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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辛亥革命105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辛亥首义虽在武昌，然而各派政治力量在湖南长沙的活动，实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酝酿过程。革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辛亥革命前十年暗流涌动的古城长沙上演的众生百相，是中国人多年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
1901年，长沙。当时是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蜿蜒曲折，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西岸，就是屋宇鳞次栉比的古城长沙。
长沙地处华夏腹地，是湖南省的省城。
从现存的天心阁照片看，到1901年，长沙城还是颇为壮观的，周围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广五里，长十里，当时有俗谚云：“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应该是民间相当精确的丈量。全城原本有九个门，后来东北角又新开了经武门。
那时候长沙城还没有通铁路，交通主要靠上接沅、澧，下通洞庭的湘江。市内交通还没有黄包车，主要靠坐轿子。一乘小轿，两个轿夫，健步如飞，吱吱呀呀地不要两个时辰就可以做一回“九门提督”，遍游长沙九门。街道都是用麻石铺设，那石料来自湘江上游的丁字湾。盖房子则用铜官等地烧就的一色的青瓦，如果站在天心阁等高处瞭望，长沙城黑鸦鸦一片，“黑云压城”，间以炊烟袅袅，给人一种宁静厚重之感。
这在当时是华夏一座不起眼的中等城市。然而，长沙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突然能量大释放，石破天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904年7月底，黄兴来到武昌，向当地革命团体阐释了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武昌的同志一致答应：如长沙事起，即协同响应。可知这“第一枪”原计划在长沙打响。
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南当局当然注意到长沙世象的异动，这时偏偏一个华兴会成员又无意中走漏了起义的消息，致使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身份完全暴露，长沙府、县衙门都开始捕捉革命党人。黄兴在友人帮助下，剃净胡须，机智脱险，逃出了长沙。 长沙起义虽然失败，华兴会却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先后在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他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兴会会员吸收了两尊革命宣传的“大炮”。一位是杨毓麟（1872-1911，湖南长沙人），他写下《新湖南》一书，将“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置于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剖析，因而视野广阔，高出侪辈。加上饱蘸乡情的文字风格，扣人心弦。半年之内连印三版，如空中春雷，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共鸣。
另一位“革命党之大文豪”是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他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封建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新型政权，思想堪称先进。在湖南、湖北各学堂集资翻印，引起轰动。长沙起义失败后，陈天华再次东渡日本，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2月，陈天华投海殉国，以死来激励国人。
需要指出的是杨毓麟、陈天华的著作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所起的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当辛亥革命胜利后，南洋一家华侨革命报纸发表了寓意深刻的见解：“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而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战功，亦当推源于文字。”
麓山公葬：湖南士气激昂到了极点
辛弃疾词句说得好：“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曾是经纶手？”大凡出现惊天动地的事情，弄潮者中一定会出现惊天动地的人物。
继陈天华蹈海自杀后不久，1906年4月6日又发生了一起湖南籍壮士姚宏业（1881-1906，湖南益阳人，同盟会会员）投江殉身事件。姚宏业留日时，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教育，于是，他创办中国公学，开民间自办新学先河，认为可以培养“真救时之人才”，可以“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可以奠定中国未来民立大学之基础。然而遭官绅阻扼，加上诽谤流言，姚悲愤不可遏，留下一封绝命书，投黄浦江而殁。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陈天华、姚宏业相继投水，为国捐躯。他们两人不仅是学贯中西的时代精英，也是奔腾着屈原血脉的湖湘子弟，个性的烈烈刚肠加上报国的耿耿精忠，造成了湘省志士独特的殉国方式。噩耗传来，在湖南各阶层爱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长沙、善化两县学生为之震惊，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1866-1907，湖南湘乡人），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与迅速赶到长沙的同盟会员宁调元（1883-1913，湖南醴陵人），革命党人覃振、陈家鼎等人立即组织各校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公葬两位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以激扬民心，反对封建统治。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旋即由学生自治会选派学界代表苏鹏到东京、上海，迎接陈、姚烈士灵柩回湘。
