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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刚刚17岁的青年团员李运昌瞒着家里人，经李大钊介绍报考了广州黄埔军校，并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个来自河北农村、稚气犹存的乡下少年，就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事业之中。
1926年9月，18岁的李运昌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建议下，从第四期毕业学员的中共黨员骨干中抽调了60名同志，分配他们到各地开展工农武装的建设工作。这60人中有43人被派去搞工人武装，另外17人则负责农军建设，他们全部被分派到东江地区，李运昌就是这17人中的一员。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广东省委又专门组织这17位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干训队学习。此前，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经开办过五期，分别由彭湃、阮啸仙等同志主办，第六期的主办者是毛泽东。开学前，李运昌带队专门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简单介绍了讲习所的主要情况和学习要求。闲谈中，当毛泽东得知李大钊是李运昌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时，高兴地说道：“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时，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帮助和影响，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鼓励同学们要好好读一读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
开学后，学员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毛泽东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精辟的讲解，深刻的洞察，给了这些刚刚毕业的黄埔学子极大的启迪，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些教诲对于来自农村、有着深刻切身体会的李运昌来说，更是令他终生受益。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后，李运昌被分派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担任农军部主任，负责指导各县的农军训练工作，直接受办事处主任彭湃的领导。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和农军基础，这一时期东江农军的发展十分迅猛。刚刚上任的李运昌立刻投身到农军建设的工作中去，积极筹划在各县成立农军模范队，对农军战士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
1925年李运昌在黄埔军校
李运昌坐镇汕头，制定计划，安排检查，总结工作，指挥十几位同志在东江各县积极创建农军模范队。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虽然工作千头万绪，紧张繁重，但他的身上却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信仰的火焰一经点燃，生命就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李运昌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东江地区的农军模范队迅速成长壮大，很快就达到2000多人的规模。农军模范队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所到之处红旗招展，声威赫赫，真正成为了农民群众的主心骨，地主恶霸的眼中钉。
从1926年11月到1927年4月这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东江地区的农军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期间，李运昌曾到广东省委和农军部作过一次农军工作汇报，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日，汕头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也开始动手“清共”。
此时，李运昌正在普宁县检查农军工作，侥幸避开了敌人的追捕。16日，面对眼前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李运昌与普宁县部委的同志们紧急开会商议对策。李运昌在会上说：“国民党反动派要屠杀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还掌握着1万多农民武装，一不能让他杀;二不能躲起来。我们要暴动，用枪杆子来对付反动派的屠刀！”他的表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会议决定立刻派部委书记陈魁亚前往中共海陆丰地委汇报请示工作。陈魁亚冒雨赶到海丰，向地委书记张善铭汇报了普宁的情况并请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指示。张善铭告诉他：根据广东区委指示精神，可以组织武装暴动，反抗白色恐怖。陈魁亚立刻将这一重要指示带回了普宁。
4月18日至19日，省农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委员林苏，中共汕头地委工委书记、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石魂等人从汕头撤退到了普宁塔脚。在获知中共海陆丰地委关于暴动的指示精神后，他们立刻召开了潮普惠三县紧急军事会议，着手制定武装暴动方案。
19岁的李运昌临危受命，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成立了潮普惠三县军事委员会，推选李运昌为主席，杨石魂、林苏、陈魁亚、何石、李崇三等为委员，下设军事、军法、财政、总务各部。另在塔脚农会所在地设立前线指挥部，李运昌任总指挥，何石任副总指挥。
4月23日，普宁暴动的枪声正式打响了！总共约有5000名农军参加了攻打普宁县城的战斗。李运昌后来回忆道：“我是第一次指挥这么多农民军进行攻城战斗，黑压压的人群高举着梭镖和大刀，士气十分高涨。农民军把普宁县城团团围住，然后集中火力，开始猛烈攻打。本想一鼓作气把这座县城拿下来，可是由于城墙很高，修筑得非常坚固，农民军的武器又很差，因此一连攻了几天也没攻下来。我和大家心里都非常焦急。”
当时参战农军手中除了少数枪支，很多人还在使用长矛、砍刀之类的简陋兵器，攀登城墙也只能使用竹梯，连攻城用的炸药都没有。虽然农军战士英勇奋战，但却很难迅速攻克坚固的城防。而城内地主武装乘机派人向汕头潮梅警备司令部求援增兵。4月26日，何辑五派一个营的兵力，对外号称一个团，从汕头分三路向普宁扑来。幸亏中共地下党人及时截获了敌人的军事情报，迅速电告普宁暴动指挥部，为暴动农军提前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时间。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正规部队，李运昌紧急调兵遣将，指挥农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除留下少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县城外，农军的主力部队迅速投入了截击设伏的战斗。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在距离塔脚五华里的平径山，敌军连长尤振国所部“尤连”终于陷入了何石农军基干大队的埋伏圈。经过一番激战，敌人被围困在平径山山头。此时，区委陈宇任率领的90余名持枪农军及时赶到增援，暴动农军一鼓作气，全歼了困兽犹斗的敌“尤连”117人，开创了潮汕农军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
