的是朱熹。徽商完全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一个非常牢固和信任的商业共同体，在组织内部休戚与共，齐心合力，形成极强的竞争力。
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谈起古代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分家传统。西方一般由长子继承家产，中国则由多子平分，这导致财富分散化，难以形成大的资本。实际上，徽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中，常常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保证了资本的完整性。如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十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
徽州人通常是“分家不分店”，非商业性的一般田产和房屋可以分，但店铺与公田不能分，这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分散，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每个人名下的资本以股份形式投入经营，资本拥有者以投资者身份获得相应股份和分红，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还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人还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作为“附本”投入，在获得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扩大了经营资金的来源。
无徽不成镇
徽州人大多是南迁的中原士族后代，在长期的战乱和迁移中，宗族文化得到了强化，再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商非常注重宗族传统和儒家文化。
徽州人一般都聚族而居，经商也是一种全族行为，因此商业组织往往是家族性的，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长，构成一个牢固严密的商业团体。对徽商来说，他们不仅修建会馆，更喜欢修建宗族祠堂，将族谱和祭祖看得特别重。
徽商一生漂泊，就是为了一朝发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对徽商来说，宗族是其生存的根本，不仅资金和人才来自宗族，而且其管理和文化也完全来自宗法传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宗族文化，就不可能有徽商。
徽商注重儒家教育，贾而好儒，“贾者力生，儒者力学”。经商是为了生存，尊儒才能上进，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州的教育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家族重视，商人资助，延请名师，建设各种学堂试馆，从而人才辈出，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说。明清时，徽州五县就出了2018名进士。
古代中国是“学而优则仕”，“官（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有这些徽州子弟担任高官，徽商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话语权，他们的商业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徽商对“官”与“商”的结合紧密，他们的行为作风，因此基本摆脱了底层农民的色彩，体现出精英化的士大夫情结；用戴震的话说，就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徽商而言，儒教伦理与商业主义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
由仕而商，多少也是出于不得已。從明到清，中国人口增加几倍，但入仕名额并未增加，科举竞争极其激烈，中举者不到1%，大批落榜秀才只能走上经商之路。经商需要记账立约，读书人从商比较容易。《丰南志》记载，明末就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之说。
徽商与他们的祖先一样，以经商的方式继续着移民生活；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而散落各地，但仍保留着宗族这个牢固的纽带。徽州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因商业而繁荣起来，因此便有了“无徽不成镇”之说。
后来的徽商
尊儒传统，使得徽商作为民间商帮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教导子弟熟读经书，不是进入仕途为官，便是下海为儒商。因为这种“师出同门”的机缘，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支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
有清一代，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因为盐业专卖制度，徽商与官府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使这种关系更加可靠，徽商非常鼓励天资聪颖的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这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让孩子优先学做生意。
小生意固然可以不需要官府背景，但大生意如果没有官府支持，根本不可思议。对资产巨大的徽商来说，最保险的办法莫如让自己的子弟当官作后盾。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陕西、山西、徽州籍科举职官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而徽州多达286人，占71%，远超山陕商人。清中后期的政局中，出身徽商的官吏群体已经崭露头角。如出身盐商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都曾担任军机大臣，并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乾隆时，盐税每引只有12两，之后就变本加厉，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最后的食盐者。盐价高涨，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成到四成。官盐吃不起，私盐日渐泛滥，徽商处境日益艰难。
江春的遭遇堪称徽商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江春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江春一方面通过盐业特权获得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因为报效捐输和无度挥霍而千金散尽，最后竟陷入了“贫无私蓄”的困境。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经富可敌国、官至一品的江春贫病而死，身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江振鸿几乎沦为乞丐。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这对徽商构成致命打击。 晚清时期，天灾人祸频发，长时间的兵灾劫难，对徽商的打击沉重和致命。清军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地区展开拉锯战，十村九毁，十室九空。战争过后，在洋商和洋货的冲击下，徽州茶叶、生丝和棉布贸易也一落千丈。同时，清政府对典当业进一步提高税率并预征典税，再加上现代银行业的兴起，颇受徽商倚重的典当和钱庄也遭受重创。