岳麓山是长沙名胜，号称南岳七十二峰之尾，历来是风景绝佳之地。山上有云麓宫、麓山寺，山脚则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因此，这里也是首丘的上善之地。
湖南当局及乡绅闻讯公葬甚为惊异，他们百般阻挠，向巡抚庞鸿书鼓噪：“天华何如人，岳麓何如地？”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亲自到各学堂“训话”，攻击陈、姚主张革命并非爱国，“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所致”，并声言已接到巡抚部院谕示，绝不能听其埋葬至岳麓山。
面对淫威，禹之谟正气如虹：“今台湾、胶州、广州（湾）、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问，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土反不能容乎？”
1906年5月23日，禹之谟、宁调元、覃振和陈家鼎等组织学生及各界群众1万多人组成公葬队伍。当时长沙不足30万人口，出动1万余人是相当惊人的。
公葬队伍分两路进行。一队出南门在朱张渡过河，禹之谟同10多个教职员工抬着陈天华的灵柩领队先行；另一队从小西门渡河，宁调元同10多个教职员工抬着姚宏业的灵柩领队先行。一路上，加入这两支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万余，长达10余里，个个身着素衣，手执白花白旗，高唱哀歌，浩浩荡荡奔向岳麓山公葬地点，场面异常肃穆。长发披肩、瘦小精悍的禹之谟着短衣大冠，执一把长刀，头顶上方打着一块巨幅白布，上面赫然写着一副禹之谟自撰并书的挽联：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
自长沙城中望去，从河东至河西的路上，岳麓山山上、山下为之缟素。这种情势下，把守渡口拦阻灵柩的士兵，只得鹄立河边观望，不敢执行上司的命令。
到达岳麓山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与宁调元向群众悲愤地演说陈、姚二烈士的生平事迹，参加送葬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民气为之大振。
禹之谟的儿子禹宣三当天被父亲安排在大西门城墙上观看，有意要他受教育。事后禹宣三回忆说：“晚上父亲对我们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两个人就是想着宁为国民死而死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沉沦，宁愿以死来震惊国民。所以应该受到崇敬，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发动各界营葬，就是这个意思，无非要使大家懂得爱国。”
葬礼虽出乎意料地顺利，但当局并未善罢甘休。公葬结束后，俞诰庆就带了批军警抓去了三名学生。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皆愤愤不平，禹之谟前往交涉也毫无结果。
随后，禹之谟在西长街濂溪阁主持召开有五六百人参加的集会，当众揭发俞诰庆败坏学风、压制民主的罪行，向俞诰庆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俞迫于压力只得答应立即释放在押学生。
这次公葬陈、姚和痛惩俞诰庆事件，被誉为“湖南的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反对清政府的一次政治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说：“湖南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此事之后，湖南当局极为震恐，“民气伸张至此，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
“抢米”风潮：辛亥前夜最大的民变
1909年夏，湖南各地因水灾而导致粮食欠收，饥民流离转徙，百姓生活处于极端艰难之中。长沙城里“老弱者横卧街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但是一些官僚、地主、投机商人却认为此时是大发横财的好时机，纷纷囤积居奇。雪上加霜的是，英、美和日本鉴于南方各省谷米奇缺，可以获得暴利，也趁火打劫，通过长沙各洋行操作湖南谷米大量出境。
米价由此扶摇直上，一日数涨。往年，长沙米价每石常在二三千文上下，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文；这时猛增到七八千文，而且涨势并未刹减。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六字，人心惶怖，局势更形动荡。
这时，一起偶然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1910年4月11日上午，长沙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以挑卖河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之妻，来到碧湘街戴义顺碓坊，想以80文制钱买一升米，煮点稀饭一家人充饥。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斢换。黄妻借得通行钱后，再往戴义顺碓坊，不料米价已涨至每升85文。黄妻绝望之下，“采取了无力抵御的最后一招”，跳入老龙潭（今南门妙高峰东南方）中自杀而死。其夫黄贵荪听闻消息赶来，带着在老龙潭边哭泣的两个小孩，一同投入老龙潭中。
此消息很快在长沙城内传播开来。当时就有市民咒骂：“戴义顺为富不仁，高抬米价，逼死人命！”并要求米商为四位死者备办棺材。
老板戴义顺为人狠毒，次日依然若无其事地开板子做生意。有一老妪再次遭遇到与先天死去的黄妻同样的境况——米价瞬间涨价，但老妪采取了与黄妻不一样的抗争方式，与戴义顺争吵起来。
碧湘街周围的民众闻声赶来，看到眼前的情形，立刻联想到前一天发生的惨剧，都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人群中有一位叫刘永福的木匠冲出来，朝戴义顺胸口就是一拳。大家纷纷冲进店面，将戴义顺一顿暴打，将碓坊砸得稀巴烂。
这时，善化县知县郭中广得报，慌忙带着一队兵勇赶来，也随即被人群包围。郭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婉言开导”以脱身。众人认为既已获得郭中广许诺，而且时已深夜四更，便自行散去，看似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
