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1866—1934年），站在文化史观的立场上，将中国古代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发展阶段。他认为：有史以来到东汉中期，是中国的古代社会；经过东汉后期到西晋的第一过渡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中世；中世社会历经了五胡十六國隋唐，到唐末五代迎来了第二过渡期；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近世。这一学说经其门人弟子的完善与发展，最终形成了魏晋以前为古代，魏晋隋唐为中世，宋代以后为近世的中国史分期学说。这一学说是“京都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其认识中国历史以及东亚历史的出发点。
　　内藤中国史学的核心，是把握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脉搏，探讨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周边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内藤将上古时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前期是中国文化在本土上形成并进行充实的时期，后期则是中国文化向边境各民族传播，并向东亚发展，演变为“东洋史”的时期。第一过渡期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代。而中世则是接受了中国文化熏陶的外部种族开始觉醒，其势力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代。第二过渡期的唐末五代，是外部势力在中国本土达到顶峰的时代。从北宋开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近世”阶段。
　　“近世”一词原是中国古典用语，如《史记·货殖列传》篇首所言“輓近世塗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是其典型用例，简单说，就是离言者的生活年代较近的时代。然而，历史分期中的“近世”，绝非单纯的时代上的早晚，它必须具有充实且明显的时代特征。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一书的序言中，已明确指出：“宋元明的文化就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由1918年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的《日本的近世》中，内田银藏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汉末是古代的终结，三国时期是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时期，晋南北朝隋代到唐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中世，将五代视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时期，宋元明清则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近世。隋唐从政治上来讲与此前南北分裂时代大相径庭，但从文明的性质上来看，是就此继承了前代的特征。而到了宋代，加进了许多新的色彩，学问艺术一体的风气总算摆脱了传习的束缚，开始带有一种轻松明快的新感觉。元明清的文化，大体继承了宋代文化。这就是想把宋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近世的理由。”在内田银藏在京都大学探讨日本的近世并广涉中国的近世期间，内藤湖南与其同僚交往频繁，因此，内藤湖南体系整然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应该受到内田银藏学说的较大影响。
　　就唐宋之间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即所谓的“唐宋变革”，内藤湖南曾撰写《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按他的概括，近世，从宋以后到清代，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的时代。前代的贵族没落，政权归于专制君主，文化归于庶民。宫崎市定则在详细考察了宋元时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在中世纪历史发展停滞的背后，依然有一种动力在推动着中世纪历史向前发展。当这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文艺复兴。中世纪后期的人们，自觉到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与古代不同的中世纪，从而产生了否定现世、憧憬古代的意识，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动力。由于文艺复兴是人类最早的历史自觉，因此，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史学家把文艺复兴后的历史发展阶段视作近世，在这一认识上几乎没有异议。如果说欧洲的近世大致始于公元十三、四世纪，而东洋的近世则开始于十、十一世纪的宋代。
　　可借用以下一些关键词来概括“近世”社会：基于血统的贵族主义崩溃，基于才学的个人主义盛行；封建分权政治终结，君主独裁政治出现；庶民登上历史舞台，人文主义觉醒；摆脱传统经典束缚，学术研究兴起；科学技术发达，商品经济趋于繁荣；憧憬古代文明，文艺复兴……文物考古资料，同样映现着“近世社会”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