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太祖赵匡胤，军人出身，即位后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图注：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生于洛阳，军人出身，后周时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归德军节度使。篡夺后周政权后，定国号为“宋”。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太祖誓约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破宋，俘虏了徽钦二宗。在这场中原文明的劫难中，有一个叫曹勋的宋臣，与宋徽宗一起在俘虏之列。过黄河十多日后，宋徽宗对曹勋说：“不知道中原的百姓可会推戴康王？”康王就是赵构，宋徽宗的儿子，后来成了宋高宗。
　　第二日，宋徽宗送给曹勋一道“密旨”，告诫他说：“你且乘机逃走，回去告诉康王赵构，来日北定中原，但按计策行事，千万不要以我为顾忌。”完了之后，他又不甚放心，向曹勋说：“太祖创立大宋之后，有誓约藏在太庙，告诫子孙不得杀大臣以及上书言事之人，违者不祥。”
　　后来曹勋从金兵的掌控中逃出生天，南下找到宋高宗赵构，具言徽宗所叮嘱之事。
　　此处徽宗所说的“太祖誓约”，是指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立国之后，为嗣位子孙定下的类似“宪法”性质的条文。关于这部“宪法”，后世说者众多，但大同小异。王夫之《宋论》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赵匡胤将“誓约”刻在石碑上，锁藏在宫殿密室里，继位的大宋君主，须进殿跪读，“誓约”很简单，只有三条，是宋朝的施政底线：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其中第二条的“不杀士大夫”（实际情况是“不轻易杀”，并非“完全不杀”），至关重要，它成为制度保障，使得赵宋这个由武夫开创的王朝，到达后人艳称的“文治巅峰”，士人的风骨、学问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天水是赵氏郡望，所谓“天水一朝”即指赵宋。晚清以来，无论是柳诒徵，还是钱穆、陈寅恪，这些博通经史的一流学者，都对宋朝赞叹不已。陈寅恪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指出宋人欧阳修、司马光、叶适对府兵制认识的偏颇，而后又为他们“开脱”：“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足见宋人在近世顶尖学者心中地位之重。
　　曹勋从徽宗那里带回来的“太祖誓约”，在南宋继续得到体现。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国派出“诏谕江南使”出使南宋，引发南宋朝野震动，奇耻大辱举国弥漫。因为“江南”是当初赵匡胤对藩国南唐的称呼，金国此举，无疑是把南宋当作藩国看待。风口浪尖之时，南宋枢密院编修胡铨，得知秦桧、王伦等人与金国讲和，他愤慨难抑，写下一道奏疏上呈高宗皇帝，请斩秦桧、孙近、王伦3个主和派头目的人头，挂在竹竿上示众，并且羁留金国使者，准备兴兵北伐。
　　这道奏疏迅即轰动京城，一时人人争读。胡铨的同僚吴师古，连夜将此文刻板印行以飨国人。这篇文章甚至引起金国人的注意，他们以千金买来，先睹为快。其时秦桧在南宋炙手可热，胡铨的奏疏辞气凌厉、金人购读奏疏等事，一一授秦桧以口实。但即便如此，宋高宗和秦桧也未能伤害胡铨的性命，最终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为由，将其贬官岭南了事。
　　宋高宗以及秦桧能斩武将岳飞，却不能杀文臣胡铨，这便是赵家“不杀士大夫”的遗制所致。关于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誓约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近百年来聚讼不休，但这个问题却又很次要，因为明确可见的史实是，赵匡胤后的每位宋朝君主，都未尝轻易杀戮大臣，被杀的大臣不是没有，但相较前代已大为减少。
　　据《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在位时，因为陕西用兵失利，愤怒之余，要斩杀一名漕官。第二日，宰相蔡确前来议政，神宗问：“昨日批示要斩某漕官，执行了吗？”蔡确说：“正准备跟陛下说这个事呢。”神宗说：“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自太祖以来，本朝未尝轻杀士人，我不想此事从陛下开始，请陛下三思。”神宗沉吟片刻，说：“那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边远地区吧。”
