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强大基础和丰富性的文明，无法涵纳如此多的舶来品，也无法将如此琳琅满目的舶来品妥为安置在既有的物质文明框架中。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作者：[美]薛爱华
　　译者：吴玉贵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98元
　　鉴真东渡，文成公主入藏，丝绸之路，这些穿越时空流传下来的历史镜像，让人们习惯了盛世大唐作为文化输出者的形象。因此当人们发现唐朝时的中国居然进口了那么多的物品时，还是颇感到耳目一新的。
　　据美国学者薛爱华在其《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中考证，有唐一代中国共进口了二百多种外来物品，从飞禽走兽、毛皮羽毛、植物木材、香料药物，到金属宝石、宗教器物和书籍，物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复，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是我们认为自古以来是中国本土的物品，居然有那么多都是舶来品。
　　人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于在事件史观的影响下记录所谓历史的关键节点或推手，而对亘古涌动的日常生活的河流习焉不察。长期置身匮乏年代被反复洗脑所养成的“鄙薄物质”的思维倾向，又让人们过于重视所谓思想观念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把那些散发着迷人的人文气息的物品视为腐朽无用之物。
　　中国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物质符号对大众的观念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麦当劳、彩电、冰箱和小汽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消费的欲望，而更多是先进的制造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和道路自信。没有丰富敦厚的物质文明打底，所谓的精神更容易走上清教徒或原教旨主义的褊狭极端和好斗的歧途。
　　作者还深入梳理了外来物质符号在盛唐文化上的反映，也即哪些诗句或文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到了这些物体，这些物体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意向，一部绵密细致的文化交流史就此慢慢构建起来。
　　现在回头看去，所谓盛唐气象与当时物品的富足有着莫大的关系。唐诗或许没有那么多“义理”，但也从来不让人感到枯寒和局促。除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个常规层面的推手外，外来物品通过其负载的异域气息，更是极大地拓宽了唐代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文化视野，其所引发的观念变化及其在各种文化载体上的投射，又足以反映唐代精神地图的流变。
　　敞开胸怀拥抱胡风的大唐，有着后世所难以再现的兼具雍容和雄奇的气度。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可谓满目物质符号，其所蕴含的异域风情，以及瞬间传递出的边地气息，胜过历史的千言万语。而一只“撒马尔罕的金桃”，也充分表明唐代文化的西域面向。
　　当然，物品的进口和流转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化和观念的变迁。每一种物品输入的背后都不乏政治和经济推手，甚至不乏腥风血雨。来自战俘的昆仑奴的命运，固然直接反映了战争引发的人员流动，作为重要武器的马匹，其购买或交换方式的变迁，也足以揭示唐朝国力的兴衰起伏，而马匹来源地的变迁也折射出对外关系的流变和敌友阵营的转换。
　　而各种流行物品的流变，可以让人们对唐代社会风尚的变迁一窥堂奥。一种物品何以成为奢侈品，当时的人们如何定义奢侈的，其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关于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的变动。同样，一种物品何以变得流行，人们对流行的定义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观念及其传播方式的转变。凡此种种，都可以让人更为清晰地感受唐代社会的深层和运转之道。
　　一个没有强大基础和丰富性的文明，无法涵纳如此多的舶来品，更无法将其妥为安置在既有的物质文明框架中。这种涵纳和转化不能仅靠简单的移植，而需要创造性“杂交”，这不仅要求接纳者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更需要其有充分的能力来推陈出新，同时又能做到不失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所涉及的双向翻译的过程同样是一部精彩的文化交流史。作者固然对中国古代典籍了然于胸，才能赋予这些唐代的舶来品以社会和文化意义，而译者回译的过程中不仅同样需要对本国文化烂熟于心，而且还要指正作者的误读误译之处。这对译者学养与功力的考验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