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时挺身而出，说“某些事情错了”，要求改变。每一次的动荡，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2011年，可能正是另一个这样的时刻。
　　北非的滨海小国突尼西亚，年轻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后扩散到中东其他国家。大部分的时候，抗议的火花一闪即逝，但偶尔，小小的抗议竟然掀起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乱，把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等地的人民，都因着不同的理由走上街头。
　　整个2011年，我获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亚，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与抗议者会面，也在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年轻男女谈话。
　　和这些人对谈的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虽然愤恨不平的理由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间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轴——经济和政治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出现运转失灵，而且两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议者说得没错，某些事情的确错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该做的事情（有人说，他们会去做的事）和实际做到的事，两者天差地远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且，政府并没有设法解决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包括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因为少数人的贪婪而牺牲掉“公平”这个普世价值。尽管话都讲得很漂亮，老百姓确实感受到不公平，感觉遭到背叛。 年轻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亚、埃及的独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厌倦了老而顽固的领导人“只顾保护本身的利益，宁可牺牲社会其他人”的一贯做法，却没有机会透过民主程序推动改革。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好不到哪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推动“你可以相信的改变”，后来端出的经济政策，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却似乎只是换汤不换药。
　　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以及加入声援的父母、祖父母与教师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想要推翻体制，他们仍然相信选举程序可以运作下去，只是政府必须牢记它对人民是有责任的。走上街头，只是为了促使体制走上变革之路。
　　如今，有3个议题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关注：市场并未依照应有的方式运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稳定；政治体系无法矫正市场失灵；经济和政治体系从根本上就不公平。本书重点不仅着重于探讨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时也将解释这3个问题是如何盘根错节，关系紧密。
　　事实上，分配不均正是政治体系失能的因和果，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而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况恶化。于是，我们掉进向下沉沦的恶性循环中，唯有依赖协调一致的政策，才能从漩涡中爬出。
　　在聚焦于分配不均之前，我将先铺陈背景，说明经济体系广泛的失灵情形。
　　市场已经失灵
　　市场显然没有依照倡议者宣称的方式在运作，特别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更凸显了它们的非常不稳定，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银行家下了赌注之后，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们将连同整个经济向下沉沦。然而，仔细观察这个体系可以发现，这不仅是单一的意外，让银行家有如此作为的诱因始终存在。 市场的优点，理论上在于它的效率，但是市场显然缺乏效率。经济学的最基本法则在于“需求等于供给”，如果经济要保持高效率，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现实世界中，庞大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我们需要投资好让穷人脱离贫困的生活、促进非洲和其他低开发国家的发展，同时改造全球经济以面对暖化带来的挑战。同时，我们却有庞大的未利用资源——劳工和机器闲置，或者没有全能生产。失业（市场未能为那么多公民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恶劣的市场失灵形式、最大的无效率来源，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2012年3月，约有2400万美国人希望拥有全职工作，却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有数百万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子，美国有许多空屋，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早在这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就没有兑现它所承诺的事。虽然国内生产总额（GDP）仍有成长，大部分公民却感受到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对美国大部分家庭来说，早在衰退来袭之前，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所得已经低于10年前。也就是说，美国打造了一具让人惊叹的经济机器，但显然只为顶层效力。
　　为什么攸关重大？
　　本书谈的是，为何我们的经济体系未能让大部分美国人过更好的生活？为什么分配不均严重到这种程度？以及分配不均带来了什么样的恶果。
　　根本论点是，我们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价——经济体系没有那么稳定和发挥那么高的效率、成长减缓，并且陷民主体制于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险境的，还不只这些：我们的经济体系未能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体系似乎逐渐被有钱阶级俘虏。美国人民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心，将随同其全球影响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现实，就会发现美国已不再是充满机会的国家，就连长久以来引以为豪的法治和司法体系都已千疮百孔，国家认同感也摇摇欲坠。
　　“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某些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紧紧相系。当中确实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东西错了，也相信有可能改变。问题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者错误，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劲，尤其是图利了特定的利益群体。
　　全球各地的人、国家和经济唇齿相依，这样的发展可以用来促进繁荣，却也散播了贪婪和苦难。市场力量的确十分庞大，但并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们决定如何来管理。过去200年，是市场表现最好的时候，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那样的增幅远远超越之前2000年。政府在这些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过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并未认清这个事实。
　　另一方面，市场也能集中财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以及剥削劳工和消费者。基于上述这些理由，市场显然必须加以驾驭和节制，以确保它们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这种事情必须一做再做，确保它们持续如此。美国在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就这么做过，首次通过反垄断法。新政（New Deal）时期也做过这种事，通过社会安全计划、就业和最低薪资法案。“占领华尔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欲传达的讯息是：市场必须再次加以驾驭和节制；如果不这么做，后果将十分严重。不是政治，就是经济，必须有所变革。 　　不均和不公
　　有时，即使市场本身相当稳定，也经常造成分配不均，而这样的结果普遍被视为不公平。近来有些经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显示，一般人都认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经济和政治体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发出抗议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亚、埃及和中东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难找，就算有工作，也被关系良好的人抢走。
　　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似乎比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优秀学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比较高，因此有钱的父母会设法将子女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这些学生有远比其他人要好的机会，进入明星大学就读。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讲出了他们的心声，因此虽然抗议人数不多，却有高达2/3的美国人支持这项活动。
　　一项民意调查指出，在这次的危机爆发之后，约有一半的人认为我们的经济体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稳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业中的许多人（为了简便起见，我将经常称他们为“银行家”）抱走超高的奖金，而那些因为这些银行家犯错而受到伤害的人却失去工作；或者，政府愿意拯救银行却不愿伸手帮助那些明明没错却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没有具体协助失去房屋的数百万人。危机期间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决定相对所得的因素，并不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基于其他的原因。银行家领得很高的报酬，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甚至对公司的贡献）却为负值。社会精英和银行家能有那么多的财富，似乎是靠着他们能够且愿意损人利己。
　　谈到公平，所谓“美国价值”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就是机会。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机会均等的乐土。艾尔杰（Horatio Alger）写的个人从底层爬到顶层的故事，成了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如今，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是机会乐土的想法，愈来愈只像是一个梦而已。数据显示，美国公民从底层爬升到顶层的机会，低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
　　俗谚说“富不过三代”，意思是说顶层的人必须卖力工作，否则自己（或者子孙）很快就会日落西山。事实证明，顶层人家的子女继续享有财富的机会相当大。
　　50年前，美国年轻人在公民权益运动期间以这个国家对待非裔美国人的方式，来检视均等、公平和公义等价值，发现这个国家的政策大有问题。现在，他们以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表现来检视相同的价值，发现整个体系对穷人和中产阶级有所亏待——不只对少数族群来说是如此，对所有背景的大部分美国人也是。
　　如果奥巴马总统和我们的司法体系发现，将经济带向毁灭边缘的人，因为某些不当行为而“有罪”，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体系是有在运作，至少让人觉得有责任感。事实上，那些应该定罪的人往往没有遭到起诉，即使遭到起诉，又通常被判无罪，或者没有定罪。对冲基金业里有些人因为内线交易而遭到判刑，但这有如余兴节目，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对冲基金业并没有造成危机，造成危机的祸首是银行，但银行家们都没事。
　　如果没人该负责，如果发生的事情不能怪罪到任何一个人，那就表示问题出在经济和政治体系。
　　（待续）（编辑/立原）
　　《不公平的代价》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重建有感成长与社会正义的经典著作
　　国际媒体报道推荐：《经济学人》、《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卫报》、《彭博商业周刊》、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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