　　这时，门下侍郞章惇（新党主将之一，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闻言，高声说道：“要是这样做的话，还不如杀了他。”神宗问原因。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厉声说：“我身为皇帝，何以一件快意事都做不得？”章惇毫无惧色：“如此快意，不做也罢！”
　　宋哲宗在位期间，章惇秉政，一改当年劝谏神宗的大义凛然，痛击旧党政敌，将他们成批贬往外地，更建议哲宗派人秘密察访岭南，尽杀流放岭南的旧党官员。宋哲宗坚决阻拒了这一建议：“我遵循祖宗遗制，不轻易杀戮大臣，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也别再追究他们。”
　　大量的史料证明，无论“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物，但宋朝没有暴君、不轻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却是确凿的史实。
　　这一切，皆导源于开国君主赵匡胤。

仁厚之君

　　赵匡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英勇善战，早年深得周世宗喜爱。在《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关于赵匡胤教导士兵作战的大量记录。一代英主周世宗死后，赵匡胤手握后周重兵，继位的周恭帝年仅7岁，由太后垂帘听政。
　　曹魏以来，篡逆成风，“主少国疑”、孤儿寡母的政权，最容易旁落他人之手。这一次，上天垂青于武夫赵匡胤。公元960年，北汉勾结契丹、试图大举入侵后周的“消息”传到京城。这时朝中散布着赵匡胤天命所归、将要继柴氏当政的传言。但“大敌”当前，后周宰相范质无奈，只能派赵匡胤率兵御敌，当兵马屯驻陈桥驿的时候，赵匡胤被部将“胁迫”称帝，一夜之间黄袍加身，然后杀个回马枪，回到京城。 　　回程时，赵匡胤告诫将士：勿扰民，勿对后周大臣轻启杀戮，否则不容宽赦。事实上，后周文武百官也并未作过多反抗，包括范质在内的诸多大臣，平静地接受了江山易主的事实。其中只有一个韩通例外。韩通听闻赵匡胤率兵回京时，连忙回家准备组织兵马抵抗，赵匡胤部将王彦升闻讯赶来，将韩通斩杀。韩通也成为这次政变中惟一丧命的后周大臣。
　　之后赵匡胤将周恭帝废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供养，并厚葬死难的韩通，嘉奖他“临难不苟”。对于违命杀人的王彦升，赵匡胤怒不可遏，起初要将他砍头以明法令，后念及旧情而释放，但终身对其不授予节钺——即符节和斧钺，是将帅权力的重要象征。

　　这场政变难度系数之低，史上罕见，流血之少亦属空前。从士卒听命的程度看，赵匡胤确是对军队有着全面的掌控力量。“黄袍加身”后，又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参与陈桥兵变的得力大将石守信等人，听了赵匡胤一席话，就乖乖地交出兵权。
　　赵匡胤性情宽厚，有军士曾经为他献上一条手挝，平常可当手杖使用，但里面藏有利刃，以备紧急情况使用。赵匡胤大笑，将手挝扔在地上，说：“我用这个东西，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以为那种危急时刻真要来临，凭借这个东西就能改变局面么？”
　　以宽厚示人的赵匡胤，其“得人”的情况如何？李进卿或可给人些许答案。乾德五年，赵匡胤观看士兵练习水战，闲谈时对身边的人说：“人人都喜欢说忘身为国、杀身成仁，但‘死’是人生最难的事，说到容易做到难啊。”身旁的步军都虞侯李进卿听到，马上说：“当然不是，例如我，就可以说死便死。”言毕，纵身跃入水中。赵匡胤大惊失色，急忙让人将李进卿救起，李进卿被救上岸时，已奄奄一息，几乎绝命。
　　赵匡胤派得力将领曹彬出征南唐之前，赐予曹彬一封信函，告诫他攻城略地时，不要杀害平民，尤其是不能伤害南唐国主李煜一家人的性命，如有不听令者，可拆开信函，里面有全部处分条款，只要是副将以下职位的人违令，可直接斩杀，无须禀报。
　　由于王全斌破蜀后纵容部下对平民烧杀抢掠，引起赵匡胤不满，将其降职。曹彬此番领命后，心里有点打鼓——攻伐之事，杀生在所难免，如何约束部下实在困难。他想来想去，终于得一妙计。在攻伐南唐的最关键时候，曹彬忽然称病，不工作了。接下来的战事该如何部署？部将为此前来探视。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能治好的，治愈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向我保证：破城之日，不要妄意杀人。”众将听命，大家焚香发誓，曹彬这才“病愈”复工，最终生擒南唐后主李煜。