不料风云突变，郭中广脱身后，即于13日清晨随巡警道赖承裕向巡抚岑春蓂请示。巡抚岑春蓂是公子哥儿出身，其父岑毓英曾做过云贵总督，公子哥儿不知稼穑之艰难，信口开河，以“愚民聚众，必有匪徒鼓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访”，责令巡警道赖承裕对“滋事”群众，“务必严拿”。赖承裕接令立即将木匠刘永福收押。
民众见当局不但不办平粜（指官府在荒年
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反而拿人，更加激愤。此时，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愤怒的人群，说了一句极不合时宜的话：“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
被这句荒谬的话激怒的人群蜂拥向前，摘去赖承裕的官帽，将其手脚缚住，倒悬于树上吊“半边猪”（拴住同边的一只手和一只脚，悬空吊起），饱以老拳。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有沿途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群众。他们赶到抚台衙门时，人数已近万人。在抚台衙门辕门套附近（今中山亭附近），众人高呼要求抚台立即开仓平粜，并释放木匠刘永福。
一向虚骄自矜的岑春蓂没想到竟会闹到自己的衙门来，便急悬牌示，想糊弄作罢。众人已是忍无可忍，由泥木工人领先，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还有一部分群众则直向内堂冲击，抚署卫队拼命抵御，被群众以石掷伤。
4月14日，风潮更形高涨。这一天是最高潮的一日，也是形势急转直下的一日。是日清晨，城厢内外各铺店一律罢市。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令长沙知府，善化、长沙（现在长沙市五一路以南为旧善化县所辖，五一路以北为旧长沙县所辖）二县知县，邀集叶德辉等绅士于席氏家祠商讨应付办法。当官绅们正在讨价还价、争执不下的时候，抚院门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中，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
岑春蓂下令军队开枪，打死20多人。面对血腥屠杀，群众呼天抢地，认为地方当局“不悉民情，无异官逼民变，只有烧尽而已”。抚署内顿时浓烟翻滚，烈火燎天，一直延烧至下午，余烬犹炽。
巡抚衙门被焚烧以后，愤怒的群众又把矛头指向了外国驻长的机构，认为：“以前湖南没有外国鬼子，大家有饭吃；外国鬼子越来越多，我们反而没有饭吃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米荒主要是由于洋商盗运所造成的，于是对教堂、洋行发动了全面的冲击，计被焚的有40余处。
岑春蓂感到已束手无策，被迫急电清廷自劾。清政府电令湖广总督瑞澂调派鄂军，日夜兼程赶赴湖南，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20余艘，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16日，两营鄂军分乘兵舰两艘到达长沙。英、日、美、德等国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汉口等地调来十多艘兵舰。长沙“抢米”风潮被残暴地镇压下去。
为了缓和反抗情绪，清政府对长沙的民、官、绅三方都进行了惩处，处罚面之大，惩处之重，颇为罕见。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代理湖广总督瑞澂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而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发生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不察民情，以弹压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众的荒谬之语，使事件急剧升级，更是难辞其咎。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谈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1910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谈到长沙抢米风潮：“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的重要因素之一。”
“抢米”风潮的参与者都是市井百姓，草根众生，斗争的核心问题只是为了微芥之米；而湖南素称鱼米之乡，长沙古列四大米市，由草根小民争微不足道之物，竟演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前最大的一次民变，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预演。
在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群众斗争发展到这样激烈的程度，也只长沙，绝无仅有！
保路运动：经济维权引爆革命
喧闹的“抢米”风潮过后，长沙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各派政治力量似乎都回到了风潮以前的态势。不过，人人都知道，一场更大的地裂山崩很快就将来临。长沙大街小巷都流传着一个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各派都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做准备。
这段时期，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绅士是忙碌的，忙碌的中心则是保路。
自1905年清政府将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昌）从美方手里赎回后，湖南的官、绅、商三足鼎立：官方依赖外债把持路政，竭力排斥民族资本；封建豪绅则依附官府，排斥商股；商方则力主不借外债，不招洋股，反映了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爱国士绅的要求，基本上符合民族、民众的利益。
粤汉铁路全长2400多里，在湖南境内的干路有1370多里，工程量比湖北和广东都多。湖南绅商们原本以为粤汉铁路湖南境内路线能顺利开工，孰料从1905年至1909年的4年中，名义上虽改为“官督商办”，实际上仍然是官绅当权，路款既未筹妥，工期延宕，局势沉闷。
1909年6月，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借款500万英镑，年息5厘，以两湖百货厘金、盐捐为担保，实际再度出卖了路权。此消息一经传出，如惊雷炸响。
其实早在1908年，清廷筹划举借外债的事就在日本见诸报端，被湖南留日学生发现了，于是成立各种保路拒债团体。同盟会会员焦达峰等都参加了这些团体，他们发文说：“三国借款，湘省计摊三百一十万镑，湖南久经苛政，旧债未清，今有负此巨债，不及二十五年，全省人民必将转死于沟壑。”