徽商的遗产
因为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徽商将大量的资金用来修建会馆、义庄、祠堂和祖坟，置买族田，此外还要修订家谱，开办义学、试馆和藏书楼等。从好处说，这种观念有慈善和反哺乡梓的一面；从坏处说，过度的挥霍和乐善好施也减少资本，损害了“扩大再生产”。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遗产仍处处可见，如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江南园林，如被称为“国粹”的京剧。
徽商赋予徽派建筑以富贵而高雅的独特气质。行走在古老的徽州，但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想象，当年就是这样一片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的地方，孕育了徽州商人。
徽州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居住文化，特别是徽州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尤为传神。每一处楼阁、门坊、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都精雕细刻；主题多样，含义隽永，或神话传说，或名人典故，或奇珍异兽，或风景山水，或市井百态，或田园牧歌。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不仅感慨所谓“诗意的栖居”。
汤显祖曾说过：“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點睛之笔，不仅造型精美，更融合了古人的智慧。传统民居多是木质结构，村落聚居，最怕失火；在遭遇火灾时，马头墙便是防火墙，可阻断火势的蔓延。因为徽州地处偏远，大量白墙黛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徽州之外，徽商还在江南地区留下大量鬼斧神工的私家园林，今天大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
京剧与徽商也有一段渊源。在徽商的会馆文化中，戏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力雄厚的徽商蓄养了许多戏班，一般以昆曲和皮黄为主要戏曲样式。作为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徽商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整个社会，戏曲行里的“徽班”风靡一时，有所谓“无徽不成班”之说。徽商可“布衣交天子”，徽班也鸡犬升天，受到了皇帝的青睐。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徽商江鹤亭在扬州组织了一个徽班进京祝寿，一下子轰动京城。这样一来，又有三家有名的徽班也去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很快成为北京戏曲舞台炙手可热的主角，“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
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最后形成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最高成就——京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
明万历年间有书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即徽州，山右即山西；意思是说，最富有的当属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
清朝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是乾隆时代，当时国库存银高达7000多万两，乾隆皇帝却感叹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他所说的“商”就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主要依靠茶和盐的垄断性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传统商帮之一。
徽商，指的是出自徽州的商人集团。徽州地处“吴头楚尾”，这里山高林密，人口稀少，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晋末、唐末和宋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中原战乱，先后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北方难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迁入徽州，这里才开始繁荣起来。据说徽州的名称来自宋徽宗。
中國古代有四民之分，农本商末，但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统治，而非为了人民生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四个基本行业：有农业，才有饭吃；有虞业（采集业，包括打猎、伐木、捕鱼、采矿等），才能够把重要自然资源开发出来；有工业，才能把各种原料加工成为用具；有商业，才能够把各种货物流通天下。明代王阳明同样主张四民并列，“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人经商，也离不开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最早是向外贩运石材和木材，尤其是南宋初期，首都迁到杭州，城市营建，需要大量的建材；徽州人占有地利之便，从徽州沿新安江下行，就进入浙东富春江，再往下就是钱塘江，最后到达杭州。虽然有崇山峻岭，但水路极其便捷，一路顺风顺水，运输成本很低。
徽州地形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为了多一些土地，人们不得不在山上开垦梯田；但山势陡峭，即使十数级梯田，加起来也不够一亩。这种石头缝里求生存的农耕，条件非常艰辛，远非平原地区的人们所能想象。
穷则思变，徽州人不得不另寻出路。用顾炎武的话说，“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人地矛盾的压力之下，经商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据说在徽州成人男子中，有超过七成的人以经商为生。徽商因此而闻名天下。
“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按照徽州当地的风俗，一般男孩子从十几岁就要跟着长辈外出，从伙计开始，学着做生意。如果学徒期未满就回家，或者生意蚀本，空手而归，都会被家乡人看不起。所以，从一开始，徽州人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意志，他们背井离乡，一年到头四处奔波，为了生意，兢兢业业，不遗余力，不成功便成仁。
徽州人“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由于对经商的执念，有时候他们数年才能回家小住一次，大多数人都要等到年老体衰，才回家养老，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黑发出门白发归。一首新安竹枝词写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无徽不当
