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毛主席的话，我们当年参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中国革命的序幕，真正的高潮是在50年至100年之后——也就是现在80后、90后挑起历史重担的时候，‘中国梦’需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来实现，我们老同志要发挥作用。”2013年清华102周年校庆座谈会上，83岁的凌瑞骥对同样已过古稀之年的昔日战友和学生们语重心长地说。
　　在凌瑞骥看来，燃烧生命的余热帮助青年一代正确地认识国情、世情，走好未来的发展之路，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在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有的是‘老本’，是经过实践淬炼的经验；但现在信息技术更新非常快，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遗产’越来越少，希望我们一生的体验和感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这位在清华园里工作生活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为青年一代做好铺路人”。
　　与清华结缘一生
　　1948年，凌瑞骥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0年7月，当选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他与清华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56年，时任校机关党支部书记的凌瑞骥，被抽调进行计算机系的筹备事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专业和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他在组建新专业、新系的过程中，一直担任主要专业及专业基础课程，并为年青教师开设提高课。
　　1958年至1965年，根据仅有的一张简单的交流计算台说明书示意图，他在由简易车棚改装成的实验室里，领导建造了我国高校第一台中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911机）。1966年，由他领导建造的我国最早自行研制并小批量投产的全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112机）诞生。1980年，他参与创建并随后负责我国高校第一个外向型校办科技企业——清华大学技术服务公司，并创建清华大学软件技术中心。率先打入日本、美国的软件市场，先后承包美、日50余个高水平软件项目，全部达到或超过合同要求，为我国软件出口开创了良好的声誉。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该中心出口创汇额占全国软件出口的四分之一。受到国家科委、外经贸部的充分肯定。为此，在全国软件行业中，成为最早获得直接外贸权的软件开发中心之一。
　　1982年，凌瑞骥因领导研制成功用国产100系列小型计算机控制的TF-2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掩模板图形发生器，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1992年，又因领导并组织完成“高精度数学函数库”的研制，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2年8月，受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聘请，担任三校在上海浦东兴办的上海达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1994年8月至1998年10月，受清华大学软件技术中心委派，凌瑞骥担任清华大学与美国IBM公司对等合资的北京鼎新信息系统开发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凌瑞骥将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和清华的建设发展。作为一名老党员，从最初担任清华地下党小组组长，再到主持系里工作全身心投入科研教学，他始终不忘“党员”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此外，他曾担任过的学术职务有：中国计算机学会微型计算机分会顾问、中国UNIX用户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软件行为协会北京市分会数据转换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做学生工作的“小时工”
　　1995年离休后，凌瑞骥放弃了安逸的晚年生活，选择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茁壮成长的下一代。而这，还源于一个“插曲”。
　　2006年元旦刚过，凌瑞骥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这位生长于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老红军后代利用赴美留学的业余时间，创办了一个致力于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网站。由于时常对美国网民的一些疑问和误解感到“束手无策”，她专门向凌瑞骥寻求帮助。
　　在国贸酒店门厅里，一老一少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交流，凌瑞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她澄清事实，批驳和揭穿了来自西方恶意诽谤和妖魔化中国的流言蜚语。这场谈话不仅让女孩收获颇丰，也让凌瑞骥触动很深。“对于我们这些曾参加革命的八旬老人来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太缺乏深刻的了解了。”在他看来，对祖国历史的无知会让青年人失去精神的武器。即使是老红军后代，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在西方媒体的蛊惑和误导面前，也会因为缺乏了解而“束手无策”。
　　“80后、90后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知之甚少，对改革开放的前20年也是一知半解，面对网络上缺乏历史依据的‘奇谈怪论’，几乎毫无辨别和抵御的能力；而我们这一代人，对抗日战争记忆犹新，更亲身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日日夜夜，这些真实的所见所闻可以帮助年轻人真正理解自己的祖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那次谈话后，凌瑞骥主动来到计算机系党委报到，志愿成为该系学生工作组和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分会（TMS）的一名“义工”。
　　此后，凌瑞骥一心扑在青年工作上，协助系党委学生组、辅导员开展工作。“只要学生工作有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帮助80后、90后学习理论，了解历史，认识国情、社情和世情，凌瑞骥的工作劲头完全不像是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他的人生，也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作为地下党员组织青年学生地下读书会，团结、争取进步青年的时候。人生之趣，仿佛一个圆圈，前后呼应，画龙点睛。
　　老“80后”的情结
　　2008年9月，清华大学启动“新生导引项目”，凌瑞骥成为计算机系81班9名国防新生的导师。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和山区，来清华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计算机。他们一方面在成绩上会存在一定的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国防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为了能够帮助新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凌瑞骥为他们联系高年级学长进行辅导，多次与他们单独谈话，鼓励他们克服畏难情绪，奋发学习；为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的光荣使命，凌瑞骥准备了大量的文史材料，结合亲身经历与他们分享，每年寒暑假鼓励他们记录家乡的变化，扎根土地，了解国情。 　　经过4年的培养，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该班学生毕业时几乎全部进入重要国防单位工作，毕业后仍然与他保持着联系。“看到这些孩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感到内心很充实。”凌瑞骥坦言：“自己以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是‘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免费医疗和离休补贴让我安度晚年，也让我感觉自己成了‘纯粹的消费者’。能够发挥余热为青年成长出一份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我常对学生说，我也是‘80后’——80岁以后，是‘老80后’做‘新80后’的工作。”凌瑞骥以一颗“80后”的心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辅导员制度是清华培养人的一大特色，这些辅导员自己也是80后，相对而言缺乏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做工作时没有‘武器’；而我可以为他们提供‘炮弹’，让他们去 ‘打仗’！去帮助学生解除思想上的各种疑惑。”凌瑞骥说。
　　谈到目前大学生思想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凌瑞骥说：“这些孩子们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太理想主义，而他们是现实主义。其实，他们的‘现实主义’仅仅只是‘小现实’，看到的是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真正的‘大现实’是应该看到960万平方公里，看到三分之二的人类。”在他看来，学生们的困惑多是由于没有全面了解国情、世情，还不能领悟到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青年学生摆脱思想上的狭隘，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将毕生余力投入学生工作
　　近两年由于听力、视力都有所下降，凌瑞骥不得已“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时刻不忘为学生工作作贡献。对此，凌瑞骥说：“我现在看到国外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会翻译出来，发给辅导员们看看。就像当年毛主席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让大学生不仅接触‘香花’也要接触‘毒草’一样，希望同学们通过阅读原汁原味的报道，多接触西方的评论，培养在复杂现实中的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对于已是耄耋之年的凌瑞骥而言，翻译并非易事。为了翻译的准确性，哪怕是一个小标题，他都要反复斟酌。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叫《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他觉得翻译可能存在问题，于是找来原文，发现是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评论，原题为《U.S.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经过仔细阅读，凌瑞骥发现在原文结尾处，福山指出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更能“适者生存”，主张美国应该借鉴中国经验。显然，国内报纸只是简单直译标题，而且存在美国是“老师”、 中国是“学生”的误读，因此经过反复推敲之后，他将标题改译为《对中国，美国民主乏善可陈》，不仅保留了作者原意，还避免了学生误解。这样的翻译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心力，但是凌瑞骥仍然坚持着。
　　对此，凌瑞骥坚定地说：“我现在听力、视力、记忆力都不如从前了，但还没有worn out（丧尽），只是decay（衰退），所以我还能尽力做一点。只要听力、视力、记忆力还剩一点，我都会坚持下去，做好青年一代的铺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