外资入国，对包括新派绅商在内的各个进步团体来说并不是好事，早在美国合兴公司投资粤汉铁路时，美国人时常进入湖南境内活动，假称修路，实为侵犯，“因为他们连一根枕木都没有铺过”。因此，保路拒债团体立即派人回国进行联络活动，发动湖南省内各阶层拒借外债和集股筑路。
此时，湖南成立了“采集舆论之所”的谘议局，具有“决议本省应兴应革事件”以及“本省权利废存”的职责。这样，商会绅董和铁道股东就有了取得政治地位的机会，而集股筑路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谘议局因此成了抗拒借款的合法机构。
张之洞逝世后，谘议局正式开幕，议长是湖南立宪派绅士谭延闿。谘议局作出决议，力拒借款，明确提出“实行商办”，同时拟定集股办法10项，开辟广阔且可靠的股款来源。谭延闿、龙璋、童光业、陈文玮为“湘路集股会”的会长及办事员。表面上集股会隶属于铁路总公司，实际上已将权柄从旧派官绅手中转移过来。
1909年冬至1910年春，湖南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集股热潮。上至官绅商界，下至城乡广大居民，包括学生、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官兵、学校教职员、下级公职人员，通过踊跃认股，投入保路斗争。到1910年，全省共收到股款535万余银两，这在全国各商办铁路公司都是较为可观的。
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干线动工后，工程进展颇为迅速。1910年9月，长株段已全线修通。这对于湖南爱国绅商和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证明由湘人自办铁路完全可能。继长株段完成后，南段株郴，北段长岳线，亦已于1911年1月破土兴建。
此时，湖南的立宪派幻想着以谘议局为合法讲坛，像西方国家一样，开展议会斗争，力图将保卫路权的斗争仅仅停留在有秩序的“拒债商办”范围以内。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希望以“文明争路”的方式，求得清政府的同情，以“赶修湘路”的措施来抵制外来资本的掠夺。他们希望在他们的牵引下，铁路一寸一寸地修筑，一直修到资本主义的彼岸。
但湖南立宪派的苦心，并未取得清政府的同情和理解。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正式颁布“铁路国有”政策，紧接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正式签约，将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四国银行团。
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各省反应迥然不同，不是因为“爱国程度”有深浅，而是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这四省中，湖南反应最早。
朝廷的朝令夕改，让湖南各阶层民众辛辛苦苦筑成的一段铁路以及各种权益被白白断送，由此激起了官民对立、中央与地方对立之势。
“天下兴兵讨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长沙成为全国最先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转卖外国的地方。各团体署名刊发传单，沉痛呼吁：“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果何堪设想？”
1911年5月14日，到教育会坪开会的长沙各界群众多达万余人，群情激愤，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实力进行”。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湘路公司长沙、株洲一带工人万余人停工进行示威，态度尤为激昂，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
6月上旬始，各学堂学生相率罢课，以示抗议。各阶级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湖南当局采取高压政策，出动巡防队、警察队“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手擎枪械，如防匪寇”。
在湖南民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民众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分男女老幼，都深深卷入这场运动，遂成波浪掀天之势。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老大帝国的一贯做派。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便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转为一场政治运动乃至革命暴动。
这场以保护铁路主权及民营资本的运动，也让一大批立宪派绅士由此找到了投向革命的决心，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幻想破灭。他们在辛亥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由“改良”转向“革命”的过渡。
旧制度已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天潢贵胄”们，完全丧失了政治的判断力，以为靠铁腕就能维持祖传特权，可越是想抓紧的稻草，失去得就越快。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时，被守旧大臣视为“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的怪物。未曾想46年后，这怪物果然断了大清朝的龙脉。
辛丑到辛亥的10年，在长沙，风满高楼，于无声处待听惊雷——地方士绅因私利而抗争，哥老会为义气与地盘而雄起，立宪党人为捍卫宪政而呼应，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而行动，平民百姓在“亡国亡种”感召下蜂拥而动，仿佛每一个人都发出对现实不满的吼声。一时间，古城长沙因这些“大事”的纷纷上演而被当局者锁定，在严重压制之下，透不出一丝气儿来。
时光激闪，1911年，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赛跑。谁占先机？鹿死谁手？谁执牛耳？谁主沉浮？中国其他地区与两湖在赛跑；湖南与湖北在赛跑；湖南，长沙，各种政治力量也在赛跑。改朝换代，一触即发。
