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专业与学历差异对学生安全观的影响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uangzhongya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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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学生来源地、学校所在地、学生专业和学历的不同对学生安全观没有重大影响。在一致率比较高的问题上,上述四个因素并没有导致学生对安全看法的明显差异;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可以发现由上述四个因素所导致的不同看法。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比较突出的差异和例外。
其他文献
2009年9月19-2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了“新中国60年外交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国务委员戴秉国会见了与会代表;外交部长杨洁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崛起,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崛起中。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权力转移和大国间的互动。1949~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为此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对安全的需求。中关和中苏间多次爆发冲突后,关苏最终容纳了中国对改变东亚秩序的要求。1978~2008年,中国以和平方式第二次崛起,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中关两国的势力范围。21世纪初叶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如何把握中国第三次崛起带来的问题,而
作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对亚洲政策的分析,评估了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所带来的优势与局限、美国所具备的优势与弱点以及亚洲国家的应急计划。虽然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持续增长,但美国仍然是亚洲的领导者。亚洲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和其他互动中寻求互利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仍感到不安。亚洲是中国施加影响最大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主导这个地区。事实上,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将继续进行谨慎、不断的努力与调整政策,以便克服中国崛起过程中现有的和无法预见的障碍。因此
当下的政治话语对“国际现状”的概念不加界定就用来作为评判中国崛起的标尺,该术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高度情景化,且无确定的规范性内容。作者以国际法规范作为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国际现状的核心是国际体系成员基于广泛承认与同意而做出的秩序安排。国际现状的具体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物质基础法律秩序、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通过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模式、加入国际制度的趋势、使用武力的环境与历史、接受习惯国际法、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分析来看,中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而
区域矛盾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问题在美国国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中关关系为例,作者分析了区域矛盾在国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认为选民利益决定了美国各区域在中关关系上的结盟或对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延长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基本上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形成东西对抗的局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0年的两个有关中国台湾的法案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不再是东西部对立,而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与民主党占主导的地区相互对立。作者最后讨论了分析结果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借鉴
2007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处于一种平稳的发展状态,成绩在慢慢累积,问题依然严峻。在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方面,各教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升有降,几大传统主力地位依然无多大变化;专业期刊的整体开放度有所提高,但栏目设置、分布仍不尽科学、合理;中青年学者进步较快,但人才“链条”建设仍有薄弱环节;国际学术交流在“引进来”的工作方面比较活跃,但“走出去”的工作仍待拓展。在研究进展方面,理论研究面临困局,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均有待提高,但在问题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有所进步;经验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全球视野,前瞻性依然不够;关
分裂主义的国际化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分裂主义通过向外部寻求支持、承认和进行跨国动员的方式横向扩散并向周边溢出;另一方面,介入国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引发事发国与介入国之间的国际冲突、危机甚至战争,形成国际化的垂直升级。无论何种进程,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均对事发国的反分裂斗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和制约。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现有专职教师10人,其中教授4名、副教授5名、讲师1名,7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兼职教授3人,分别是俞可平、林华生(日本)和王德育(美国);客座教授4人,分别是星野昭吉(日本)、村田忠禧(日本)、斋藤道彦(日本)和郑贞铭(中国台湾)。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对个人安全有了明确认知。学生认为经济贫困、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安问题是威胁中国个人安全的“三大障碍”,其中社会治安是现阶段个人安全的最大挑战;不同经济阶层的人群安全感基本相同,但面临与关注的个人安全问题有着较大差异。学生群体关注人身、就业和健康三大安全领域,认为政府是解决个人安全问题的主体。
作者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认识出发点,对(不)安全文化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指出话语本身可成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活动。把语言作为安全政治分析的主要单位,旨在超越长期以来仅把外界物质要素作为(不)安全文化来源的看法,看似“客观”、“自然”的安全政治问题,往往是国家之间彼此话语诠释和建构的产物,这类话语实践反过来可以成为制造国家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作者以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为例,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与制造冲突紧张之间存在着一定因果关系。于是,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