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焦点访谈”近期播出了有关公务员的调查采访，反映了普遍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一个小伙子为了办护照，往返6次、3000公里补办各种原本并不需要的证明，被一个始终拉长脸的县公安局公务员遛细了腿；徐州一个大学毕业后创业的小伙子，为了办工商执照，更是往返11次、耗时三个月，才换来两张空白营业执照。最终还是在一封写给主管部门的诉苦信的帮助下，才在基层工商局办事人员不情愿的态度下很简单了办好了执照。
　　我觉得高潮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后。心有戚戚焉的网友们纷纷到网络上吐槽自己的相关经历，连房地产大佬潘石屹也没能忍住。如此多人遇到过脸色难看的公务员，可见其普遍性，而被“焦点访谈”曝光的毕竟还是少数。最终，这些滥用权力、拖拖拉拉的公务员们以光的速度下岗了。
　　行政效率被诟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没在衙门服役过，所以有限的想象力勾勒不出那里的生态关系。但行政部门的大手确实伸出了很远，似乎哪里都要管一管。所谓“管理”，最后的表现形式又大多转变为各种形态和层次的收费，真正需要提供的服务，却少得不足以令人期待。所以如果不收钱，就不算是管理，自然也就可以消极怠工了，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无法期盼曝光公务员不作为的焦点访谈节目变成每天播出一次，但至少从这个节目里，我们看到了高层和民众对此类现象的不容忍态度，这算是一个好的信号。过去工商注册是令人头疼的长期战斗，而现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一家公司四、五天就可以完成，不用看脸色，不用无休止的催促和等待，这就是进步了。
　　这种进步可以尝试，另外一些进步则伴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变革，而应该想在前面。比如说，汽车行业的年检制度。
　　仅从每年年审的内容看，它的初衷应该是好的：看看车上是否有可以自救或救人的灭火器，看看是否被换了发动机或者其他部件，检测一下尾气有无超标，还有制动的时候四个轮胎是否给力。这些都无可厚非。
　　但是，不知为什么，每次年检后给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却是——车灯。似乎在这一到两年的使用中，绝大多数车都不约而同地、在高速或国道或城市里，没有把轮胎跑漏气，没有把制动盘磨穿，也没有减振器漏液，却唯独把车灯给颠散了，以致于照射出去的高度总是不准，必须要让检验员们调一调，而这只需花上三十到五十元钱不等。既然不贵，车主们也就不较真了：赶紧盖个章，让我回家吧。
　　这只是年检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但这三、五十元的支出却每天在蹊跷地上演。我很好奇：汽车检测机构，真的懂车灯吗？被他们调过的一些豪华车，车灯高度是自动调节的，并且还可以手动调整高度，完全无需借助工具进行强制调整。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车灯调节无非就是个收费的说辞，既然只是说辞，为什么没能从源头上制止呢？既然大多数车都不会被检出问题来，又何必都开很远的路聚到一起来，花三四个小时排队，再花一整套检测费，来证明我这辆车没问题呢？
　　如果说十多、二十年前，车辆年审制度有其必要性，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很多理由：那时油品比较差，那时有些车商刚学着造车，那时道路很颠，那时机械加工水平都不高……可现在，我们的汽车保有量剧增，汽车的可靠性大幅提高，道路条件改善明显，而年审制度多年依旧，这算不算一种不作为呢？
　　我们说过，年审的初衷应该是好的，所以并不需要把它枪毙。但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就不要以摇钱树的节奏体现存在感。可以把年检权下放到具有资质的修理厂一级机构，并严格监控修理厂，让年检的车从2-4个小时的检测流程中解放出来。
　　今天说了很多年审的坏话，其实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为难大伙儿是一件多么不讨好的事情。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是烦心事儿越来越少，行政，也应该在“收费=管理”的老路上歇歇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