“这一天”终于来临！辛亥首义终在近邻打响，主事者竟多半为湖南人；在各省光复中，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中有7省都督均是湖南人。可见，革命党人连月的工作早已“无间日夜”了，正如湖南都督焦达峰大声疾呼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再不动手，更待何时？”这种种细节，便是革命的先声！
万物昭苏天地曙，全凭南岳一声雷！
1901年，长沙。当时是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蜿蜒曲折，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西岸，就是屋宇鳞次栉比的古城长沙。
长沙地处华夏腹地，是湖南省的省城。
从现存的天心阁照片看，到1901年，长沙城还是颇为壮观的，周围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广五里，长十里，当时有俗谚云：“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应该是民间相当精确的丈量。全城原本有九个门，后来东北角又新开了经武门。
那时候长沙城还没有通铁路，交通主要靠上接沅、澧，下通洞庭的湘江。市内交通还没有黄包车，主要靠坐轿子。一乘小轿，两个轿夫，健步如飞，吱吱呀呀地不要两个时辰就可以做一回“九门提督”，遍游长沙九门。街道都是用麻石铺设，那石料来自湘江上游的丁字湾。盖房子则用铜官等地烧就的一色的青瓦，如果站在天心阁等高处瞭望，长沙城黑鸦鸦一片，“黑云压城”，间以炊烟袅袅，给人一种宁静厚重之感。
这在当时是华夏一座不起眼的中等城市。然而，长沙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突然能量大释放，石破天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904年7月底，黄兴来到武昌，向当地革命团体阐释了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武昌的同志一致答应：如长沙事起，即协同响应。可知这“第一枪”原计划在长沙打响。
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南当局当然注意到长沙世象的异动，这时偏偏一个华兴会成员又无意中走漏了起义的消息，致使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身份完全暴露，长沙府、县衙门都开始捕捉革命党人。黄兴在友人帮助下，剃净胡须，机智脱险，逃出了长沙。 长沙起义虽然失败，华兴会却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先后在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他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兴会会员吸收了两尊革命宣传的“大炮”。一位是杨毓麟（1872-1911，湖南长沙人），他写下《新湖南》一书，将“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置于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剖析，因而视野广阔，高出侪辈。加上饱蘸乡情的文字风格，扣人心弦。半年之内连印三版，如空中春雷，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共鸣。
另一位“革命党之大文豪”是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他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封建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新型政权，思想堪称先进。在湖南、湖北各学堂集资翻印，引起轰动。长沙起义失败后，陈天华再次东渡日本，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2月，陈天华投海殉国，以死来激励国人。
需要指出的是杨毓麟、陈天华的著作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所起的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当辛亥革命胜利后，南洋一家华侨革命报纸发表了寓意深刻的见解：“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而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战功，亦当推源于文字。”
麓山公葬：湖南士气激昂到了极点
辛弃疾词句说得好：“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曾是经纶手？”大凡出现惊天动地的事情，弄潮者中一定会出现惊天动地的人物。
继陈天华蹈海自杀后不久，1906年4月6日又发生了一起湖南籍壮士姚宏业（1881-1906，湖南益阳人，同盟会会员）投江殉身事件。姚宏业留日时，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教育，于是，他创办中国公学，开民间自办新学先河，认为可以培养“真救时之人才”，可以“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可以奠定中国未来民立大学之基础。然而遭官绅阻扼，加上诽谤流言，姚悲愤不可遏，留下一封绝命书，投黄浦江而殁。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陈天华、姚宏业相继投水，为国捐躯。他们两人不仅是学贯中西的时代精英，也是奔腾着屈原血脉的湖湘子弟，个性的烈烈刚肠加上报国的耿耿精忠，造成了湘省志士独特的殉国方式。噩耗传来，在湖南各阶层爱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长沙、善化两县学生为之震惊，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1866-1907，湖南湘乡人），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与迅速赶到长沙的同盟会员宁调元（1883-1913，湖南醴陵人），革命党人覃振、陈家鼎等人立即组织各校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公葬两位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以激扬民心，反对封建统治。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旋即由学生自治会选派学界代表苏鹏到东京、上海，迎接陈、姚烈士灵柩回湘。
岳麓山是长沙名胜，号称南岳七十二峰之尾，历来是风景绝佳之地。山上有云麓宫、麓山寺，山脚则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因此，这里也是首丘的上善之地。
