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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里的“奇男儿”
恽代英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从小就勤奋好学，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奇男儿”。但其时，中国正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残酷的社会现实大大激发了少年恽代英的爱国热情。他勤奋好学、奋发刻苦、积极进取，14岁时便阅读了《纲鉴易知录》《饮冰室文集》等书，深为谭嗣同、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并经常以谭嗣同的狱中遗诗“我自横刀向天笑”自勉。
1913年，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还先后主编并指导《光华学报》《学生周刊》《新声》《星期评论》《中国青年》《新建设》等十多种有影响的报刊，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随着视野的开阔，知识的积累，恽代英开始对传统的习俗、信仰和社会规范表示怀疑。1917年，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中提出，人生之目的在于“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恽代英不是一个空谈家，他组织了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进步团体“互助社”。这是一个注重个人修养的小团体，其章程规定了“不谈个人得失”的道德规范。1920年初，恽代英又发起组织利群书社作为试验新生活的基地。
寻求“光明之灯”
恽代英认为，正确的信仰是“引人向上”、催人奋发的动力，是人们前进道路上的“光明之灯”。1922年，他对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说：“目前，摆在青年面前的中心问题是，青年向何处去？孙中山有孙中山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胡适派、国学派有他们的道路，共产主义派也有自己的道路。议论纷纭，主张繁多，大约总有二十多种吧。一个青年要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简单的事。你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较好，自己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你们这就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希望你们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走下去。”而他自己就是在走了一段弯路后，通过反复比较、反复辨析，才做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早期恽代英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善恶观中探索救国的途径。他将民主进步势力称为“善势力”，将西方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客以及富贵者统统斥为“恶势力”，“窃尝谓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1918年大学毕业后，他抱着救国的目的选择教师这一职业。他认为，拯救国家，必须养成善势力，而善势力的养成，在于改变社会风俗，“正风俗为救国唯一要事”，而教育则是正风俗的“一种手段”和“唯一切实的工具”。
1920年3月，风光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仅存三四个月后宣布解散。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恽代英深受震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参加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让他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0年3月，他撰文表示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且开始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恽代英以自己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开始对自己曾经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逐步认识到：“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
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世界观进一步发生转变。“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恽代英开始用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社会，力求寻找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弊端的正确道路。“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劳动者，集合起来，占优势的资本家，不能屈服”。自此，他开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周恩来称其为“革命青年的楷模”。郭沫若曾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除了革命家的身份外，恽代英为人称道的还有其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14岁起，恽代英就开始了“坚韧、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过着一种严格的有条理、有预算的自律生活，长期记录修身日记。1917年，恽代英更是以一种近乎“方程式的方式”管理个人生活，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他经常身穿长衫，脚着草鞋，戴著厚厚的近视眼镜，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恽代英曾写道：“对于衣服，吾不喜华丽，每着丽服，心如有所不安……吾对于衣服之理想，以整洁为上，若华丽则勿取。吾意将终不服绮罗。为衣，但取轻暖，适于卫生而已。”
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转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虽然机智的恽代英抓破自己的面容并化名“王作林”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不过一位曾与恽代英一起坐牢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埔学生说：“我们几个黄埔学生听其谈吐，已晓知他是恽先生了。假若指控出来便可以减刑领赏。但他们均互相密誓决不泄露，并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恽先生。”不幸的是，就在组织设法营救之时，他被叛徒出卖。蒋介石派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却遭到恽代英的严厉斥责，王震南遂将其戴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因为不肯屈服，恽代英最终被送上刑场，临终前，他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恽代英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从小就勤奋好学，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奇男儿”。但其时，中国正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残酷的社会现实大大激发了少年恽代英的爱国热情。他勤奋好学、奋发刻苦、积极进取，14岁时便阅读了《纲鉴易知录》《饮冰室文集》等书，深为谭嗣同、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并经常以谭嗣同的狱中遗诗“我自横刀向天笑”自勉。
1913年，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还先后主编并指导《光华学报》《学生周刊》《新声》《星期评论》《中国青年》《新建设》等十多种有影响的报刊，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随着视野的开阔，知识的积累，恽代英开始对传统的习俗、信仰和社会规范表示怀疑。1917年，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中提出，人生之目的在于“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恽代英不是一个空谈家，他组织了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进步团体“互助社”。这是一个注重个人修养的小团体，其章程规定了“不谈个人得失”的道德规范。1920年初，恽代英又发起组织利群书社作为试验新生活的基地。
寻求“光明之灯”
恽代英认为，正确的信仰是“引人向上”、催人奋发的动力，是人们前进道路上的“光明之灯”。1922年，他对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说：“目前，摆在青年面前的中心问题是，青年向何处去？孙中山有孙中山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胡适派、国学派有他们的道路，共产主义派也有自己的道路。议论纷纭，主张繁多，大约总有二十多种吧。一个青年要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简单的事。你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较好，自己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你们这就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希望你们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走下去。”而他自己就是在走了一段弯路后，通过反复比较、反复辨析，才做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早期恽代英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善恶观中探索救国的途径。他将民主进步势力称为“善势力”，将西方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客以及富贵者统统斥为“恶势力”，“窃尝谓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1918年大学毕业后，他抱着救国的目的选择教师这一职业。他认为，拯救国家，必须养成善势力，而善势力的养成，在于改变社会风俗，“正风俗为救国唯一要事”，而教育则是正风俗的“一种手段”和“唯一切实的工具”。
1920年3月，风光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仅存三四个月后宣布解散。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恽代英深受震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参加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让他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0年3月，他撰文表示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且开始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恽代英以自己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开始对自己曾经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逐步认识到：“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
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世界观进一步发生转变。“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恽代英开始用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社会，力求寻找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弊端的正确道路。“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劳动者，集合起来，占优势的资本家，不能屈服”。自此，他开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周恩来称其为“革命青年的楷模”。郭沫若曾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除了革命家的身份外，恽代英为人称道的还有其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14岁起，恽代英就开始了“坚韧、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过着一种严格的有条理、有预算的自律生活，长期记录修身日记。1917年，恽代英更是以一种近乎“方程式的方式”管理个人生活，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他经常身穿长衫，脚着草鞋，戴著厚厚的近视眼镜，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恽代英曾写道：“对于衣服，吾不喜华丽，每着丽服，心如有所不安……吾对于衣服之理想，以整洁为上，若华丽则勿取。吾意将终不服绮罗。为衣，但取轻暖，适于卫生而已。”
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转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虽然机智的恽代英抓破自己的面容并化名“王作林”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不过一位曾与恽代英一起坐牢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埔学生说：“我们几个黄埔学生听其谈吐，已晓知他是恽先生了。假若指控出来便可以减刑领赏。但他们均互相密誓决不泄露，并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恽先生。”不幸的是，就在组织设法营救之时，他被叛徒出卖。蒋介石派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却遭到恽代英的严厉斥责，王震南遂将其戴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因为不肯屈服，恽代英最终被送上刑场，临终前，他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