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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等。
主要著作：《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等。
摘要 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决定大国兴衰的除了国际环境以外，很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模式，即国家形态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并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未来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完善中国模式，增强综合国力，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
关键词 国际格局 大国兴衰 国家模式 竞争 战略风险
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在分析国际战略格局变动时，往往习惯于盯住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然而，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这说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上升中的大国、后起大国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下滑、衰落的，是有可逆性的。对中国来说，未来30年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如何不做战后以来第三个失败的“世界老二”？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在和平条件下，新兴的世界“老二”为什么会半途而衰？
决定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在于世界“老二”的兴衰
远的不用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引起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和标志性事件，其实都是世界第二大国或第二大经济体的兴衰与移位。例如，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解体”，日本继而取代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国际事务与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又如，持续了约20年的美、欧、日主导的世界格局，经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而萧条，日本经济因20年低迷而“和平衰落”，而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于2010年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伴随着20国集团的出现，国际格局因此而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两次世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中，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未来30年也未必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即便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或许仍将在美国的五分之一以下，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况且未来中国必然会面临国内外新的风险与挑战，特别是来自“老大”美国的战略打压与牵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未来30年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就是，防止重蹈前苏联和日本的覆辙，不做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战后，前苏联和日本作为两个曾经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世界经济主宰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成为世界“老二”之时起便成为美国打压、牵制、耗损的对象。而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也使一些与美国原来处于对立的国家得到美国的青睐，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甚至成为美国的潜在“盟友”。
战后，无论前苏联对美国采取军备竞赛、军事结盟、军事对抗或军事扩张，还是日本与美国结成盟友、唯美国马首是瞻，只要是世界“老二”，都会成为美国坚决敲打、制衡和弱化的对象。
战后，无论前苏联或日本，国家经济规模都没有达到美国的85%便开始下滑。结果，前苏联“和平解体”，日本“和平衰落”。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移位必然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
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美国的战略本能使然，美国的战略本领使然。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国家模式、国家安全战略本能、国家安全利益观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美国历来把有可能对其全球霸主和世界一超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只要这一点不改变，美国就必然对战后第三个“老二”——中国采取同样的路数。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四项长期国家利益：第一，安全：美国及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第二，繁荣：处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能提供良机、促进繁荣的强大、创新和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第三，价值观：美国及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得到尊重；第四，国际秩序：在美国领导下，通过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中不包括盟友的人民和非盟友国家的安全，为了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甚至可能不惜损害别国和盟友人民的安全利益。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开始了两个重点转移：一是战略布局重点转向传统的大国战略格局较量；二是军事部署重点转向从朝鲜半岛到印度的海上弧形地带，针对中国的一面明显上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必然会遇到霸权国美国越来越多的打压。根本问题并非中国要搞“零和局”，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美国的国家模式与战略本能要为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兴大国关系而作出根本调整。
另外，许多“诱惑”也使美国情不自禁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些“诱惑”包括：第一，中国国内客观上存在一些矛盾，某些反社会、反体制、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不断“诱惑”、投靠美国；第二，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领土、海洋权益争议，这些国家本能地要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第三，中国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综合国力发展迅速，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大，树大易招风。
战后两个世界“老二”失败的教训
前苏联的兴衰与解体。从战后发展历程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前苏联。前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前苏联解体正是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前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前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公开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①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前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②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前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其所谓的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前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其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前苏联解体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这两者统统抛弃。
1988年苏共十九大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价值优先”、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决议称，“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称：“我们已经抛弃了斯大林集权官僚体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实际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被划上等号，并一起被抛弃掉。当时的苏共领导层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改变斯大林模式，因此也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实现国家形态模式的成功转型。
从实践方面看，前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④。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前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美国对前苏联实施的遏制、分化、弱化战略，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争夺，导致前苏联采取了与美国相似的对外战略模式和国家军产复合体，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国曾经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即所谓美苏“G2”，成功地利用了中苏矛盾，通过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等瓦解苏联阵营的东欧伙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美国又加紧同前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与全球霸权。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前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尽管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又推行所谓“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所谓新思维，开启了全面否定前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⑤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前苏联。
总之，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前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日本的崛起与衰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2.2%升至1990年的13%，同期美国却从36.3%降至26.6%。1955年日本的人均GDP仅为268.5美元，而美国为2422.4美元，但到1992年日本已猛增至28220美元，超过同年美国的23120美元。日本从1968年起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苏联解体后日本晋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1994年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同年美国的GDP为5.3万亿美元，按1美元兑换90日元计算，日本GDP已达4.7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88%。同年日本海外净资产高达6889亿美元，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10大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9家是日本银行，日本的大银行名列榜首，而美国则无一家。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10年日本GDP将达到7.5万亿美元，与美国的7.7万亿美元基本持平，相当于中国的4.7倍。
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泡沫膨胀而行将破灭的时候，日本却似乎浑然不知，显得相当飘飘然。结果，近20年过去了，2010年日本的GDP降到了美国约35%，并被中国所超过，沦为世界第三位。这的确是日本当时连做梦都没想到的。
20年多来，日本政局动荡，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所谓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但由于根本没有认识到国家模式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不断在美国的诱导和自我误导下，在危急中越陷越深。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小布什政府单边黩武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向伊拉克派兵，向印度洋派舰。一方面，对不断发动战争的美国言听计从，提高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成本；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自由竞争，导致日本稳定的雇佣体系瓦解，贫富差距拉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经济低迷，致使日本经济20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又重创日本经济，这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的失败对日本国家发展模式造成的误导与连累。在日本被“拖下水”的背后，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起作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凡是有可能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和集团，都是美国安全上的威胁，都要对其进行“敲打”和改造。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也不例外。这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本能所决定的。
