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筹建

来源 :百年潮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eljl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安高新区开工典礼上,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表讲话(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档案室提供)

  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是改革开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陕西西安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立以来发展迅速,综合指标处于全国前列,成为西安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沿阵地、西安乃至陕西全省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对外开放窗口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作为西安市副市长、陕西省副省长,有幸负责西安高新区的筹建工作。斗转星移、岁月如梭,筹建西安高新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88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会上,大家反复、深入讨论了国务院领导对国家科委、北京市政府关于在中关村地区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报告的批示。批示写得很长,满满一页纸。我还清晰地记得,宋健在省、市长座谈会上说:“我们要‘面向’,人家不‘依靠’,怎么办?我们自己干!——成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宋健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讲话中的“面向”和“依靠”,指的是国务院提出的“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技”政策。
  宋健之所以这样讲,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当时,国务院下设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化工部、轻工部、石油部等很多个工业部门,当国家科委提出要在自己领导下另起炉灶,建设国家级高新区时,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认为是多此一举。而且,这意味着要从各工业部门的国务院计划拨款中切出一块,转拨给国家科委,所以他们都对建立高新区持异议。或许,这也是国务院领导批示写得很长的缘由吧。
  会后,即1988年4月,陕西省决定实施科技兴陕战略。然而,“科技”包罗万象,陕西应当从何着手呢?经过一番分析,省委、省政府决定“狠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以此带动整个科技兴陕战略。
  当时,对于整个社会,包括省、市、区、县各级政府部门而言,高新区都是一个新概念,因此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高新区必须是开放的,因为封闭系统只能造成内耗,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发展;其二,高新区必须着重科技进步的生长点——前沿技术和前沿产业。前沿产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概念,大多数人把产业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这样的分法便于社会管理,但从事物发展的视角来说,更应该分为传统产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前沿产业四个层次,其中前沿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前沿”,是科技进步的生长点,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所谓“前沿”,当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我们大炼钢铁,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也应该指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到了六七十年代,石油化工成为“前沿”时,我们却落后了一步。国外的石化工业从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而我国到70年代后期才进口了一批大型石化装置,主要布局在沿海,带动了辽宁、山东、上海一带的经济发展。电子工业的发展在80年代,重点还是沿海地区。就陕西而言,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钢铁工业建设滞后,一直到70年代才有一个小小的钢铁厂;六七十年代,石化工业基本一片空白;80年代,电子工业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到90年代初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全省最主要的还是重加工业。90年代前,没有能够在各个时期抓住前沿产业的发展,大概是我省生产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作出成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决定,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各地结合当地特点和条件,积极创办高新区,并给予很多优惠政策,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西安市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常说,陕西有三大优势,其中第一个优势就是科技优势,而我们科技优势最突出的又是高新技术,这是大家基本一致的认识。因此,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有客观的需要,也有客观的可能。另外,陕西科技优势发挥的问题已经提了多年,大家始终不太满意,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例如,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新型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激光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当时这些技术分散在一些部、省企业之中,形不成群体优势,很难给西安带来效益。此外,我们的技术优势虽然体现在高新技术方面,但同时我们工业的基础又主要是重加工业。科技优势的特点和工业本身的特点之间不尽协调,有一个高低不相接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很可能是我们发挥科技优势的一个桥梁。
  我们希望能够借鉴北京中关村科技一条街的经验,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西安市的科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再用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去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形成地区的前沿产业或支柱产业,同时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这也是我省经济迎头赶上发达省份,而不是从后面追赶的一个捷径。除了带动传统产业发展以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有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即向国际市场迈进,拓宽我省改革开放之路。
  基于上述想法,我当选西安市副市长并分管科技、教育、卫生工作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下大力气抓高新区的筹建。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西安市很快掀起科技兴市的热潮。1988年4月8日,西安市科技工作会议召开,所有在西安市的中央、省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都受邀参加。关于在西安建立高新区,各单位反响强烈。他们说,以前西安市的科技工作会议从不邀请中央和省级科研、教育单位参与,这次参会,我们非常高兴,西安人民养育着我们,我们理应为西安尽力!
