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与宽容：凌叔华与陈西滢

　　徐志摩曾赞美凌叔华的小说集 《花之寺》，有“最恬静最耐人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的作品确实像是温室里的幽兰，萧闲淡雅、清芬微微。而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更是把她和英国近代女作家曼殊斐儿相比，在凌叔华写小说最勤的岁月里，对她艺术趣味影响最深最直接的身边友伴，诸如徐志摩、陈西滢皆迷于曼殊斐儿，加之曼殊斐儿擅写殷富人家妇女在婚爱上的凄悲心理，颇引起凌叔华的共鸣，因此在作品中必然会有所投影。总之，凌叔华给人的感觉是“锦心绣口”的闺阁派女作家。
　　但随着有关她的资料的发掘，尤其是她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的曝光，让人得以重新认识凌叔华。一九九五年六月的 《读书》 杂志曾刊登萧乾先生的短文 《意外的发现》，谈及有位正在写凌叔华的美国学者曾拜访过他，并提及她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按：也是萧老的母校） 查阅资料时，看到那里珍藏着一大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留英的中国文人写给英国朋友的书信，其中涉及这些作家生活中罕为人知的事。她还特别列举了朱利安·贝尔，萧老说朱利安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及武汉大学任教，他们曾见过几面，朱利安当时与奥登、依修午德都属于左派作家，后来在西班牙内争中牺牲了。朱利安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就把他的全部日记及书信捐赠给国王学院了。这位美国学者说她简直就像发掘了一座金矿。朱利安几乎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凌叔华以及其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家之间的关系。
　　当时笔者亦曾通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王次澄教授代为查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该份数据，惜未能如愿。一九九九年五月英籍华人作家虹影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小说 《K》，即根据朱利安的日记书信等档案写成，作者宣称她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研究，是真人实事的作品，书中虽没有指名道姓，但以“林”“程”隐指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显而易见。书中对凌叔华与朱利安有露骨的性爱描绘，则已是脱离真实而有小说的想象成分，但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愫却非虚构，这又呈现出身为女作家的凌叔华在礼教谨严的规范下，内心世界的另一层面。
　　其实当年徐志摩与陈西滢曾同时追求凌叔华，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再自然不过的。而笔者从后来凌叔华和林徽因为了争夺徐志摩生前留下的情书日记，不惜恶言相向的情况来判断，凌叔华确实爱徐志摩甚深。而此段情愫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来凌叔华曾告诉过朱利安，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而她与陈西滢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由这段话可知笔者的推测是准确的。但基于种种因素，凌叔华后来终于成为“陈太太”而没有成为“徐太太”，而在凌、陈结婚后的两个多月，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只可说是婚前情，原是无可厚非的。
　　而相对于朱利安，凌叔华长他八岁，而且已婚，并育有女儿，但他们两人却坠入爱河。据凌叔华的妹妹凌叔浩的孙女Sasha S. Welland（魏淑凌）的 《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 一书中说，朱利安的母亲担心通奸有风险，而他却对母亲说请她放心。他与凌叔华谈论过是否要结婚，但他俩谁也没有真正打算要走到那一步，不过双双同意在武汉继续保持情人关系。后来他们的绯闻传开了，陈西滢当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朱利安以其他原因自动辞去武汉大学的教职，作为院长，陈西滢放下了自尊，为朱利安主持了欢送会。然后，朱利安悄悄地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朱利安与凌叔华在广州见面后，又去香港共度了他俩最后在一起的几天。陈西滢得知朱利安从香港上船的事，他谴责凌叔华与他见面。凌叔华坚持对丈夫说，朱利安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追到广州去找她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陈西滢以教训的口气，给已回到英国的朱利安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我感到很受傷害，我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你对我许下诺言说不会再给叔华写信，更不会再见她，除非她强迫你。……我不知道，你会在把道德原则扔掉的同时，也把对朋友的诚信通通扔掉了。没有信义，没有尊严，不遵守诺言。”
　　二〇一〇年二月间，笔者与在英国的陈小滢女士联络上了，书信往返中也触及了他父母间的事情，陈女士寄了她写的 《我的父亲陈西滢》 一文给我，其中说：“至于我母亲和贝尔的婚外情的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两年。一九六八年，有一本有关贝尔的传记出版了。我从小就一直以为他是父母的好友，因为小时候常听到他们谈到贝尔的名字，因此我买了这本书送给父亲作为给他的生日礼物。过了几个月，我因为生病请假在家，从父亲那里借回这本书来看，才发现了母亲和贝尔的事。有一天，我带父亲去郊外，顺便问起他这事，他说书里说的事是真的。我问他他们当时为什么不离婚，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作为当时的女作家，凌叔华无疑是非常杰出的。但在锦心绣口、温婉柔顺的外表与文风之外，或许她那“高门巨族的精魂”中还有着狂野、激情的潜藏爆发力。但因为她的才华，陈西滢宽容了这一切。