走出黄埔投身农军建设
1926年9月，18岁的李运昌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建议下，从第四期毕业学员的中共黨员骨干中抽调了60名同志，分配他们到各地开展工农武装的建设工作。这60人中有43人被派去搞工人武装，另外17人则负责农军建设，他们全部被分派到东江地区，李运昌就是这17人中的一员。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广东省委又专门组织这17位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干训队学习。此前，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经开办过五期，分别由彭湃、阮啸仙等同志主办，第六期的主办者是毛泽东。开学前，李运昌带队专门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简单介绍了讲习所的主要情况和学习要求。闲谈中，当毛泽东得知李大钊是李运昌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时，高兴地说道：“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时，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帮助和影响，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鼓励同学们要好好读一读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
开学后，学员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毛泽东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精辟的讲解，深刻的洞察，给了这些刚刚毕业的黄埔学子极大的启迪，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些教诲对于来自农村、有着深刻切身体会的李运昌来说，更是令他终生受益。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后，李运昌被分派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担任农军部主任，负责指导各县的农军训练工作，直接受办事处主任彭湃的领导。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和农军基础，这一时期东江农军的发展十分迅猛。刚刚上任的李运昌立刻投身到农军建设的工作中去，积极筹划在各县成立农军模范队，对农军战士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
李运昌坐镇汕头，制定计划，安排检查，总结工作，指挥十几位同志在东江各县积极创建农军模范队。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虽然工作千头万绪，紧张繁重，但他的身上却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信仰的火焰一经点燃，生命就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李运昌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东江地区的农军模范队迅速成长壮大，很快就达到2000多人的规模。农军模范队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所到之处红旗招展，声威赫赫，真正成为了农民群众的主心骨，地主恶霸的眼中钉。
从1926年11月到1927年4月这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东江地区的农军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期间，李运昌曾到广东省委和农军部作过一次农军工作汇报，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
领导普宁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日，汕头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也开始动手“清共”。
此时，李运昌正在普宁县检查农军工作，侥幸避开了敌人的追捕。16日，面对眼前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李运昌与普宁县部委的同志们紧急开会商议对策。李运昌在会上说：“国民党反动派要屠杀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还掌握着1万多农民武装，一不能让他杀;二不能躲起来。我们要暴动，用枪杆子来对付反动派的屠刀！”他的表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会议决定立刻派部委书记陈魁亚前往中共海陆丰地委汇报请示工作。陈魁亚冒雨赶到海丰，向地委书记张善铭汇报了普宁的情况并请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指示。张善铭告诉他：根据广东区委指示精神，可以组织武装暴动，反抗白色恐怖。陈魁亚立刻将这一重要指示带回了普宁。
4月18日至19日，省农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委员林苏，中共汕头地委工委书记、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石魂等人从汕头撤退到了普宁塔脚。在获知中共海陆丰地委关于暴动的指示精神后，他们立刻召开了潮普惠三县紧急军事会议，着手制定武装暴动方案。
19岁的李运昌临危受命，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成立了潮普惠三县军事委员会，推选李运昌为主席，杨石魂、林苏、陈魁亚、何石、李崇三等为委员，下设军事、军法、财政、总务各部。另在塔脚农会所在地设立前线指挥部，李运昌任总指挥，何石任副总指挥。
4月23日，普宁暴动的枪声正式打响了！总共约有5000名农军参加了攻打普宁县城的战斗。李运昌后来回忆道：“我是第一次指挥这么多农民军进行攻城战斗，黑压压的人群高举着梭镖和大刀，士气十分高涨。农民军把普宁县城团团围住，然后集中火力，开始猛烈攻打。本想一鼓作气把这座县城拿下来，可是由于城墙很高，修筑得非常坚固，农民军的武器又很差，因此一连攻了几天也没攻下来。我和大家心里都非常焦急。”
当时参战农军手中除了少数枪支，很多人还在使用长矛、砍刀之类的简陋兵器，攀登城墙也只能使用竹梯，连攻城用的炸药都没有。虽然农军战士英勇奋战，但却很难迅速攻克坚固的城防。而城内地主武装乘机派人向汕头潮梅警备司令部求援增兵。4月26日，何辑五派一个营的兵力，对外号称一个团，从汕头分三路向普宁扑来。幸亏中共地下党人及时截获了敌人的军事情报，迅速电告普宁暴动指挥部，为暴动农军提前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时间。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正规部队，李运昌紧急调兵遣将，指挥农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除留下少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县城外，农军的主力部队迅速投入了截击设伏的战斗。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在距离塔脚五华里的平径山，敌军连长尤振国所部“尤连”终于陷入了何石农军基干大队的埋伏圈。经过一番激战，敌人被围困在平径山山头。此时，区委陈宇任率领的90余名持枪农军及时赶到增援，暴动农军一鼓作气，全歼了困兽犹斗的敌“尤连”117人，开创了潮汕农军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