湖南当局及乡绅闻讯公葬甚为惊异，他们百般阻挠，向巡抚庞鸿书鼓噪：“天华何如人，岳麓何如地？”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亲自到各学堂“训话”，攻击陈、姚主张革命并非爱国，“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所致”，并声言已接到巡抚部院谕示，绝不能听其埋葬至岳麓山。
面对淫威，禹之谟正气如虹：“今台湾、胶州、广州（湾）、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问，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土反不能容乎？”
1906年5月23日，禹之谟、宁调元、覃振和陈家鼎等组织学生及各界群众1万多人组成公葬队伍。当时长沙不足30万人口，出动1万余人是相当惊人的。
公葬队伍分两路进行。一队出南门在朱张渡过河，禹之谟同10多个教职员工抬着陈天华的灵柩领队先行；另一队从小西门渡河，宁调元同10多个教职员工抬着姚宏业的灵柩领队先行。一路上，加入这两支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万余，长达10余里，个个身着素衣，手执白花白旗，高唱哀歌，浩浩荡荡奔向岳麓山公葬地点，场面异常肃穆。长发披肩、瘦小精悍的禹之谟着短衣大冠，执一把长刀，头顶上方打着一块巨幅白布，上面赫然写着一副禹之谟自撰并书的挽联：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
自长沙城中望去，从河东至河西的路上，岳麓山山上、山下为之缟素。这种情势下，把守渡口拦阻灵柩的士兵，只得鹄立河边观望，不敢执行上司的命令。
到达岳麓山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与宁调元向群众悲愤地演说陈、姚二烈士的生平事迹，参加送葬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民气为之大振。
禹之谟的儿子禹宣三当天被父亲安排在大西门城墙上观看，有意要他受教育。事后禹宣三回忆说：“晚上父亲对我们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两个人就是想着宁为国民死而死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沉沦，宁愿以死来震惊国民。所以应该受到崇敬，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发动各界营葬，就是这个意思，无非要使大家懂得爱国。”
葬礼虽出乎意料地顺利，但当局并未善罢甘休。公葬结束后，俞诰庆就带了批军警抓去了三名学生。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皆愤愤不平，禹之谟前往交涉也毫无结果。
随后，禹之谟在西长街濂溪阁主持召开有五六百人参加的集会，当众揭发俞诰庆败坏学风、压制民主的罪行，向俞诰庆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俞迫于压力只得答应立即释放在押学生。
这次公葬陈、姚和痛惩俞诰庆事件，被誉为“湖南的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反对清政府的一次政治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说：“湖南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此事之后，湖南当局极为震恐，“民气伸张至此，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
“抢米”风潮：辛亥前夜最大的民变
1909年夏，湖南各地因水灾而导致粮食欠收，饥民流离转徙，百姓生活处于极端艰难之中。长沙城里“老弱者横卧街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但是一些官僚、地主、投机商人却认为此时是大发横财的好时机，纷纷囤积居奇。雪上加霜的是，英、美和日本鉴于南方各省谷米奇缺，可以获得暴利，也趁火打劫，通过长沙各洋行操作湖南谷米大量出境。
米价由此扶摇直上，一日数涨。往年，长沙米价每石常在二三千文上下，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文；这时猛增到七八千文，而且涨势并未刹减。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六字，人心惶怖，局势更形动荡。
这时，一起偶然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1910年4月11日上午，长沙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以挑卖河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之妻，来到碧湘街戴义顺碓坊，想以80文制钱买一升米，煮点稀饭一家人充饥。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斢换。黄妻借得通行钱后，再往戴义顺碓坊，不料米价已涨至每升85文。黄妻绝望之下，“采取了无力抵御的最后一招”，跳入老龙潭（今南门妙高峰东南方）中自杀而死。其夫黄贵荪听闻消息赶来，带着在老龙潭边哭泣的两个小孩，一同投入老龙潭中。
此消息很快在长沙城内传播开来。当时就有市民咒骂：“戴义顺为富不仁，高抬米价，逼死人命！”并要求米商为四位死者备办棺材。
老板戴义顺为人狠毒，次日依然若无其事地开板子做生意。有一老妪再次遭遇到与先天死去的黄妻同样的境况——米价瞬间涨价，但老妪采取了与黄妻不一样的抗争方式，与戴义顺争吵起来。
碧湘街周围的民众闻声赶来，看到眼前的情形，立刻联想到前一天发生的惨剧，都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人群中有一位叫刘永福的木匠冲出来，朝戴义顺胸口就是一拳。大家纷纷冲进店面，将戴义顺一顿暴打，将碓坊砸得稀巴烂。
这时，善化县知县郭中广得报，慌忙带着一队兵勇赶来，也随即被人群包围。郭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婉言开导”以脱身。众人认为既已获得郭中广许诺，而且时已深夜四更，便自行散去，看似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
不料风云突变，郭中广脱身后，即于13日清晨随巡警道赖承裕向巡抚岑春蓂请示。巡抚岑春蓂是公子哥儿出身，其父岑毓英曾做过云贵总督，公子哥儿不知稼穑之艰难，信口开河，以“愚民聚众，必有匪徒鼓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访”，责令巡警道赖承裕对“滋事”群众，“务必严拿”。赖承裕接令立即将木匠刘永福收押。
民众见当局不但不办平粜（指官府在荒年