　　班师回朝后，赵匡胤设宴庆功。曹彬酒酣之余，将出征时所领的信函完璧归“赵”。赵匡胤接过来后，当场徐徐拆封，里面竟是白纸一张。这是他“恩威并施”的用人技巧，主基调是“仁厚”，一方面他不希望曹彬杀戮南唐百姓，所以给了他密函；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曹彬随意杀害部下，所以在里面放置了一张白纸，曹彬行事时，拆开看到是白纸，不明究竟，自然会上报。
　　南汉后主刘鋹，在降宋之前喜欢置酒毒杀大臣。降宋后的某天，赵匡胤召集群臣和刘鋹饮酒，刘鋹与赵匡胤先到，众臣后至，赵匡胤盛满一杯酒请刘鋹喝。刘鋹想起自己在南汉时的所作所为，怀疑酒中有毒，捧杯流泪说：“我自知罪不容赦，但您既然当初并未杀我，还请再开恩一次，将我再降为大宋的平民，让我看到盛世到来。我……我实在是不敢饮这杯酒啊……”赵匡胤哈哈一笑，说：“我推赤心于别人腹中，哪会跟你一样呢。”说罢拿过刘鋹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吩咐手下另行给刘鋹准备美酒。

砥砺气节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赵匡胤发动政变夺取大位，仓猝之间未完全做好准备，以致在受禅时还没有禅文。这时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翰林学士承旨陶榖，瞅准时机拿出自己已经写好的文章，对赵匡胤说：“已经准备好了。”
　　陶榖救了赵匡胤的急，却并未因此得到赵匡胤重用，赵匡胤反而“由是薄其为人”。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权知贡举王怙擢用了10位进士，陶榖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揭榜后，赵匡胤说：“我听说陶榖并不擅长教子啊，怎么他的儿子能够登第？”下令让陶邴复试，不料陶邴再度中式。赵匡胤的脸挂不住了，又不肯明确表示是因为不信任陶榖的人品和能力所致，于是下诏说：“选进士之事重大，我不希望权位全被当路者垄断，今后官二代有中举的，要详加审核，进行复试。”
　　赵匡胤的皇位来路不正，他意识到需要为这个国家树立一种精神力量，以逐步完善政权的合法性。他由是格外重视人的气节。对于后周的大臣，他大都优容对待。宋初著名诗人杨徽之，在周世宗时就觉察到赵匡胤不对劲，一再劝周世宗说：“赵匡胤甚得人心，不可以让他掌管禁军。”此事被赵匡胤知道，即位后想诛杀杨徽之，但旋即被弟弟赵光义劝阻：“杨徽之是周室忠臣，不能过多责备。”赵匡胤感悟，只将杨徽之贬官了事。
　　而后周宰相范质，入宋后依然做了宰相。赵匡胤所器重的心腹赵普，则是直到乾德年间，才取代范质成为宰相。范质为人耿直，廉洁清介，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他有一句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言外之意是经得住呛才有做宰相的本钱。这位不为自己及家人谋置私产的大臣，受到赵匡胤和弟弟赵光义的敬重。
　　赵光义成为宋太宗后，常与左右谈到范质，认为范质在廉洁、公正方面，都做到了宰相之极，“其所不足，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是赵氏兄弟的秉持：范质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仍然有瑕疵，这个瑕疵是气节的亏缺，不可补救。宋人对气节的追求与坚持，和赵匡胤兄弟的提倡不无关系。宋初士林对五代时出仕多朝的名臣冯道，评价还算“平正”。但后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北宋政坛的顶尖人物，纷纷对冯道展开了严厉批评，直指其为无廉耻的奸臣，成为评价冯道的一个重要观点。 　　宋军征讨南唐期间，南唐后主李煜派手下徐铉出使大宋，意思是南唐已经向宋称臣，大宋不应对南唐刀刃相向。徐铉数次与赵匡胤争辩，希望他能收回军令，触怒了赵匡胤，以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斥退徐铉。南唐被灭后，徐铉与李煜一起入宋，仍被委以官职。
　　被赵匡胤留用的徐铉，除了知名学者、南唐旧臣这些公开身份外，有着与范质相似的人格特点：耿介，公正，不容半点污垢。徐铉有一个老友叫谢岳，任职卢氏县主簿。按照宋朝法律，公务员年过70岁就应该退休了。谢岳此时被仇家向官方告发其已年过70岁，不能再担任主簿一职。由于谢岳是江南人，而江南尚老，办理此事的政府人员担心谢岳实际未满70岁，于是特意向名重江南的徐铉询问内情。