在徽州人看来，“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保留至今的徽州黟县西递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里就有一副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徽商经营的主要商品，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徽州有丰富的茶叶和木（竹）材资源。特别是明清时期，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必需品，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出口到全世界的重要商品，徽州商人因此迅速壮大，商业网络甚至延伸到国外。与茶叶类似，盐也是徽商得以纵横天下的核心商品，徽商因茶盐而起。
明朝初年，以“开中法”解决军需，“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一批徽州商人成为盐商。弘治时期，开中制改折色制，两淮和江浙地区成为盐业贸易的中心，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逐渐取代山陕商人，执中国盐业之牛耳。
因为盐业属于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支柱，实行官督商销的垄断政策，徽州商人依靠官商身份，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时期，就不乏百万级的富商。入清之后，徽州盐商的资本更是发展到了千万级别。徽商汪福光手下仅运盐船就上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之半。
徽商与扬州密不可分，与其说扬州因盐而兴，不如说是因徽商而兴。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年间，两淮盐商均以徽商为主体。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的著名徽商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共81人。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掌握着超过四千万两银子的资本，真正是富可敌国。有人甚至这样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
典当业作为古代中国的民间银行机构，在传统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徽商在典当业实力非凡，乃至有“无徽不当”之说。不像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经营当铺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徽州休宁人便长于此道。
除了茶、盐、木、典，徽州商人在粮食、棉布、丝绸、土漆等方面也极其活跃，特别是笔墨纸砚——即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人几乎拥有“文房四宝”的垄断性地位。在餐饮、旅店、药材、杂货、出版、渔业等方面，也不乏徽商的身影。
分家不分店
清代有一部笔记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徽州商人靠一文钱起家的故事——
两位安徽商人到苏州经商，遇到灾祸，沦落为乞丐。晚上二人栖身在破旧的古庙，甲唉声叹气，感叹如今一文不名；乙从身上摸出一文钱，说还有一文钱呢。二人破涕为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这一文钱买了一些面粉，调成浆糊，然后用捡来的鸡鸭羽毛、破纸竹片，做了许多玩具，在集市上卖给妇人小孩，结果赚了几千文。就这样做了两年玩具生意，竟也积攒起一笔不小的资产，他们便在苏州城开了一家大商铺，名字就叫“一文钱”。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生意，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特别是盐和茶，更是如此。在清代两淮盐场，经销一纲盐，往往需要两千多万两本银。如果经营茶叶，就要在茶叶采摘之前先付茶农定金，缴付税款，再加上茶叶的采摘、加工、包装和长途运输，没有巨额资金根本不行。
徽商的这些资本金，一般都是来自宗族范围内的借贷。因为借贷发生在同乡同族内部，所以一般利息较低，甚至无息，这使得徽商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从而发家致富。
作为传统商帮，徽商有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山陕商人建设了大量的会馆，供奉着关公；徽商也修建了许多会馆，供奉的是朱熹。徽商完全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一个非常牢固和信任的商业共同体，在组织内部休戚与共，齐心合力，形成极强的竞争力。
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谈起古代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分家传统。西方一般由长子继承家产，中国则由多子平分，这导致财富分散化，难以形成大的资本。实际上，徽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中，常常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保证了资本的完整性。如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十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
徽州人通常是“分家不分店”，非商业性的一般田产和房屋可以分，但店铺与公田不能分，这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分散，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每个人名下的资本以股份形式投入经营，资本拥有者以投资者身份获得相应股份和分红，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还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人还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作为“附本”投入，在获得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扩大了经营资金的来源。
无徽不成镇
徽州人大多是南迁的中原士族后代，在长期的战乱和迁移中，宗族文化得到了强化，再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商非常注重宗族传统和儒家文化。
徽州人一般都聚族而居，经商也是一种全族行为，因此商业组织往往是家族性的，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长，构成一个牢固严密的商业团体。对徽商来说，他们不仅修建会馆，更喜欢修建宗族祠堂，将族谱和祭祖看得特别重。
徽商一生漂泊，就是为了一朝发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对徽商来说，宗族是其生存的根本，不仅资金和人才来自宗族，而且其管理和文化也完全来自宗法传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宗族文化，就不可能有徽商。
徽商注重儒家教育，贾而好儒，“贾者力生，儒者力学”。经商是为了生存，尊儒才能上进，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州的教育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家族重视，商人资助，延请名师，建设各种学堂试馆，从而人才辈出，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说。明清时，徽州五县就出了2018名进士。