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等。
主要著作：《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等。
摘要 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决定大国兴衰的除了国际环境以外，很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模式，即国家形态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并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未来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完善中国模式，增强综合国力，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
关键词 国际格局 大国兴衰 国家模式 竞争 战略风险
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在分析国际战略格局变动时，往往习惯于盯住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然而，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这说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上升中的大国、后起大国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下滑、衰落的，是有可逆性的。对中国来说，未来30年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如何不做战后以来第三个失败的“世界老二”？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在和平条件下，新兴的世界“老二”为什么会半途而衰？
决定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在于世界“老二”的兴衰
远的不用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引起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和标志性事件，其实都是世界第二大国或第二大经济体的兴衰与移位。例如，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解体”，日本继而取代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国际事务与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又如，持续了约20年的美、欧、日主导的世界格局，经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而萧条，日本经济因20年低迷而“和平衰落”，而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于2010年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伴随着20国集团的出现，国际格局因此而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两次世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中，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未来30年也未必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即便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或许仍将在美国的五分之一以下，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况且未来中国必然会面临国内外新的风险与挑战，特别是来自“老大”美国的战略打压与牵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未来30年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就是，防止重蹈前苏联和日本的覆辙，不做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战后，前苏联和日本作为两个曾经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世界经济主宰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成为世界“老二”之时起便成为美国打压、牵制、耗损的对象。而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也使一些与美国原来处于对立的国家得到美国的青睐，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甚至成为美国的潜在“盟友”。
战后，无论前苏联对美国采取军备竞赛、军事结盟、军事对抗或军事扩张，还是日本与美国结成盟友、唯美国马首是瞻，只要是世界“老二”，都会成为美国坚决敲打、制衡和弱化的对象。
战后，无论前苏联或日本，国家经济规模都没有达到美国的85%便开始下滑。结果，前苏联“和平解体”，日本“和平衰落”。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移位必然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
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美国的战略本能使然，美国的战略本领使然。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国家模式、国家安全战略本能、国家安全利益观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美国历来把有可能对其全球霸主和世界一超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只要这一点不改变，美国就必然对战后第三个“老二”——中国采取同样的路数。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四项长期国家利益：第一，安全：美国及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第二，繁荣：处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能提供良机、促进繁荣的强大、创新和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第三，价值观：美国及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得到尊重；第四，国际秩序：在美国领导下，通过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中不包括盟友的人民和非盟友国家的安全，为了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甚至可能不惜损害别国和盟友人民的安全利益。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开始了两个重点转移：一是战略布局重点转向传统的大国战略格局较量；二是军事部署重点转向从朝鲜半岛到印度的海上弧形地带，针对中国的一面明显上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必然会遇到霸权国美国越来越多的打压。根本问题并非中国要搞“零和局”，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美国的国家模式与战略本能要为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兴大国关系而作出根本调整。
另外，许多“诱惑”也使美国情不自禁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些“诱惑”包括：第一，中国国内客观上存在一些矛盾，某些反社会、反体制、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不断“诱惑”、投靠美国；第二，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领土、海洋权益争议，这些国家本能地要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第三，中国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综合国力发展迅速，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大，树大易招风。
战后两个世界“老二”失败的教训
前苏联的兴衰与解体。从战后发展历程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前苏联。前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前苏联解体正是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前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前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公开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①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前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②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前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其所谓的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前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其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前苏联解体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这两者统统抛弃。
1988年苏共十九大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价值优先”、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决议称，“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称：“我们已经抛弃了斯大林集权官僚体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实际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被划上等号，并一起被抛弃掉。当时的苏共领导层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改变斯大林模式，因此也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实现国家形态模式的成功转型。
从实践方面看，前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④。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前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美国对前苏联实施的遏制、分化、弱化战略，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争夺，导致前苏联采取了与美国相似的对外战略模式和国家军产复合体，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国曾经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即所谓美苏“G2”，成功地利用了中苏矛盾，通过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等瓦解苏联阵营的东欧伙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美国又加紧同前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与全球霸权。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前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尽管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又推行所谓“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所谓新思维，开启了全面否定前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⑤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前苏联。
总之，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前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日本的崛起与衰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2.2%升至1990年的13%，同期美国却从36.3%降至26.6%。1955年日本的人均GDP仅为268.5美元，而美国为2422.4美元，但到1992年日本已猛增至28220美元，超过同年美国的23120美元。日本从1968年起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苏联解体后日本晋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1994年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同年美国的GDP为5.3万亿美元，按1美元兑换90日元计算，日本GDP已达4.7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88%。同年日本海外净资产高达6889亿美元，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10大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9家是日本银行，日本的大银行名列榜首，而美国则无一家。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10年日本GDP将达到7.5万亿美元，与美国的7.7万亿美元基本持平，相当于中国的4.7倍。
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泡沫膨胀而行将破灭的时候，日本却似乎浑然不知，显得相当飘飘然。结果，近20年过去了，2010年日本的GDP降到了美国约35%，并被中国所超过，沦为世界第三位。这的确是日本当时连做梦都没想到的。
20年多来，日本政局动荡，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所谓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但由于根本没有认识到国家模式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不断在美国的诱导和自我误导下，在危急中越陷越深。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小布什政府单边黩武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向伊拉克派兵，向印度洋派舰。一方面，对不断发动战争的美国言听计从，提高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成本；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自由竞争，导致日本稳定的雇佣体系瓦解，贫富差距拉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经济低迷，致使日本经济20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又重创日本经济，这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的失败对日本国家发展模式造成的误导与连累。在日本被“拖下水”的背后，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起作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凡是有可能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和集团，都是美国安全上的威胁，都要对其进行“敲打”和改造。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也不例外。这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本能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