冼玉清与陈寅恪

　　在陆键东的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一书中，提到陈寅恪人生最后岁月里的两位重要女性，一是跟了陈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黄萱，一是同为广州岭南大学 （后改为中山大学） 的女教授冼玉清。
　　冼玉清生于一八九五年，小陈寅恪五岁。她原籍广东南海县，但出生于澳门。她十二岁入澳门灌根学塾 （即子褒学校），跟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驱陈子褒学习，并深受其影响。冼玉清说：“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尽管如此，年轻的她仍不乏追求者，听秦牧说当初有位相当有名的教授曾追求过她，但冼玉清曾赋诗笑谈其事，其中两句是“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话说得相当决绝。 　　冼玉清二十一岁时，由其父送她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 （St. Stephen’s College for Women）读英文。两年后转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读书，又两年毕业，升入岭南大学文学院，一九二四年毕业。次年起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
　　冼玉清除了是位著名学者之外，还是位杰出的女诗人、女画家。一九二九年在翰林学士江孔殷 （霞公）、岭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杨寿昌的引荐下拜见岭南诗宗黄节 （晦闻），她回答黄氏作诗之法，颇为黄氏所赞许，更常读其 《蒹葭楼诗集》，以学习诗法。同年十月冼玉清复见黄晦闻于北京大羊宜宾胡同之“蒹葭楼”，并以其所作 《碧琅玕馆诗集》 呈览，黄氏批曰：“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其意要其“务去陈言”，追求“真切”。是月，冼玉清也拜谒诗人郑孝胥，并呈上诗稿，郑氏题曰：“古体时有隽笔胜于近体。”
　　一九三七年夏，冼玉清以 《碧琅玕馆诗集》 呈给当时客居故都北平的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散原老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其“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足以推见素抱矣”。并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不久，北平沦陷，陈三立日夜忧愤，拒药治病，后竟绝食五日，于同年九月十四日以死殉国。
　　一九四一年陈寅恪受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许地山之邀，任职客座教授，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当时港大停课，陈寅恪生活极其困苦，正如他诗中所云：“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当时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四十元港币，虽然陈寅恪没有接受，但雪中送炭之谊，铭感五内，无时忘怀。当一九六五年冼玉清逝世后，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 （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寅恪受陈序经校长之聘，到岭南大学任教，在北门码头上迎接陈寅恪一家的队伍中就有冼玉清的身影。同年九月冼玉清出版 《流离百咏》 诗集，并赠之陈寅恪。陈氏为题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一向“以诗证史”的陈寅恪，无疑地视冼玉清的诗作有“诗史”的另一种含义。
　　一九五〇年一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郊游，即游览清代名胜漱珠岗纯阳观，该地距离岭南大学仅四里，是当时许多诗人咏梅之处。陈寅恪写有 《己丑仲冬纯阳探梅柬冼玉清教授》 诗云：
　　我来只及见残梅，叹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冼玉清以 《漱珠岗探梅次陈寅恪韵 （己丑仲冬）》 和之：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凭谁讯落开。
　　铁干肯因春气暖，孤根犹倚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烟剩冷灰。
　　谁信两周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一九五二年二月陈寅恪有 《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 三绝句，其一首云：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冼玉清治学严谨，其研究侧重史学，又以考据、艺文、人物为主，毕生致力于岭南文化历史人物的发掘与系统研究，开一代之风气。陈寅恪以曹溪六祖慧能南派禅宗作喻，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二首云：
　　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
　　此诗陈寅恪用了他最擅用的“今典”，陆键东就指出：“其时，新编的中国历史‘简编’一类的书籍在文化界大行其道，并成一统天下之势。陈寅恪连用‘桀犬吠尧’‘信口雌黄’两典贬之，直见电闪雷鸣之色。”陈寅恪痛骂了当时修史的“应时”之作，也同时肯定了冼玉清的著作自有见地，“文章羞与俗雷同”。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逢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予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云：
　　春風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冼玉清何其有幸得到陈氏父子两代人先后题匾及写联。
　　一九六四年冼玉清到香港治病，留港约十个月，当时好事者却谣言满天飞，说她“逾期不归”，必定已经“逃港”了。殊不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遗嘱，将自己多年持有的香港股票全数捐给广东有关医院。同年十月她带着十万捐款返回广州，陈寅恪写了 《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其一云：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给予冼玉清“同情的了解”，并褒扬她的一身正气。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冼玉清病逝广州，幸运的是她没有遇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反观陈寅恪却在四年后，在目盲足膑之下，被红卫兵活活整死。一代史学大师晚年“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胜唏嘘！
　　冼玉清宁守孤寂，不谈婚嫁，兀兀穷年，专心致志做着补史证史的工作，这和陈寅恪的研究何其相似，他们在剧变的时代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寄托，虽然这段患难之交只经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但却带给两人无限的暖意！