  会议决定,在科研和高校较集中的西安市城南区域创建西安高新区。会后,我立即召集碑林、雁塔和莲湖三个区的区长开会。会上,我问三位区长:“你们哪个区愿意承担此事?”碑林和雁塔两区说:“我们须回去开会商议后才能决定。”唯有莲湖区李丰说:“我是常务副区长,我不需要回去研究,我现在就可以定:在我们莲湖区创建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李丰的表态和语气很自信、坚定,我感到他不是一时激动,更不是要出风头,而是确实敢于创新、勇于担当。所以,我当场决定,西安高新区的试点就从莲湖区开始,并指示李丰,会后立即研究具体地点及实施方案,尽快报告市政府。   莲湖区的几位主要领导第二天就专门为此开会,划定以劳动南路与丰庆路交汇处为中心点,通过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方式,动员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创建西安高新区。会后,他们亲自分头去临潼等地的研究院所,动员落户到规划中的高新区,其中骊山微电子公司成为西安高新区的第一家高科技企业。我本人则动员来了北京中关村高新区里最有名的四通公司。
  当时,在以劳动南路与丰庆路交汇处为中心点的这块地段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是空军西安通信学院。该学院的上级主管单位想在此地建一个空军招待所,于是我就推动以西安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发文:此区域内不得新建高新技术产业以外的任何机构或单位。
  莲湖区专门设立了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但全部家当只有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一个工作人员、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几天后,我陪袁正中市长来视察,他当即批了1万元办公费。为了建好高新区,抓住科技兴市的大好机遇,莲湖区还于4月至6月组织万余名干部开展了200多场次更新观念、解决实际的“生产力标准讨论会”。
  雁塔区和碑林区也在科技兴市的紧锣密鼓中行动了起来。雁塔区决定建立两处开发区:一处是以翠华南北路为轴心,向育才路、小寨东路西翼发展的开发区;另一处是以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东风仪表厂及电子城为依托,以太白路南段为轴心,东西穿插发展的电子技术开发区。碑林区决定建立东西两个点,以优惠条件吸引企业:东点以西安交大为主,分别向兴庆路和咸宁路延伸;西点以西北大学、西北工大、航空研究院631所等校所为主,延伸到太白路、友谊西路。
  由于人们对高新区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想要解决专项资金、场地、机构和人员编制等问题,需要多方协调各种关系。陕西省委的张勃兴书记,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安启元书记、袁正中市长、崔林涛副书记等领导非常关心高新区试点工作,多次亲临现场检查、指导,并给予大力支持。市政府出台了高新区新技术企业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我也多次会同有关领导现场办公,解决筹建高新区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例如电信局挤出部分电话线路,公交公司增加了24路公交车的车次,工商银行表示愿在这里设点……
  有了多方的支持和关心,不到半年时间,西安高新区(试点)在劳动南路率先建立起来,主动申请在此创办科技企业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有近百家,各类科技人员达数百人。到1989年,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创办一年半的高新区(试点)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主要经济指标突破原定任务的二至三倍。各项数据证明,西安高新区(试点)走在了全国前列,仅排在北京、上海之后,名列全国第三,受到国家科委表扬。
  高新区试点工作创造了多项颇具特色甚至全国首创的经验。例如,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企业创业资金问题,我和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张筱梅行长多次沟通,最终在工行大力支持下,创建了高新区的科技、金融联姻机构,也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陕西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陕西省投资集团公司的前身)。我还和张筱梅行长主持召开全省高校、科研院所书记、院(校)长动员会,鼓励他们贷款办高新技术企业。运用贷款支持科技开发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1990年4月举行的首届全国科技贷款成果展上,来自西安高新区(试点)的优秀成果一举拿下多个奖项。
建设初期的西安高新区

  1990年10月,西安高新区(试点)选送115项科技成果参加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汇报展览,受到广泛好评。尤其是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能源和高效节能等五个方面的成果,有的被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有的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国内推广项目,還有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或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这些项目大都达到了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西安高新区入口(摄于2011年)

  1991年,西安高新区(试点)创造了1.18亿元收入、2950万元利税。
  同年1月,我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组织安排我协助分管科技工作。在抓科技兴陕的同时,我继续与国家科委沟通,争取正式批准建立西安高新区,申请在宝鸡新建国家级高新区。终于在当年3月,国家科委正式批准成立西安高新区。
  6月12日,西安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省市新闻单位和中央驻陕新闻单位介绍了西安高新区的总体规划——西安高新区总面积16.22平方公里,分东西两个区和一条科技街区……我还专程乘汽车到包头市,将正在当地视察的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科委顾问谢绍明等领导接到西安,出席6月14日举行的西安高新区核心区开工剪彩、奠基仪式。
  之后,我又开始着手领导建设宝鸡高新区、渭南高新区。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主要支流渭河沿岸的关中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逐步建立起来。