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反而拿人，更加激愤。此时，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愤怒的人群，说了一句极不合时宜的话：“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
被这句荒谬的话激怒的人群蜂拥向前，摘去赖承裕的官帽，将其手脚缚住，倒悬于树上吊“半边猪”（拴住同边的一只手和一只脚，悬空吊起），饱以老拳。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有沿途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群众。他们赶到抚台衙门时，人数已近万人。在抚台衙门辕门套附近（今中山亭附近），众人高呼要求抚台立即开仓平粜，并释放木匠刘永福。
一向虚骄自矜的岑春蓂没想到竟会闹到自己的衙门来，便急悬牌示，想糊弄作罢。众人已是忍无可忍，由泥木工人领先，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还有一部分群众则直向内堂冲击，抚署卫队拼命抵御，被群众以石掷伤。
4月14日，风潮更形高涨。这一天是最高潮的一日，也是形势急转直下的一日。是日清晨，城厢内外各铺店一律罢市。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令长沙知府，善化、长沙（现在长沙市五一路以南为旧善化县所辖，五一路以北为旧长沙县所辖）二县知县，邀集叶德辉等绅士于席氏家祠商讨应付办法。当官绅们正在讨价还价、争执不下的时候，抚院门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中，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
岑春蓂下令军队开枪，打死20多人。面对血腥屠杀，群众呼天抢地，认为地方当局“不悉民情，无异官逼民变，只有烧尽而已”。抚署内顿时浓烟翻滚，烈火燎天，一直延烧至下午，余烬犹炽。
巡抚衙门被焚烧以后，愤怒的群众又把矛头指向了外国驻长的机构，认为：“以前湖南没有外国鬼子，大家有饭吃；外国鬼子越来越多，我们反而没有饭吃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米荒主要是由于洋商盗运所造成的，于是对教堂、洋行发动了全面的冲击，计被焚的有40余处。
岑春蓂感到已束手无策，被迫急电清廷自劾。清政府电令湖广总督瑞澂调派鄂军，日夜兼程赶赴湖南，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20余艘，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16日，两营鄂军分乘兵舰两艘到达长沙。英、日、美、德等国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汉口等地调来十多艘兵舰。长沙“抢米”风潮被残暴地镇压下去。
为了缓和反抗情绪，清政府对长沙的民、官、绅三方都进行了惩处，处罚面之大，惩处之重，颇为罕见。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代理湖广总督瑞澂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而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发生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不察民情，以弹压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众的荒谬之语，使事件急剧升级，更是难辞其咎。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谈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1910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谈到长沙抢米风潮：“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的重要因素之一。”
“抢米”风潮的参与者都是市井百姓，草根众生，斗争的核心问题只是为了微芥之米；而湖南素称鱼米之乡，长沙古列四大米市，由草根小民争微不足道之物，竟演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前最大的一次民变，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预演。
在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群众斗争发展到这样激烈的程度，也只长沙，绝无仅有！
保路运动：经济维权引爆革命
喧闹的“抢米”风潮过后，长沙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各派政治力量似乎都回到了风潮以前的态势。不过，人人都知道，一场更大的地裂山崩很快就将来临。长沙大街小巷都流传着一个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各派都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做准备。
这段时期，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绅士是忙碌的，忙碌的中心则是保路。
自1905年清政府将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昌）从美方手里赎回后，湖南的官、绅、商三足鼎立：官方依赖外债把持路政，竭力排斥民族资本；封建豪绅则依附官府，排斥商股；商方则力主不借外债，不招洋股，反映了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爱国士绅的要求，基本上符合民族、民众的利益。
粤汉铁路全长2400多里，在湖南境内的干路有1370多里，工程量比湖北和广东都多。湖南绅商们原本以为粤汉铁路湖南境内路线能顺利开工，孰料从1905年至1909年的4年中，名义上虽改为“官督商办”，实际上仍然是官绅当权，路款既未筹妥，工期延宕，局势沉闷。
1909年6月，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借款500万英镑，年息5厘，以两湖百货厘金、盐捐为担保，实际再度出卖了路权。此消息一经传出，如惊雷炸响。
其实早在1908年，清廷筹划举借外债的事就在日本见诸报端，被湖南留日学生发现了，于是成立各种保路拒债团体。同盟会会员焦达峰等都参加了这些团体，他们发文说：“三国借款，湘省计摊三百一十万镑，湖南久经苛政，旧债未清，今有负此巨债，不及二十五年，全省人民必将转死于沟壑。”
外资入国，对包括新派绅商在内的各个进步团体来说并不是好事，早在美国合兴公司投资粤汉铁路时，美国人时常进入湖南境内活动，假称修路，实为侵犯，“因为他们连一根枕木都没有铺过”。因此，保路拒债团体立即派人回国进行联络活动，发动湖南省内各阶层拒借外债和集股筑路。