吕碧城和英敛之的凶终隙末

　　吕碧城是一位奇女子，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编辑，曾提倡女权运动，办过女学，先后任过教习及校长。她也是清末著名的女词人，当时“文坛名宿”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人对她的诗词甚为推崇，认为可以媲美易安居士 （李清照）。袁氏当国时，她被聘为总统咨议，常出入新华宫;洪宪帝制时，她退而投身商界，与西商逐利于沪上，因深谙陶朱之术，年纪轻轻就拥有数不尽的财富，令人艳羡。
　　吕碧城姐妹四人都工诗文，有“旌德一门四才女”之称。词曲家卢冀野就曾赞之云：“旌德吕氏三姐妹 （案：其幼妹早逝，故卢氏只言三姐妹），在中国妇女界总算是罕见的人物。碧城久居海外，死在异域，她这一生可谓不平凡的一生，才名洋溢，举世倾心，固然了不得。就是大姐惠如，办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十几年，她的画，她的词，造诣深，境界高，和她那冰清玉洁，孤寂的身世是相称的。那自署‘齐州女布衣’的美荪，诗学鲍谢，终身西服，一嫁再嫁都是洋夫婿，侨寓青岛几十年，一手草书，不独工力厚，气魄之大直不类闺人手笔，她只和遗老们有往还。她的生活与文学艺术极不调和，此其所以成为吕美荪的作风。然而两位姐姐终竟要让碧城一头地。”而在当时曾流传：“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尽管生于官宦之家，但吕碧城的少女时代却是甚为不幸的。学者秦燕春就说过吕碧城的一生，“不仅落难太早、成名太早、成功太早、富贵太早，且在智慧层面‘开化过早’了”。吕碧城的成名，无疑地要归功于 《大公报》 的创办人英敛之。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大为赏识，在她落难之际聘之为 《大公报》 编辑，这在当时无疑是空前创举，吕碧城不仅是 《大公报》 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第一位报纸的女编辑。那年她虚龄才二十岁。之后英敛之还撰文赞许吕碧城的振兴女权的思想，同时又刊载吕碧城的诗词，“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趾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吕碧城一夕爆红。
　　后来吕碧城欲办女学，英敛之除在 《大公报》上为之鼓吹，还介绍她与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梁士诒、直隶提学史傅增湘等人结识。可见正是英敛之的提携扬揄，为吕碧城打通了进入天津文化界、教育界的道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吕碧城也一直对英敛之心存感念，两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但到了女学堂筹办期间，两人竟渐生龃龉，隔阂日深。至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三日，英敛之日记云两人从此绝交。吕碧城与英敛之何以凶终隙末？这是令众人深感不解的。
　　其实英敛之对吕碧城虽以兄长自居，但心中却有一种无限思慕之情，他曾在日记上写了一首词云：
　　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莫娱作浪蝶狂蜂相游冶，叹千载一时，人乎天也，旷世秀群，姿期有德，传闻名下，罗袂琅琅剩愁怀，清泪盈把空一般。
　　当是为碧城而作的。日记又说：“怨艾颠倒，心猿意马”，可见他也为吕碧城而倾倒，只是他终究理胜于情。其时外间对两人已经颇有流言，英夫人也難免误会。英敛之日记云：“内人连日作字、观书，颇欲发奋力学。……内人犹未眠，因种种感情，颇悲痛，慰之良久始好。”显然他们夫妻的感情，已因吕碧城而有裂痕。而后吕碧城的长姐、二姐相继到来，英氏夫妇对其照拂有加，甚至超过吕碧城，以吕碧城不能服人的个性，这对她也不能不有所影响 （吕氏姐妹才华不相上下，但都个性极强，吕碧城后来和两个姐姐感情极糟，亲姐妹几乎变成仇人）。
　　而吕碧城才学虽高却涉世未深，性格过于孤高。讲到学问、思想或道德，常对老辈陈腐之见，表示不佩服并口无遮拦地抨击，有时也难免涉及英敛之，这自然会引起英敛之的不满。严复对此曾写道：“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英敛之、傅润沅 （傅增湘） 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严复与吕碧城也是因英敛之的介绍得以相识，并成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严复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又说：“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知吕碧城者莫过于严复，严复在女学思想上深受吕碧城之影响，而严复的西学思想对吕碧城的思想及人生都有颇大的启发。严复对当时吕碧城处世之艰辛，所处之境遇，总能给予理解和同情，并给予师长般的关心和爱护。
　　平心而论，吕碧城才学见解固在英敛之之上，但对一位于自己有过帮助提携之功的前辈，就算不甚佩服，若更多保持一点尊重，善始善终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过分的孤高、直率和敏感，使她没有选择在人际关系上更有弹性一些的处理方式。吕碧城的性格有些急躁，略富进攻性，有时得理不饶人;而英敛之也是一位情感极丰富，但也很容易冲动的人，他当初对吕碧城是好到无以复加，但到后来却坏到痛心疾首。两人凶终隙末，最后的绝交就不可避免了。
　　（选自《多少往事堪重数》/蔡登山 著/北京出版社/ 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