  盛世繁华中,回首如歌往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西安高新区无疑是这40年辉煌历史的一个“缩影”。“政策扶持、贷款起步、负债经营、滚动发展”这16个字准确概括了西安高新区筹建和起步阶段的发展历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艰难处境。然而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到2017年底,西安高新区创造的GDP已经突破1200亿元大关,在全国164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实力排名TOP4。
  从1988年提出“狠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以此带动整个科技兴陕战略,陕西省在这30年间构建了三大基础性支柱产业——三线建设的先进技术产业、新兴能源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薄弱环节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西安高新区的广大建设者、生产者功不可没。在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情况下,经过30年筚路蓝缕、锐意进取,西安高新区依托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发展,走出了一条从荒芜到繁华、从守旧到创新、从西部大开发前沿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新前沿的辉煌进阶之路。无论此前还是今后,其所代表的前沿产业都是陕西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动力来源。
  口述者:陕西省原副省长、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原主委;整理者: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编辑 赵鹏)
其他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谷牧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工作。  经济特区在成立伊始就迎来各方关注的目光,各种议论也接踵而至。许多部委发出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这时,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1982年3月,上海一家报纸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对深圳特区加以影射。  对此,谷牧运用事实对特区
我的母亲何妨,原名何送金,1923年5月18日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东张镇。1937年5月在厦门参加革命,参与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的创建。1938年,15岁的母亲因不满入党年龄由中共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党支部吸收为按党员使用的团员,1940 —1942年母亲经厦儿团党支部安排,就读于复旦大学先修班,毕业后参加了“陈昌特工组”,成为父亲的部下。1945年我母亲与我父亲陈昌结为革命夫妻。1952年,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中美建交以后我随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往事。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章文晋副部长等众多官员随行。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同时也是邓小平亲自同美
现象:一提到德育,学生们往往想到政教处、处分、纪律,或者被安排参加一些仪式、班会,再或者就是听学校领导、班主任讲话等。这样的德育形式重说理轻体验,枯燥无味,往往效果不佳。  评析:德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当是学校工作的基础和纽带,甚至是教育內容的核心,是重中之重。没有了德育,教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教师的主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三次“伟大飞跃”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回顾总结这三次“伟大飞跃”,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站起来”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时代主题,是“富起
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负责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毅然决定,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有10%至20%缺粮。4月16日,李先念再次致信毛泽东,报告缺粮的严重情况。  毛泽东对1960年总体形势尽管比较乐观
1966年11月3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在农垦部食堂刚吃完早餐后,王震部长的秘书汪文华通知我:“王部长在五棵松医院接见你和周鸣远。”我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叫来周鸣远,从西单乘37路公交车,前往五棵松解放军总医院。  我们预先商量好由我向王部长汇报情况,护士把我们领到医院会客室,说:“王部长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我们在门口礼貌地喊了一声:“报告!”  “请进!快进来吧!”里面传出王部长亲切的声
胡绳,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通过“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最早在历史认知和史学理论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领域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  导师。精湛的史识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主任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亲身感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封毛泽东在1937年8月19日写给他和任弼时的亲笔信。这封信一直保存在埃德加·斯诺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那里。  海伦也是美国进步记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绰号佩格。她于1931年乘美国“林肯”号海轮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当秘书。1932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7年4月,她在斯诺的影响下,只身前往西安,并成功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作“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