古代中国是“学而优则仕”，“官（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有这些徽州子弟担任高官，徽商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话语权，他们的商业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徽商对“官”与“商”的结合紧密，他们的行为作风，因此基本摆脱了底层农民的色彩，体现出精英化的士大夫情结；用戴震的话说，就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徽商而言，儒教伦理与商业主义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
由仕而商，多少也是出于不得已。從明到清，中国人口增加几倍，但入仕名额并未增加，科举竞争极其激烈，中举者不到1%，大批落榜秀才只能走上经商之路。经商需要记账立约，读书人从商比较容易。《丰南志》记载，明末就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之说。
徽商与他们的祖先一样，以经商的方式继续着移民生活；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而散落各地，但仍保留着宗族这个牢固的纽带。徽州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因商业而繁荣起来，因此便有了“无徽不成镇”之说。
后来的徽商
尊儒传统，使得徽商作为民间商帮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教导子弟熟读经书，不是进入仕途为官，便是下海为儒商。因为这种“师出同门”的机缘，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支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
有清一代，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因为盐业专卖制度，徽商与官府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使这种关系更加可靠，徽商非常鼓励天资聪颖的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这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让孩子优先学做生意。
小生意固然可以不需要官府背景，但大生意如果没有官府支持，根本不可思议。对资产巨大的徽商来说，最保险的办法莫如让自己的子弟当官作后盾。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陕西、山西、徽州籍科举职官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而徽州多达286人，占71%，远超山陕商人。清中后期的政局中，出身徽商的官吏群体已经崭露头角。如出身盐商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都曾担任军机大臣，并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乾隆时，盐税每引只有12两，之后就变本加厉，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最后的食盐者。盐价高涨，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成到四成。官盐吃不起，私盐日渐泛滥，徽商处境日益艰难。
江春的遭遇堪称徽商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江春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江春一方面通过盐业特权获得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因为报效捐输和无度挥霍而千金散尽，最后竟陷入了“贫无私蓄”的困境。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经富可敌国、官至一品的江春贫病而死，身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江振鸿几乎沦为乞丐。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这对徽商构成致命打击。 晚清时期，天灾人祸频发，长时间的兵灾劫难，对徽商的打击沉重和致命。清军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地区展开拉锯战，十村九毁，十室九空。战争过后，在洋商和洋货的冲击下，徽州茶叶、生丝和棉布贸易也一落千丈。同时，清政府对典当业进一步提高税率并预征典税，再加上现代银行业的兴起，颇受徽商倚重的典当和钱庄也遭受重创。
徽商的遗产
因为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徽商将大量的资金用来修建会馆、义庄、祠堂和祖坟，置买族田，此外还要修订家谱，开办义学、试馆和藏书楼等。从好处说，这种观念有慈善和反哺乡梓的一面；从坏处说，过度的挥霍和乐善好施也减少资本，损害了“扩大再生产”。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遗产仍处处可见，如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江南园林，如被称为“国粹”的京剧。
徽商赋予徽派建筑以富贵而高雅的独特气质。行走在古老的徽州，但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想象，当年就是这样一片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的地方，孕育了徽州商人。
徽州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居住文化，特别是徽州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尤为传神。每一处楼阁、门坊、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都精雕细刻；主题多样，含义隽永，或神话传说，或名人典故，或奇珍异兽，或风景山水，或市井百态，或田园牧歌。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不仅感慨所谓“诗意的栖居”。
汤显祖曾说过：“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點睛之笔，不仅造型精美，更融合了古人的智慧。传统民居多是木质结构，村落聚居，最怕失火；在遭遇火灾时，马头墙便是防火墙，可阻断火势的蔓延。因为徽州地处偏远，大量白墙黛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徽州之外，徽商还在江南地区留下大量鬼斧神工的私家园林，今天大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
京剧与徽商也有一段渊源。在徽商的会馆文化中，戏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力雄厚的徽商蓄养了许多戏班，一般以昆曲和皮黄为主要戏曲样式。作为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徽商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整个社会，戏曲行里的“徽班”风靡一时，有所谓“无徽不成班”之说。徽商可“布衣交天子”，徽班也鸡犬升天，受到了皇帝的青睐。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徽商江鹤亭在扬州组织了一个徽班进京祝寿，一下子轰动京城。这样一来，又有三家有名的徽班也去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很快成为北京戏曲舞台炙手可热的主角，“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
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最后形成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最高成就——京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