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城墙，在唐、宋、元时期，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城垣建筑
　　中国历史悠久的城市几乎都有城墙，成都的城墙虽然没有北京、南京、西安那么有名，却因为集三座城墙为一城而别具特色。

三座城墙的来历

　　城墙的出现，一定是伴随着城市的兴建而生的。
　　成都最早筑城的说法之一是，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令张仪和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了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乃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是经济中心。两城各修建城墙环绕。也就是说，自成都建城伊始，就是有两座城墙的城市。

　　公元581年，隋文帝之子杨秀在位于成都城中心、大城西侧、靠近原少城的地方建起了“隋城”。876年，唐朝四川节度使高骈以大城为中心，向大城外扩出一圈建立新城，成为“罗城”，原来的“隋城”被改建为“子城”。32年后，王建割据蜀地称帝，次年改“子城”为皇城，修筑了高大的城墙，这就形成了三座城墙环抱的雏形。
　　到了公元1380年，朱元璋之子朱椿被封为“蜀王”，将汉唐、前后蜀遗留下来的“子城”全部拆毁，在旧址上重新修建“蜀王府”。虽为王府，却有皇宫的巍峨气派，故老百姓称之为“皇城”。
　　至此，成都形成了一个单中心、三重城墙相套的独特格局。虽然历经多次战乱，但历代都在原有的基础上修缮，始终保持着三座城墙环抱的基本格局。

不停地移徙修葺

　　有城墙必有城门。一般来说，城墙四面各开一个大门，按方向称为东门、南门、西门和北门。但有意思的是，由于成都独特的城墙格局，最早的两座城墙在西边一段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现象，大城的城墙没有西门，少城的城墙则没有东门。
　　成都的城墙，在唐、宋、元时期，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城垣建筑。明末战乱频繁，城墙多被破坏。
　　至康熙年间，由四川巡抚在明城废墟上重新修建了清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花费巨资重修，所建城墙周围长超22里，上有垛口及箭孔8122个，八角楼4个，炮楼4个，城墙高5丈。城墙四周分别建有4个门，门外建有方形瓮城。
　　据《成都城防古迹考》记载：“原来之东、南、西、北四门，皆有月城。因其地城墙城门皆双层，形如半月，民国时陆续拆除，辟为街道。至抗日期间为避空袭计，四面城墙增开缺口甚多。
　　成都城墙历经沧桑，也有过大的变动。从最初秦时的周回12里，到五代时的周回42里，从大城、少城两座城市到合二为一，到后来又改为子城（内城）和罗城（外郭）。
　　不像西安汉城、唐城那样的大移动，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上百里，成都城总在锦江之北、威凤山之南的这片土地上移动，时大时小，时左时右。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曾记载，成都城从秦、汉至唐初，虽然“前后移徙十余度”，但“所理不离郡郭”。
　　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袁定基考证，早期的成都城墙存在两大缺点：第一是规模小，第二是不坚固。他说，当时的城墙都是用泥土夯筑而成，很容易被雨水冲毁。
　　隋文帝时，蜀王杨秀修建的隋城，到唐末不过三百来年，就已经风化坍塌。到公元876年，才终于有了它的升级版——罗城，使用了砖石材料，彻底克服了一千多年来不停修葺的缺陷，也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成都古城墙的基本格局。

谁奠定了古城墙基本格局

　　奠定成都古城墙基本格局的人是唐末的四川节度使、名将高骈。
　　唐末的成都，西有吐蕃侵扰，南有南诏威胁，高骈在剑阁大败南诏兵后，主持在南诏进入西川要道上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在马湖镇（今宜宾西南）、沐源川等地筑城，并各置唐兵扼守。
　　在成都，高骈修筑了新城墙，费钱150万贯，用砖1550万块，建成的城墙周长25里（算上附加的瓮城共33里）。
　　新城有10座城门（一说8门），比原来的城区扩大了6倍左右。由于新城把以前的大城、少城、隋城等统统包罗进去，所以称为“罗城”，于公元876年11月完工。
　　高骈在《请筑罗城表》中记载了修建罗城的全过程，这也是成都有瓮城的最早记载。罗城城墙高2丈6尺，墙基宽2丈6尺，城墙顶宽1丈，城垛高4尺。城上并建楼橹廊庑5608间。城的四隅，还设有马面，士兵可于此向外射箭或发射石炮。建造罗城，无疑增强了成都的防御能力，稳定了西南局势。
　　据《成都古今集记》载，秦时，成都城上修建的城楼是用来定筑城南北方位的建筑。其中保留最久、最著名者乃少城西南宣明门上的张仪樓。任豫《益州记》云：“诸楼年代既久，榱栋非昔，惟西门一楼，张仪时旧迹犹存。”唐末，张仪楼被迁建于罗城之上，宋末毁于战乱。