　　谢岳向徐铉说情：“我已年过七旬，这你是知道的。但我家里穷，需要这个职位的俸禄来供养。如果我退休了，全家人都要填埋沟壑了（宋初官员退休收入锐减甚至无收入）。希望你能向政府说不知道我的实际年龄。”徐铉没有理会老友的托请，如实说出谢岳的年龄，谢岳因此被免职。但看似无情的另一方面，徐铉却大力接济像谢岳这样贫穷的亲朋好友，只要有人来向他求助，他必“分俸开馆以纳之”。

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匡胤要改元，让宰相定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年号，最终确定了用“乾德”。乾德三年，宋军已攻灭后蜀，一些后蜀宫人进入大宋宫廷。某天，宫室之中忽然出现一块镜子，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赵匡胤吃惊不小，赶紧把镜子拿给宰相赵普看：现在是乾德三年，竟然出现一块刻着“乾德四年”的镜子，怎么回事？

　　面对这块诡异的镜子，赵普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赵匡胤找到了儒生窦仪。窦仪说：“这块镜子应该是从蜀地来的。前蜀最后一个君主王衍，用过‘乾德’这个年号，镜子应该是那个时候铸的。”原来“乾德”这个年号，已经被人用过，而且还是个亡国之君用过的年号。赵匡胤在感到情何以堪的同时，叹息着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是赵匡胤亲信，本来是“吏”，负责具体繁杂的事务，胸无点墨，在赵匡胤的劝导下，开始“手不释卷”，言行中也濡染士人气质。一次，某个官位出现空缺，赵普上书请求赵匡胤任命某人出任，谁知此人不合赵匡胤心意，提案遭到否决。第二日，赵普入奏时再谈这个任命，再遭赵匡胤否决。再过一日，赵普仍要求赵匡胤任用那个人。赵匡胤勃然大怒，将奏折撕裂扔在地上，拂袖而去。赵普神色自若，拾起奏折，回家粘补完整，第二日再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有所感悟，终于准许赵普所请。后来那个得到任用的人，果然非常称职。
　　又有一次，某官立功很多，赵普认为其于理应该升官，于是上奏赵匡胤。赵匡胤素来嫌弃赵普所提之人，否决了赵普的提议。赵普当面力争。赵匡胤恼了，露出了打猎时从马匹上不慎坠地而迁怒于马一刀杀之的武夫本色，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你能奈我何？”赵普从容答道：“刑罚用来惩戒过错，赏赐用来表彰功德。刑与赏，是属于天下的，不是您一人的刑赏。这是公事。陛下何必以一己的喜怒来决断公事？”赵匡胤听不进去，霍然起身，入宫去了。赵普紧跟上去，直到宫门才停下，然后久久伫立在宫门之外，静候赵匡胤出来。最终，赵匡胤准许了赵普所请。
　　工作之余，赵匡胤喜欢微服出访，尤其是喜欢到赵普家。他的这个习惯苦了赵普，令其常常退朝回到家里，还是不敢轻易脱下朝服，为的是要应付突如其来的赵匡胤。开宝六年，赵普在家收到了吴越王钱俶送来的书信以及十瓶“海物”，还没有启封，放在走廊下。这时赵匡胤突然闲逛过来，赵普手忙脚乱，来不及藏起吴越王的礼物，只能向赵匡胤如实以对。其时吴越只是向宋称臣，实际上并未归宋。
　　打开瓶子，发现里面的东西并非“海物”，而是用黄金做成的一粒粒瓜子。赵普大惊，连忙解释说：“我还没有打开礼物，不知道他送我的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他有什么意思。”赵匡胤叹道：“接受了也无妨的，大概钱俶以为国家大事是取决于你们这些书生罢。”
　　这既能看出赵匡胤对于掌控一切的自信，也可一窥这位武夫对读书人的暧昧态度。在宋初的制度设计里，士人虽然受到重用，但国家大事的决断权却更多归于皇帝手中。宋初尽最大可能地削弱相权，设置枢密使，令宰相不得掌管军政，枢密院因此与宰相府对称二府；又设置三司，三司使号为计相，宰相自此不得过问财政。
　　钱穆先生曾指出，宋代宰相的地位，较之汉唐两代远远降低。在宋朝以前，宰相可以坐着和皇帝议政，入宋后，宰相面对皇帝只能站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理念，被赵匡胤之后的宋朝君主很好地执行下去，士大夫空前强化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与皇帝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余英时语）。是以尽管宋代的相权遭到削弱，但君权却并未因此独擅，这正是宋代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