此时，湖南成立了“采集舆论之所”的谘议局，具有“决议本省应兴应革事件”以及“本省权利废存”的职责。这样，商会绅董和铁道股东就有了取得政治地位的机会，而集股筑路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谘议局因此成了抗拒借款的合法机构。
张之洞逝世后，谘议局正式开幕，议长是湖南立宪派绅士谭延闿。谘议局作出决议，力拒借款，明确提出“实行商办”，同时拟定集股办法10项，开辟广阔且可靠的股款来源。谭延闿、龙璋、童光业、陈文玮为“湘路集股会”的会长及办事员。表面上集股会隶属于铁路总公司，实际上已将权柄从旧派官绅手中转移过来。
1909年冬至1910年春，湖南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集股热潮。上至官绅商界，下至城乡广大居民，包括学生、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官兵、学校教职员、下级公职人员，通过踊跃认股，投入保路斗争。到1910年，全省共收到股款535万余银两，这在全国各商办铁路公司都是较为可观的。
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干线动工后，工程进展颇为迅速。1910年9月，长株段已全线修通。这对于湖南爱国绅商和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证明由湘人自办铁路完全可能。继长株段完成后，南段株郴，北段长岳线，亦已于1911年1月破土兴建。
此时，湖南的立宪派幻想着以谘议局为合法讲坛，像西方国家一样，开展议会斗争，力图将保卫路权的斗争仅仅停留在有秩序的“拒债商办”范围以内。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希望以“文明争路”的方式，求得清政府的同情，以“赶修湘路”的措施来抵制外来资本的掠夺。他们希望在他们的牵引下，铁路一寸一寸地修筑，一直修到资本主义的彼岸。
但湖南立宪派的苦心，并未取得清政府的同情和理解。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正式颁布“铁路国有”政策，紧接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正式签约，将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四国银行团。
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各省反应迥然不同，不是因为“爱国程度”有深浅，而是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这四省中，湖南反应最早。
朝廷的朝令夕改，让湖南各阶层民众辛辛苦苦筑成的一段铁路以及各种权益被白白断送，由此激起了官民对立、中央与地方对立之势。
“天下兴兵讨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长沙成为全国最先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转卖外国的地方。各团体署名刊发传单，沉痛呼吁：“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果何堪设想？”
1911年5月14日，到教育会坪开会的长沙各界群众多达万余人，群情激愤，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实力进行”。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湘路公司长沙、株洲一带工人万余人停工进行示威，态度尤为激昂，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
6月上旬始，各学堂学生相率罢课，以示抗议。各阶级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湖南当局采取高压政策，出动巡防队、警察队“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手擎枪械，如防匪寇”。
在湖南民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民众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分男女老幼，都深深卷入这场运动，遂成波浪掀天之势。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老大帝国的一贯做派。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便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转为一场政治运动乃至革命暴动。
这场以保护铁路主权及民营资本的运动，也让一大批立宪派绅士由此找到了投向革命的决心，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幻想破灭。他们在辛亥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由“改良”转向“革命”的过渡。
旧制度已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天潢贵胄”们，完全丧失了政治的判断力，以为靠铁腕就能维持祖传特权，可越是想抓紧的稻草，失去得就越快。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时，被守旧大臣视为“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的怪物。未曾想46年后，这怪物果然断了大清朝的龙脉。
辛丑到辛亥的10年，在长沙，风满高楼，于无声处待听惊雷——地方士绅因私利而抗争，哥老会为义气与地盘而雄起，立宪党人为捍卫宪政而呼应，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而行动，平民百姓在“亡国亡种”感召下蜂拥而动，仿佛每一个人都发出对现实不满的吼声。一时间，古城长沙因这些“大事”的纷纷上演而被当局者锁定，在严重压制之下，透不出一丝气儿来。
时光激闪，1911年，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赛跑。谁占先机？鹿死谁手？谁执牛耳？谁主沉浮？中国其他地区与两湖在赛跑；湖南与湖北在赛跑；湖南，长沙，各种政治力量也在赛跑。改朝换代，一触即发。
“这一天”终于来临！辛亥首义终在近邻打响，主事者竟多半为湖南人；在各省光复中，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中有7省都督均是湖南人。可见，革命党人连月的工作早已“无间日夜”了，正如湖南都督焦达峰大声疾呼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再不动手，更待何时？”这种种细节，便是革命的先声！
万物昭苏天地曙，全凭南岳一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