“千年之谜”芙蓉城

　　成都的城墙修筑史，有一个和鲜花有关的“美丽”谜团。
　　一千多年前，成都的城墙上曾经栽满芙蓉花，每年入秋时，整个城被花海围绕如同一个大花园。而那个宁愿要看花看美人的后蜀主孟昶和他的花蕊夫人虽然亡了国，却也留下了蜀国人对“美”偏执不羁的浪漫诗篇。
　　成都在城墙上遍植芙蓉花是从五代后蜀开始的。据宋朝张唐英《蜀梼杌》载，五代时期后蜀后主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记》，描述了芙蓉盛开时城墙上的胜景：“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照相，因名锦城。” 　　那时的成都城，因芙蓉花声名远播，有了芙蓉城的美誉。今日成都“蓉”的简称也来源于此。1983年，成都市正式将芙蓉花定为市花。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芙蓉，又名拒霜，叶大丛生，其寿不永，最易凋零。种植芙蓉宜于卑湿，多栽种于水边，而城墙上缺水多风，实不相宜。

　　的确，在史料记载中，除了描述后蜀种植芙蓉花外，后来再也没有相关记载，后人想恢复当初胜景时，都以失望告终。
　　明嘉靖时陆深在《蜀都杂钞》中说，“蜀城谓之芙蓉城，传自孟氏，今城上间栽有数株，两岁著花，予适阅视见之，皆浅红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吴中之烂然数色也。”说明城墙上种植芙蓉很难开出艳丽的花朵。
　　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也曾经打算恢复芙蓉城的景观，结果也是没成，后人只是在四道瓮城内各见一通石碑，刊有他的《种芙蓉记》。1933年，瓮城拆毁，这几处石碑也一并消失。
　　有专家曾解释，说当初后蜀主孟昶在城墙上种植芙蓉花，是为了保护城墙。在雨水淫多的成都，城墙都是用夯土筑成，易于崩塌，而芙蓉花树，地面部分繁盛茂密，可以遮挡雨水冲刷，其根系发达，有很好的固土作用。孟昶在城墙上遍种芙蓉花，就是利用其特点保护城墙。至于“四十里芙蓉如锦绣”，只是孟昶意料之外的收获。
　　不过，成都百姓更喜欢另一个浪漫的传说：孟昶之所以选择芙蓉花装点成都，是因其王妃花蕊夫人喜欢赏花，又时时处于“感时花溅泪”的诗人感怀中，特别偏爱傲寒拒霜的芙蓉花，孟昶为讨她欢心才遍植芙蓉。

修筑城墙的鼎盛时期

　　成都大规模修建城墙是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成都因此大建城墙。
　　康熙年间，由四川巡抚在成都的明城废墟上重新修建了清城。清乾隆四十八年又花费巨资重修。《华阳新志》称，这个时候的成都古城墙“楼观壮丽，城廓完固”，“冠于西南”，“不亚于京师”。
　　雍正《四川通志·城池》记载：清雍正时期的成都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虽说较乾隆时期略小，但更坚固，更精巧，更成体系。
　　一首19世纪中叶流行于成都的竹枝词称：“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烟横。千家万家好门户，几家高过蜀王城？”充分体现出了蜀王府城墙的高大、气派。
　　自古以来，成都人春日爱登城墙，发思古之情幽。从城墙上放眼望去，满眼的青砖瓦房、四合院、吊脚楼，铺石板的老街上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古刹钟声传来，平添一种文人情怀的遗韵，这就是成都人一直喜欢的抒怀情调。

消逝之路

　　民国以后，成都城墙开始被拆除。
　　1912年首先拆除了少城的北段城垣，继拆南段城垣。为了交通方便，1913年西较场城墙上增开了通惠门，第二年在东较场侧辟开了武成门。1921年拆除了西御街口的少城城垣，1933年拆毁了大城的瓮城。两年后即1935年拆毁了少城的最后一段城垣，屹立了两千多年的少城城墙全部消失。
　　抗战期间，为防日军空袭，便于市民疏散，在各交通要道处拆除了部分城墙。有些地方城墙开始垮塌，还有些人家将城墙拆回建造私宅，以致城墙垛口和城顶面砖几乎扫地以尽，墙外包砌之砖亦多被拆剥。
　　自杨秀建立蜀王府之后，成都的中心一直是皇城，明朝蜀王府的建造格局和北京皇宫非常相似。清初成都重建时，将蜀王府改为贡院，皇城坝前建起大石牌坊一座，上刻“为国求贤”四个大字，皇城成了考场，房舍有13935间，可谓气势恢弘。辛亥革命后，皇城成了軍阀刘存厚、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进行巷战的中心。每一次混战，皇城都成为战场。老百姓苦于战火，干脆拆掉了皇城城墙，只留下了前后城门。
　　由于残垣断壁的成都城墙妨碍交通，影响市容，1958年4月，成都市成立了拆除旧城墙总指挥部，原来的清代大城陆续被拆除，城墙砖用于市政工程建设，城墙土则用来填平了城内300多处池塘与洼地，或用于烧制砖瓦。1968年，皇城被拆除。
　　据四川民俗学者袁庭栋考证，如今成都市遗存的古城墙残段只有九处，总长度不足千米。其中，以北较场的古城墙保护较完好，长度最长，规模最大，墙面砖多是收集到的老城墙砖，是目前仅有的可供参观的成都老城墙。